1702396459
1702396460
在英国航空公司2017年的一则欧洲海滩度假广告上，一名金发白人妇女和孩子披着亲子沙滩巾，在一片宁静空旷的沙滩上玩棋盘游戏。她们半背对着镜头，目光凝视棋局。两人的打扮和所玩的游戏，暗示她们是一对中产阶级母女，惬意地享受着彼此的陪伴和恬静的氛围。广阔的蓝天占了约四分之三的画面，而占据整片天空的白色大写字母写道：“如果你唯一的工作就是当妈妈呢？”言下之意，这当然是不可能的。图中的女人——或许和大多数英航的女客户一样——是一位母亲和 职员，承担不起辞职的代价。然而，这幅图片基于假设问句“如果……呢？”，把只 做母亲——尤其还是中产阶级白人母亲——的可能渲染成迷人的幻想：一份不用劳动、没有压力的职业。
1702396461
1702396462
相比之下，《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2015年一篇发表后在该报网络评论区引发热议的文章，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做出了截然不同的描述和道德评价。作者文斯戴·马丁（Wednesday Martin）讲述了她搬到纽约上东区的经历，“在我的新住处”发现了“后来我称为‘魅妈族’（Glam SAHM），即‘魅力四射的全职妈妈’（glamorous stay-at-home-moms）的女人们”。
1702396463
1702396464
当我发现最顶尖的精英阶层竟是一潭被珠光宝气和金钱掩盖的死水时，吃了一惊……我接儿子们时在操场上、幼儿游戏班或幼儿园里碰到的那些女人，大多30来岁，有名牌大学或商学院的高学历。她们嫁给了有钱有势的男人，很多是操作对冲基金或私募股权基金的；通常有三四个10岁不到的孩子；住在莱辛顿大道以西，第63街以北和第94街以南；而且不离家工作。她们把自己锻炼得水嫩无比，穿着华贵精美的服装到学校接孩子，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小十岁。许多像CEO一样经营着自己的家（复数）。
1702396465
1702396466
……毋庸置疑的是，她们不和男人打交道。有在外酩酊大醉的姐妹狂欢夜、女士专享的午餐会、衣箱秀[*] 和“慈善购物”活动。在豪宅里有妈妈茶会和女士专享晚宴。甚至还有一些私人飞机上的姐妹专享飞行派对，那会儿所有人都会带上、穿上同种颜色的服装。[2]
1702396467
1702396468
英航广告图上的沙滩妈妈幻想和马丁对迷人、懒散、无聊的全职妈妈的讽刺性描述，都抓住了当代文化再现对于中产（以上）阶层全职妈妈极度含混而矛盾的态度。一方面，正如我接下来还会继续谈到的，媒体和政策上无数虚构或现实的形象和故事都美化、肯定了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尤其是白人妈妈。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媒体或政策话语把中产全职妈妈描写成错误、不恰当地放弃事业选择母职和家庭生活，常常予以抹黑或嘲讽。她们又被树立成第2章探讨的理想化“平衡型女人”的鲜明对立面。下面我们来一步步揭示当代媒体和政策话语关于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文化叙事中，这一矛盾的具体表现。
1702396469
1702396470
理想化的形象
1702396471
1702396472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美国媒体上出现了理想化的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形象。美国女性主义记者苏珊·法吕迪（Susan Faludi）称之为“新传统主义者”（The New Traditionalist），即“自由”选择回归主持家务、辅佐丈夫的“传统”生活价值观的妇女。在她极具影响力的作品《反冲：对美国妇女的不宣之战》（Backlash: The Undeclared War Against American Women ）中，法吕迪展示了新传统主义者如何不同于心力交瘁的超级妇女，不是竭力兼顾母职和带薪工作，反倒为“宅居”生活欢天喜地——维多利亚时代幻想的“家中天使”（the Angel in the House）的当代版本。[3] 然而，大众媒体和新闻上这些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描绘，尽管遵循了极度成见化的、异性恋规范的妇女价值观，却“聪明地用积极分子的语言包装起来，这种策略既认可了妇女对自主权的渴望，又利用了这一渴望”。[4] 新传统主义者不再是顺从的家庭主妇，而被塑造成做出了积极主动选择的独立思想者。
