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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讨论过市场经理露易丝的故事，她认识到自己面临的问题很大程度上与其工作要求有关，后者对家庭生活极不友好。她甚至对自己的公司采取了法律手段，并成功证明自己遭到了性别歧视。然而，尽管明确之至地锁定了、法律上也证实了公司对她撤职的首要责任，她还是把责任归咎于自身和个人未能平衡好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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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很内疚……可能有些人就特别擅长那些，我是说，对她们完全是小菜一碟，但对我来说，真的给了我很大压力。有些女人保住了相当高强度的工作，她们的孩子顺顺当当，她们自己也顺顺当当。而且这不……我知道有人做得到，而且做得很好。但对我来说，我只能停下工作……但我确实得要找份工作……我确实得找份兼职。我得找份工作，得找份兼职，而且我得再试一次，只为达成那种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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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那些看起来不费力气就巧妙掌握了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女人，对露易丝的思想和情感起了很强的训诫作用。她们践行了女性应当平衡的心理义务：要做到，要做得很好，而且正如露易丝指出的，关键是毫无怨言。露易丝以其他不费力气就能做得很好的女人为基准衡量自己，她一边贬低自身，一边训导自己再试一次，去“达成那种平衡”。“我得找份工作。”她重复了四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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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那种结束一天工作回到家后能自然地抛却工作、放松心态、照顾孩子的平衡型女人幻想——像《傲骨贤妻》里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和其他虚构角色一样——相反，我采访的很多女人谈到，一整天的工作下来，回到家已是精疲力尽、压力重重。前文提到的曾经是律师，如今已当全职妈妈照顾两个孩子九年的葆拉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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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以前常常心情很差，就［笑］……在一天结束的时候。因为我实在累瘫了，你知道，脑子累瘫了。对，那是……那是……我不是［停顿］……我天生不是，那种，呣……我没有［停顿］……大概对待小孩子没有应有的耐心……所以我确实觉得这种事（照顾孩子），对，相当，呣，［沉默］累人。无比艰难，对吧？你感觉那么………我的［停顿］……很难概括起来…那么的，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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沉默、结巴、笑和不完整的话，都显示出葆拉在表达工作一整天下来的感受时的纠结。这些感受不仅来自疲惫，还有内疚。葆拉感觉自己力有不逮，暗暗用“其他女人”来衡量自己——她们不像她，是“天生的（母亲）”，能在紧张的一天结束后抛却工作，以耐心和爱心照顾自己的孩子。葆拉没有把自己的感受直接联系到特定的媒体或文化形象上，但是在我看来，很多受访者都表现出的这种忐忑不安，应该放到流行再现所助长的强大幻想，以及敦促妇女监督和管制自身行为、身体和情感，从而实现工作与生活平衡美梦的应用程序与平台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来看。受访妇女们尽管敏锐认识到了实现工作生活平衡的不堪一击和所要付出的巨大代价，却仍然坚持这一理想。工作生活平衡成为美国女性主义理论家劳伦·贝兰特所称的美好生活幻想，被妇女们死死抓住。它点亮了一种可能性，不断吸引妇女去追求，但实际上却阻止了她们去解决家庭、职场和社会层面的结构性不平等，而正是这些阻碍了她们愿望的实现。[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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兜了一圈，回到迪希特的平衡型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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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虽然未能像安妮—玛丽·斯劳特等人一样实现21世纪平衡型女人的幻想，但似乎已经成为欧内斯特·迪希特所划定的那种理想的平衡型女人。我采访朱莉——曾是出版商，如今是有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还不到一分钟，她就解释说：“既然决定要孩子，那我就要照顾他们。我要陪在他们身边。不过呢，这渐渐开始影响到你的个人生活，还有平衡……对吧，你得达到一种平衡，不然你就不是他们心中的那个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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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过去指望在工作和家庭生活、公共与私人的自我之间达成的平衡，如今为了孩子（和丈夫，第4章会谈到），转而要求自己在家庭领域追求和实现。前会计师海伦放弃了平衡工作与生活的幻想，总结说“从事像样的、严格的领薪工作会大大颠覆那种平衡”。然而，和朱莉一样，她将实现平衡的计划重新投入全职妈妈的角色中。她自豪地告诉我她是如何平衡“私人”自我——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与“公共”自我——修习非全日制的大学课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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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用再把所有东西掸干净收起来，因为的确有更重要一些的事要做——学习。所以这挺好的。要是他们上学期间我能做的只有把床单像医院折角铺叠那样整理，该多可怕，我会恨死家务的……然后，如果偶尔早餐没有牛奶，我也不用觉得内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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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活贴合幻想的做法里包含了多少要强啊？”劳伦·贝兰特在其影响深远的著作《残酷的乐观主义》（Cruel Optimism ）中一针见血地问道。[66] 工作与生活相平衡的美好生活幻想和妇女求取平衡的心理义务压抑和钳制了矛盾，而不是把它展露为社会公开讨论的问题。