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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全职妈妈在政府政策话语中被认作“不合常规的”，正如罗伯托5岁的女儿认识到的。而且关键在于，她们是自己选择如此的。因此，很多时候全职妈妈组织或个人指责政府政策、传统和言论有组织有计划地歧视、惩罚、施舍、贬低和诋毁她们，也就不足为奇了。[50] 特别是很多人指出，政府在推出鼓励母亲就业的新政策的同时，又在急速撤回对家庭和在职人员的扶助。社会理论家南希·弗雷泽（Nancy Fraser）指出，在当今金融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时代，美国也有类似的表现：国家和企业一边减少对社会福利的投入，一边极力招募妇女有偿就业，造成了一边把照料工作推给家庭和社区，另一边却在削弱他们的照料能力的局面。[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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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方面是对“高强度母职”的强烈期望，对福利制度的撤消，以及保持工作生活平衡所面临的危机——这些变化都支持，甚至肯定了中产女性选择离开单调的工作、回归家庭投身全职妈妈（尤其是在丈夫挣的钱已经足够家庭开销时）。另一方面，在后工业经济时代，政府和媒体倡导和支持的是参与和留在劳动力市场的妇女，而不是那些离开的（尽管我们已经看到，这一背景下对不同阶层妇女的刻画有着显著的差异）。[52] 在21世纪的英国和美国，放弃多年的教育、训练和成就是一种不合理的、离经叛道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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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的亲身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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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女性正是在当代公共话语中散布着这类相互矛盾和冲突的信息的背景下，试图解释自己的选择和身份的。在解释自己的经历时，这些女人常常——而且是自发地——对照她们视为主流全职妈妈的流行形象和刻板印象，来定位和定义自己。甜心妈咪和家庭CEO便是她们在定义自己是什么人，或者更重要的，自己不是 什么人时，所援用的有力参照。受访者们感到，她们需要不断为人们对全职妈妈懒惰又无聊的误会辩解，而自我辩解常常导向歉疚地承认自己拥有的社会经济特权。“在很多方面来说，我是特别幸运的……［但］很多人觉得我们整天除了吃饼干啥也不干。”一位妇女说。另一位说：“我想我是幸运的，因为经济方面足够用了。所以，这点上我确实感激……不过，你知道的，我并不是到邦德街（Bond Street），在邦德街逛来逛去，大把大把花钱的那种。[53] 我不像有些肤浅的……”还有位妇女气愤地说：“有人认为全职妈妈成天只会翘着腿看电视，晚上把炸鸡块和薯条塞给孩子们完事儿……我真遇到过有人见到我就走开，走到房间那一头，因为他们觉得跟我没什么好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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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也否认自己是那种理想的全职妈妈——会把房子打扫得永远一尘不染，会烤蛋糕，感觉像是“天生”的妈妈。例如，44岁带着三个女儿、11年前辞去医生工作的苏珊说道：“我称自己为家庭主妇，但我并不是……我并不是那种全知全能的妈妈，跟你讲，我感觉做好这些没那么容易。烤蛋糕不是我的强项，真的！”类似地，43岁带着两个孩子、11年前退出演员行业的珍妮特解释道：“我觉得我不是明显特擅长当母亲的人，这从不是我定给自己的目标。感觉我好像没有成长为自己期望的样子。”[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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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责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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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问到那些让她们觉得需要为自己辩白的成见来自何处时，有几位女人指向了媒体（尤其是新闻和流行文化），但更多谈到了政府。达娜以前是艺术节主管，如今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指责英国政府为贯彻其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再使全职妈妈失去合法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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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掀起了一场浩大的实验。政府非常希望妇女重返工作岗位，因为他们非常希望我们参与资本主义建设。他们要的就是我们去消费。所以如果人们有了工作，就能去消费。因此，搞出了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实验，在孩子两岁时把他们塞给学校，然后督促妇女们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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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辩称，所有不符合这种模式的做法都会受到实打实的贬低。类似地，42岁、有两个孩子的克里斯蒂娜愤怒地谈到了政府对妇女施加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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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真切感受到政府方面传递的很多信息，尤其是近两三年，完全不看重［做全职妈妈］这个决定。父母共享产假（the Shared Parental Leave bill）[55] 这类法案鼓励母亲们在六周产假过后就回去工作，而父亲们则会照常工作……如今选择花时间陪伴孩子的人不被重视，我发觉是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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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种强烈的信息，就是你没做贡献。你应该去工作，但凡可以，就该去工作！你应该好好利用托儿服务，应该把一个或几个孩子送往托儿机构，然后你就该回去工作！你不这么做的话，就有点不配合、有点没用了。你对整个经济和社会没有帮助，即便有研究表明，你的孩子会因此受益，但我们才不管！反正你没做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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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府话语和政策的这类反应，不仅是对政治和政策冷静理性的分析，也是很多受访者对遭受的压迫性要求和人身攻击的感性反应。这恰恰是因为她们放弃本业、成为全职妈妈的决定并不是 全然个人、自由而简单的选择，但她们感到政府却是这样看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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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是三个孩子的母亲，曾经是一家总部位于伦敦的跨国公司的高级会计师，丈夫是一家会计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她讲述了自己过去是多么理想的职工：“我是那种直到生产前两周才请产假的人，人人都以为我过几个月就会回办公室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蕾切尔继续工作，但像很多受访妇女一样，她和丈夫高要求、高时长的工作文化对家庭生活很不利。“我一直在想应该回去（工作）了。全是应该 ，社会的压力，让我感觉应该去，当然的。”她解释道。“谁给的压力？”我追问。蕾切尔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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呣……我猜很多时候是自己给的。但你会想，我拿到了学位，我都走到这一步了，我是高级职员，啊……我怎么能……对吧……我不该……啊，所有，对吧，政府方面全是：“噢，你必须回去工作！”