1702396473
1702396474
20世纪80年代末，商业作家、自命为女性主义者的费利斯·施瓦茨（Felice Schwartz）在《哈佛商业评论》（Harvard Business Review ）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在美国媒体上引发了热烈讨论，巩固了全职妈妈的形象。[5] 施瓦茨认为女人分为两种：一种是事业为重的女人，她们偏好严格、紧张的职业发展模式；另一种是双管齐下的，她们偏向于同时 经营家庭和事业。施瓦茨设想女人能够在二者之间转换，并希望自己的分类和提议能引起对妇女高管所面临的性别偏见和歧视的讨论。然而，她的提议却被绝大多数媒体和职场政策误用于将妇女安顿在固定的位置上。相比于事业为重型的“快升路线”（fast track），《纽约时报》把双管齐下型称为“妈咪路线”（mommy track）。[6] 20世纪90年代中期，英国社会学家凯瑟琳·哈基姆的偏好理论进一步推动了这类观点。该理论建立在一种（错误的）假设上，即英国和北美等地的妇女，活在哈基姆所谓的“新形势”（the new scenario）之下[7] ，可以真正、不受限制地选择想要如何生活。因此，有一部分妇女（据哈氏报告，占女性总人口的10%～30%）属于哈氏界定的“以家庭为中心”（有别于“以工作为中心”或“适应型”）一类，即接受传统性别分工、不愿从事带薪职业的妇女。哈基姆力称，她们当主妇的选择，与上班挣钱一样有价值，毕竟她们能“把婚姻事业经营得和男人的经济事业一样好”。[8]
1702396475
1702396476
尽管哈基姆和施瓦茨的理论，以及妇女不同的工作与生活路线取决于固定的个人偏好和选择的观念受到了批判，但那种遵循个人偏好弃业持家的家庭为重型妇女形象依旧存在。21世纪初，这一形象在美国和英国的公共话语中再度抬头。《纽约时报杂志》2003年一篇论及“选择退出式革命”（opt-out revolution）的文章引发了广泛关注。[9] 社会学家帕梅拉·斯通指出该文
1702396477
1702396478
提炼了媒体描述中反复出现的主题：妇女，尤其是成就斐然、受过大学教育的妇女，正越来越多地放弃事业选择母职，“拒绝职场”和“拥有一切”的女性主义愿景，放弃职业成功的抱负，以换取持家带娃的价值和安逸感，但她们的行为所代表的不是对传统性别期望的被动屈服，而是一种先发制人的“选择退出式革命”。[10]
1702396479
1702396480
帕梅拉·斯通和阿丽尔·库珀伯格（Arielle Kuperberg）分析1998—2003年的美国印刷媒体发现，其中对全职妈妈的描绘牢牢固守着传统和父权观念中的妇女形象。大多数新闻报道涉及的，都是异性恋、白人、中产阶级的已婚妇女，关注点“几乎全在妇女的母亲身份而非妻子身份上，在家庭而非工作上”[11] ，最常提及的事项是子女养育。几乎总是用选择论框定妇女“选择退出”的决定，而“基本不提障碍、限制或缺乏选择余地”。[12] 斯通和库珀伯格总结道，这一写照标志着“女性新奥秘”的诞生，“居家操持的决定如今不同以往，被冠上了选择和妇女解放的名义”。[13]
1702396481
1702396482
媒体将中产居家妈妈定义为一种选择和妇女解放的做法，在经济衰退和后衰退时期的英国媒体报道中有着生动的展现。我与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对2008—2013年的英国媒体报道所做的一项研究表明，即使在妇女成为受经济危机和财政紧缩打击最大的群体时[14] ，下岗当家庭主妇依旧被大肆渲染成积极的选择，是她们出于对辞职或不用上班的渴望和兴趣而做出的。[15] 例如，《星期日泰晤士报》（The Sunday Times ，2010年1月10日）上的一篇新闻特稿就讲述了几位妇女的亲身经历。她们曾在传媒公司或律师事务所担任要职，后来在经济衰退时遭到裁员。