要强的后果及其让妇女做出的“选择”，将是第3章和第4章讨论的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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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言下之意，是需要给父亲们的工作减压，让他们腾出更多精力去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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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二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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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选择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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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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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心妈咪 vs. 家庭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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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很多接受采访的妇女一样，罗伯托的妻子受过高等教育，生完孩子后辞掉了（会计师）工作，现已年近40。她和罗伯托都在拉丁美洲长大，母亲是全职妈妈；“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期望，”罗伯托说，是“丈夫给你房子住，你去照顾孩子。”然而，如今情形已经大不一样，他注意到：“到了我们这一代，要是我妻子休完产假回去上班，完全合情合理。”但他妻子——采访期间他一次也没提过她的名字——“选择”违背常规，照顾孩子而不 再工作。[1] 他有些悲哀地告诉我，即便他5岁的女儿，“也已经认识到”妈妈“不合常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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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朋友的妈妈去学校接她们时，穿的是各种各样的制服，不管在银行工作，还是政府部门，是当老师，还是当警察……但到了她妈妈，你懂了吧……她既不穿西装也不穿制服；跟其他妈妈相比，完全没特色。我是说，其他人的着装一眼就能认出来。所以我女儿一再问妈妈：“你做的是什么……什么工作呀？为什么……为什么你什么都不做？”她认识到这点了！妈妈不工作，妈妈什么也不干！而且我认为这点在她心目中是贬义性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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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孩子似乎难以理解的问题，罗伯托和妻子又是怎么看待的？罗伯托告诉我，他妻子休产假时明确打算之后要回来工作。那她为什么却辞了职，而且过去五年都没再干过有偿工作？他试图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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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这是她自己的选择。而不管……不管她做什么决定我都支持。我不介意她和……和女儿一起待在家里。我也不介意她像所有职场妈妈一样回去工作。所以我告诉她：“对吧，不管你做什么决定都……都……都由你做主。”［停顿］她……她……她……呣……她要……要……呃……辞职的理由是……她想尽可能多地……陪在宝宝身边。她想要给宝宝，基本上，她所有能给……给……给……给……给的关爱。［停顿］那就是她……她……她，我猜，她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或者，对吧，把它合理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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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伯托极力想解释清楚，为什么受过良好教育的妻子变成了全职妈妈，于是诉诸个人选择观。他把妻子描述成可以自由选择的个体，不受任何压力影响——尤其是，任何来自他的压力。无论她做什么决定他都不“介意”，“都由她做主”。但随即他停顿了一下，好像对自己的解释有所怀疑。他在试图找出这个决定背后的理由时犹豫不决、结结巴巴，因为它不仅违背了主流社会规范，也违背了他和妻子的世界观。就像他后来告诉我的，他俩都非常注重平等。他非常自豪学过家庭经济学和性别学，意识到“性别权力是如何运作的”。罗伯托一边坚持用自由选择论来解释妻子辞职带娃的决定，另一边矛盾地赞同女人有养育子女的“自然天性”，说妻子决定辞职的根本原因是希望给予孩子全部的关爱。然而，他又卡住了，结结巴巴，把“给”字重复了四遍才把话说完，似乎不够顺畅，听起来也不大对劲。后来他在采访中指出，毕竟，作为妻子（所谓）辞职理由的宝宝，现在已经5岁了，而妻子仍然没有工作。罗伯托总算解释完了，他顿了顿，总结道，当母亲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辞职决定“辩解”的理由，就是她把它“合理化”的借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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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对于拥有较高学历的中产阶级妇女来说，辞去本业当全职妈妈的选择需要她们奋力不停地捍卫和辩解，至少最初几年是这样。而对很多女性来说，之后的许多年也同样需要。虽然贝蒂·弗里丹采访的妇女们沮丧、无聊而绝望，但“女性的奥秘”将妇女杂志、广告和指南类著作所推崇的主体身份正当化、正常化、天性化、合理化了。她们似乎体现了那个时代理想化的妇女主体形象，即快乐的主妇。相比之下，我采访的妇女——以及她们的丈夫、孩子——知道自己就像罗伯托所说，是“不合常规”的，自己辞职当全职妈妈的选择是不合标准的。我们在前几章谈到过，如今文化、政治大环境中的理想女性形象，是成功兼顾母职与事业的自信、职业化的平衡型女人。她认识到障碍的存在，但依旧执着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主要通过监督和调整自己的思想、情感和行为来达成目标。那么，貌似做出了相反选择的妇女呢？媒体和政策话语是如何建构她的？这些表述背后的真实妇女，又是如何用它们来调整自我身份认同的？要回答这些问题，让我们先来探究一下当代文化和政策是如何描述辞职带孩子的妇女的。对照这些当代叙事和形象所构成的大环境，以及它们对全职妈妈的道德评判，我们再来探讨本研究中的妇女是如何认识和调整自我身份认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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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政策话语中的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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