全是叫妇女回去工作的。你必须继续工作！搞得我感觉——没错，我感觉留下来照顾孩子是次要的事儿，而且为自己有那种想法感到特别惭愧……但最终，我就想：唉，管它呢，我就要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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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蕾切尔是怎么从一开始认为自己所受压力是内在的、自己给的，到转向宏观的外部环境——“所有”——再具体锁定到政府计划上，直到最终将这一信息内化为自己的思想和感受：“搞得 我感觉 ——没错，我感觉 留下来照顾孩子是次要的事儿，而且为自己有那种想法感到特别惭愧 。”虽然蕾切尔决定顶住压力，“管它呢”，但它还是不断潜入她的内心，而且像其他很多受访者一样，她承认必须不断反驳这类指责，不断捍卫自己新“选择”的全职妈妈身份的合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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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重要的指责之声来自这些女性的母亲，她们觉得母亲常常附和政府和媒体（对自己）的批评。略多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谈到，自己的母亲不赞同女儿辞职当全职妈妈的选择。玛丽以前是律师，她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因当时爱尔兰的结婚关限[‡] （marriage bar）被迫放弃了公务员工作。玛丽带着迟疑和痛苦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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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并没认真同我说过［她自己辞职的决定］……她把我们（玛丽和她的两个姐妹）培养得一个个经济独立、事业有成，而所有这些对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或许因为这是她所没能拥有的吧，也是因为（我们）有了做想做的事的能力，享有那份自由的能力，追求事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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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因为［叹息］［沉默］，因为你［叹息］……我猜你觉得自己有点儿［停顿］……有点儿丢女人的脸，对吧，因为我们已经进步了！女人有了和男人一样的工作权利，也应该能和男人干得一样多，而且……而且因为我努力学习过，然后我还……还……我觉得我工作方面还行，对吧，我也挺喜欢的，而只不过有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呣……［停顿］［眼中含满泪水］……不是说你把工作一股脑儿抛了，但是你知道，你特别努力地工作过，然后，呣，我想，接下来其他人，还有社会会怎么看你呢。就像你本该拥有一切，本该既带好孩子又管好事业，辜负了那种期望，然后……呣……然后我有种，你懂吧，有点让我母亲失望了的感觉，是吧，因为我知道她对此会不大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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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叙述非常生涩，但她的经历并不少见。其中揭示了包含在辞职决定中的遗憾、内疚和痛苦。她的沮丧和为自己的选择辩解时的纠结，深受母亲态度的影响。她的母亲曾因一项歧视性法案别无选择地只能放弃职业生涯，余生都在痛惜这一损失，并因此对三个女儿一再重申把握她没能“享有的那份自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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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许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些妇女丈夫们的看法和评判。这点在劳拉的故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在本书开头（见引言）简要介绍过劳拉的人生轨迹。简而言之，她是一位43岁、腼腆、说话温柔的妇女，有两个孩子。她问我可否在咖啡馆见面，而不是她家——过去七年她在那里把自己重塑为家庭主妇。劳拉是在英格兰北部一栋廉租房里由一对工人阶级父母带大的。父母期望她能取得比自己更大的成就。她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了一家跨国公司出色的软件工程师——这份工作干了九年。随后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了伦敦。36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同时辞掉了工作。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雇了全职保姆，还要在工作和小孩之间两头奔忙”的职场妈妈。然而，与此同时，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当上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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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如此，劳拉强调她当全职妈妈很满足。“我并不怎么觉得在职业方面做出了牺牲……我不是那种进取心强的职业妇女，而更多是养育者这类的。”她解释说。为了证明自己放弃事业选择母职的决定是正当的，劳拉借用了将妇女分为事业为重和家庭为重两种类型的流行解释。她把前者称为“进取心强的职业妇女”，这一形象与很多对职场成功妇女的常见描述相一致；而把自己归为后面一类——“养育者”——这种说法契合了对全职妈妈母性特质和本能的理想化描述。关键是，这一二元论观念得到了丈夫的赞同和鼓励：“我丈夫的母亲在他还是小婴儿时就回去工作了，他很不喜欢那种做法，所以衷心希望我能待在家里，而且一直很支持我，非常乐意我来照顾孩子，他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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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劳拉反复强调，丈夫全力支持她辞掉工作当全职主妇的选择，但她在采访中途回答丈夫工作方面的问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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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金融城［伦敦主要的中心商务区］工作。完全的全天候工作……［他］从没说过：“一整天都干什么了，你这个懒婆娘？”［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想，真的，所以不是他，是我自个儿总之我会让自己忙个不停……似乎我确实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浪费时间，确保人人都知道我的确在忙，而不是整天就只会看杂志［笑］，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服我自己脑海里那个声音，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要让自己不停地忙活各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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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有谁真的觉得我懒，只不过觉得一个人无所事事是不对的，或者我感觉脑海里有个声音对我说，如果我白天看杂志，或者大白天打盹儿，我就成了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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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脑海里的声音要求她证明全职妈妈的选择和身份是正当的。劳拉把这个脑海中的声音当成纯粹个人内心的声音。但是我采访的几乎所有妇女都承认，内心有类似的自责和愧疚的声音，怕被他人看作懒惰、无所事事。即便在她们描述为了方便家人的生活——就如其中一位所说，“确保人人都能过得好”——而确实非常繁忙的日程安排时，仍旧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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