文章谈到了她们的困顿和焦虑，但故事本质上以一种因祸得福的框架，令这些曾经的职业妇女去拥抱——甚至是庆贺——失业后被迫接受的新主妇身份。着实讽刺，即便离职的“选择”明显是妇女由于裁员被迫做出的，却常常仍被说成是她们自己主动去当全职妈妈的。[16] 此外我们发现，中产阶级妇女做全职妈妈的选择并非预想的那样，因为（显然）无助于经济而受到嘲讽，它在很大程度上也得到了认可，包括政府的认可。例如，当时的英国副首相尼克·克莱格（Nick Clegg）曾称赞全职妈妈们的选择是“高尚的”“可敬的”。[17] 与当时的经济紧缩话语同期发出的这一认可，钦定了妇女回归家庭是理性、有价值的。[18] 它属于女性主义媒体学者黛安娜·内格拉（Diane Negra）和伊冯娜·塔斯克（Yvonne Tasker）所说的，对战后典型模式，尤其是被动型妇女和“母式节俭”（maternal thrift）的怀旧型回归。[19]
1702396483
1702396484
对中产妇女“甘愿”放弃事业的理想化描绘，部分也基于同一时期对于工人阶级家庭主妇的贬斥和嘲讽。和我们看到的常被誉为高尚、可贵的中产太太不同，研究表明，全职带娃的劳动阶层贫困妇女一贯被塑造成“凄惨的”的母亲，过着“左支右绌”“杂乱无章”的生活。[20] 此外，将中产阶级全职太太呈现为一种积极形象，靠的也是将其与家务生活和主妇的贬义色彩区别开来。在我和萨拉·德·贝内迪克蒂斯对英国报刊新闻所做的内容分析中，“家庭主妇”一词的使用频率很少（仅占299篇文章样本的1%）。[21] 相反，大众媒体和流行文化通常把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描述为“甜心妈咪”，关注的是“高强度母职”（intensive mothering）和“优质培育”，及其给妇女和孩子带来的有利之处。[22]
1702396485
1702396486
流行文化不断推出浪漫化、理想化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母性特质的再现。例如，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Jo Littler）展示了“辣妈”（yummy mummy）作为母性气质备受崇拜和景仰的理想形象，是如何体现在英国名人指南类书籍和言情小说中的——而该形象的出现（并非偶然地）正值国家停止育儿福利、用人单位普遍不支持弹性和/或兼职工作的时期。利特勒指出，对辣妈的理想化描述，“把子女养育说成纯粹私人的问题，实则掩盖了那些政策带来的后果”。它将母育简化成“‘心理成熟’和‘个人选择’的个体化问题……而对经济和优势地位避而不谈”。[23]
1702396487
1702396488
时尚辣妈和甜心妈咪的正面形象建设，也源于一再强调孩子的健康、幸福和成功得益于全职妈妈（“证明”职场妈妈对孩子的健康和幸福有负面影响）的观念。例如，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发表的一项题为《职场妈妈有影响孩子前途的风险》（“Working Mothers Risk Damaging Their Child’s Prospects”）的追踪研究[24] 表明，出生后母亲回去工作的孩子，比起母亲留在家中抚养的孩子，更有可能在学校表现不佳，更容易失业，精神压力也更大。即便是第2章谈到的性别平等先锋、热烈支持妇女参与或留在工作岗位的安妮—玛丽·斯劳特，在讲述导致她辞职的动机时，也重点谈到了大儿子的堕落，并暗示他有青少年犯罪行为：“到了八年级，他的行为升级；他曾经被学校停学，被当地警方逮捕。我好几次接到紧急电话……要我放下手头的工作，乘最近一班火车赶回去。”[25]
1702396489
1702396490
政治和政策话语中也有对中产阶级全职妈妈的拔高。一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新自由主义政府大力鼓动妇女进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26] 因此，政府赞誉的，通常是在职的妇女，而不是离职的。正如下一节将讨论的，在美国，时任总统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就有谴责全职妈妈的恶名。另一方面，不同的政府（有时是同一个政府）又传达着相互矛盾的信息。例如，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竞选总统时，强调他的育儿政策“也支持选择留在家中的母亲，并且敬重和认可她们对家庭和社会做出的不可估量的贡献”。[27] 特朗普提出的政策承诺，有全职爸爸或妈妈的家庭可以从税款中完全扣除平均育儿成本。在特朗普竞选期间，他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推特上说：“当全职妈妈是最有回报，但也最具挑战性的角色之一。”[28]
1702396491
1702396492
在英国，尽管过去30年来政府的政策和言论一直对全职妈妈持批评态度，同时却越发强调“优质培育”，并暗示这主要是母亲的责任。例如，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在2016年关于人生机遇的演讲中，称赞了蔡美儿（Amy Chua）2011年的畅销回忆录《虎妈战歌》（Battle Hymn of the Tiger Mother ），并表示希望将虎妈战略的核心原则纳入社会政策中：“工作，努力工作，相信你能成功，（跌倒了）爬起来再试一次。”[29] 他的表态绝不是在夸奖全职妈妈。然而，卡梅伦在支持虎妈培育法（该书出版后不久，保守党议员迈克尔·戈夫［Michael Gove］也曾大力支持）[30] ——已被大肆渲染为培养孩子韧性、毅力、献身精神、责任心和雄心壮志的中产阶级严厉教育法——时，也强调了给孩子提供优质培育是母亲（而非父母双方和国家）的责任这一观点。
1702396493
1702396494
被贬低的形象
1702396495
1702396496
中产阶级全职妈妈放弃事业择取家庭的做法在受到媒体和政策美化和称赞的同时，也常常遭到批评、攻讦和嘲讽。[31] 部分批评集中在对孩子的影响上。一有报道称职场妈妈对孩子有负面影响，立马就有其他研究反过来说全职妈妈的孩子不如前者的快乐，表现也更差。另外一些常出现在新闻上的研究显示，全职妈妈更容易抑郁，更容易感到压力。[32]
1702396497
1702396498
除了这些批评，中产阶级全职妈妈还常常遭到贬低和讽刺。之前提到的《纽约时报》文斯戴·马丁的文章就附和了对中产和中上阶层无业妈妈常见的刻板形象：光鲜亮丽、生活奢靡、懒散、无聊，更重要的是，这些都源于她们的自主选择。社交媒体平台上各种梗图（meme）[33] 都是如此描绘这种“复古式主妇”的。“还有这么多家务要做，放部什么电影好呢？”品趣（Pinterest）上的一张梗图上写道，图片上是一位复古、无聊的主妇，她抹着口红、衣着整洁，说明根本不做任何家务事。“睡午觉听起来多幼稚。我更爱称它为水平的生活停顿”，另一则复古图片的标题写道，图中一位白人女性穿着印花睡袍、恣意躺在自家床上。[34]
1702396499
1702396500
这一中产和中上阶级全职妈妈的形象，令人联想到随着《绝望主妇》和《娇妻》（Real Housewives ）系列等电视节目（尤其是美剧）流传开来的可笑的“富家婊”形象——一种无用、自私、肤浅、一心追求物质利益的资产阶级娇母。[35] 然而，与富家婊不同，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妈妈不 会被指责母亲当得失职。相反，会把她塑造为投入了技能、资本和时间的“精心育儿”（intensive parenting）典范。2013年风靡一时的言情小说《BJ单身日记：为君痴狂》[†] （Bridget Jones: Mad About the Boy ）中，后女性主义偶像布里奇特·琼斯（Bridget Jones）50出头，距其作为单身少女的时光已过去了20载。她如今寡居，全职照顾两个孩子，住在伦敦北部一处典型的中产阶级社区。她老是以人人艳羡、干练、完美得夸张的全职妈妈妮科莉特（Nicolette）来反衬自己“母亲当得失败”。妮科莉特过去是一家大型连锁休闲健身俱乐部的总裁，如今是“一流的母亲（房子完美，丈夫完美，孩子完美）。……着装完美，发型完美，挎着完美的巨大手提包”。[36] 她自命为“［她家的］家庭总裁”，称孩子是自己开发出的“最重要、最复杂、最激动人心的产品”。[37] 相比妮科莉特和其他人的培育方式，琼斯自叹弗如，自认失职。[38] 结果当然是讽刺意味的。该剧奚落、嘲讽了妮科莉特的“完美型”育儿法；而布里奇特的育儿方式，我们发现，虽然处处碰壁，乱糟糟的并不完美，却是健康的，而且最终是幸福的。
1702396501
1702396502
另外，政府也时常批评全职主妇，特别是在倡导妇女加入或留在劳动力市场时。[39] 2014年10月31日，奥巴马总统在关于妇女和经济的讲话中说：“有的人，一般是母亲，辞了工作留在家带孩子，导致她余生只能拿低一等的工资。所以我们不希望美国人民做这样的选择。”[40] 不出所料，奥巴马此言掀起了全职妈妈们的滔天愤怒，《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一则回应总统讲话的头版文章题为：“为什么奥巴马对全职妈妈如此苛刻？”
1702396503
1702396504
政府将全职妈妈构筑的不可取选择的另一个办法，是强调非母亲养育对儿童成长以及妇女健康与幸福的积极影响。自20世纪90年代末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国家儿童保育战略背后的依据，是认定“早期优质的日托服务对孩子的社会和智力发展有长远的益处”。[41] 2013年，联合政府出台的育儿政策进一步强调了儿童保育对于经济生产力的重要性，其侧重点在于促进儿童发展以提升劳动力水平，并充分挖掘父母劳动力的潜力。该项方案是新工党执政以来英国政府广泛的新自由主义社会福利和劳动力市场政策的一部分，它强烈鼓励母亲们在生育结束后尽快走出家庭、投入职场。尽管这项方案主要针对低收入家庭，为的是缓解儿童贫困问题，但表达的更大的含义是，不合理的长期脱离职场会加重纳税人的负担，也会损害这些妇女长远的经济前景。[42] 在金融危机前后联合政府和保守党政府（即2010—2015年的保守党和自由民主党联合政府、2015年至今的保守党政府）推出的经济紧缩计划下，这一信息得到了额外的加强。联合政府最初的行动之一，是暂停所有儿童福利，并完全取消有成员高额纳税家庭的儿童福利。另外针对中等收入家庭，婴儿和孕妇相关的津贴有所削减，育儿的抵税额度也有所降低。[43] 2015年，首相戴维·卡梅伦宣布提高保育津贴——3～4岁儿童的免费托儿时长从每周15小时提升至每周30小时。卡梅伦附和了奥巴马的观点，宣称：“我的意思很明确，政府站在劳动人民这边，帮助他们前进，在人生的每一个阶段为他们提供支持。”[44] 2017年3月，在国际妇女节当天，首相特雷莎·梅（Theresa May）宣布拨款500万英镑，用于帮助长期中断职业后重新上岗的人士：
1702396505
1702396506
虽然返职计划对男人和女人都适用，但我们得承认，通常是妇女放弃事业、投身于子女养育，结果发现再就业的道路已对她们关上了大门。这是不合理、不公平的，对经济发展也有害无利。因此我希望看到这项计划惠及所有妇女人数不足的管理层和行业。[45]
1702396507
1702396508
尽管政策和政治话语在提到时往往用的是父母养育（parenting）而非母亲养育（mothering），但正如梅首相的声明所显示的，鼓励人们重新上岗的信息常常是针对妇女，特别是母亲的。就像英国家庭与育儿研究院（Family and Parenting Institute）前院长凯瑟琳·雷克（Katherine Rake）在21世纪初指出的，对于全职从事无偿照料工作的母亲来说，这类政策强烈暗示了政府认为此类无偿工作合理的时限。而政府政策传递出的规范性信息，雷克认为，依然是在完善有偿工作作为获得公民身份主要途径的制度，延续了长久以来对无偿照料工作的贬低。[46] 英国前财政大臣乔治·奥斯本（George Osborne）一再重申提升英国女性就业率的迫切性，暗示“想要 待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妇女做了一个个人“生活方式的选择”。[47] 政府会把家庭主妇排除在儿童保育支持计划外，是因为她们并不想“努力工作，努力前进”，2013年首相卡梅伦的官方发言人如是说道。[48] 英国财政部网站上意外泄露的一份简报公文显示，官方曾明言父母一方全职在家的家庭不如双职工家庭值得政府帮助。[49]
[
上一页 ]
[ :1.702396459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