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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妇女和劳拉一样，声称丈夫非常支持她们辞职当全职妈妈（这一点会在第4章进一步探讨）。然而，说是支持，其实女人和男人们的叙述都表明，丈夫们同时也对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选择表示批评，经常感到不满，尽管这些情绪很少会直接说出来。相反，它们被转移和转化成劳拉所描述的那种“微词”。在劳拉对脑海里声音的描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想象中丈夫责备的——甚至有些恶意的——批评：“一整天都干什么了，你这个懒婆娘？”劳拉坚持说这是她想象的声音，实际上他从没这么说过。即便如此，这个声音渗透进了她的自我意识，让她认为自己是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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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的丈夫在金融业担任要职。她想象出来的丈夫的话非常鲜活，而大多数其他受访妇女的生活中也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它反映的是生产力主导的、高时长工作文化的声音。她们虽已脱离这种工作文化，但丈夫仍身在其中。这一声音根植于长久以来轻视照护工作的传统，认为只有特定形式的劳动才具有经济效益和价值。许多崇尚在严苛的竞争性行业长时间工作，并把显赫、卓越、夜以继日地工作的律师、医生和政治家们塑造成男女英雄的电视剧和电影中，都能听到这个声音。社会学家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指出，当前的生产力文化所看重的，是工作忙碌、带有消费活动的缤纷多彩的生活。任何偏离这种方式的生活都会被定性为不可理喻，被剥夺合法地位，并受到诋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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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威胁要取代她们、削弱她们的价值感和自尊心的声音面前，妇女如何保护自己？面对母亲和丈夫常常附和或顺应政府和当前文化的评判，她们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选择？在她们的选择和角色既受到抨击和嘲弄，又受到美化和赞扬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作为由曾经的职业妇女转型来的全职妈妈，她们要如何证明（套用罗伯托的话）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仅仅驳斥这些声音和评判是不行的，尤其因为妇女们会常常回忆起过去的身份，怀念从带薪工作中获得的快乐、满足感和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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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丹指出，对20世纪50年代能干的家庭主妇来说，“唯一可能的合理化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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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自己——就像“新奥秘”极力想说服她的——育儿工作的琐碎细节其实有着神秘的创造力；如果她不每时每刻陪在孩子身边，孩子就会悲惨地缺衣少食；而她给老板太太准备的晚餐对于丈夫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在法庭上打赢的官司，或在实验室里解决的难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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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1世纪高学历的全职妈妈与过去相比至少有三处本质的不同。首先，她成长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一环境根本上由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尤其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所塑造，揭露出妇女受到“女性奥秘”的蛊惑和征服。其次，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家庭主妇不同的是，我采访的全职妈妈们曾有过带薪工作，并确实——无论多么身不由己——做出了辞职选择。第三，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21世纪的高学历全职妈妈十分清楚被迫“时刻绑在家务琐事上”[58] ——“女性奥秘”对她们母亲一辈的要求——要付出的代价。所有受访妇女均强调不喜欢家务活。她们只做最低限度的家务，而且多数时候就像前工程师珍妮说的，做饭“纯粹是实用性的”，很多人声明自己讨厌做饭。她们觉得洗刷和采购索然无趣，打扫则是“没完没了”“没劲”“平淡”且“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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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21世纪的高学历全职妈妈来说，证明自己的选择正当而合理的主要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加入一项新职位：家庭CEO。尽管妇女们常常批驳那种家庭CEO的刻板印象：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采用朱迪丝·沃纳（Judith Warner）称为“完美疯狂”的中产阶级养育方式，但她们表示自己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59] 回归家庭（heading home）的结果，是成为家庭的首脑（head of th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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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家庭CE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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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一的下午，我在伦敦北部一个社区中心的私人会客室约见了克里斯蒂娜。她的孩子每周一在社区中心有两小时的普通话课，她就在那儿等。她发短信告诉我说他们要迟到了。一到那里，她就督促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拿好笔记本，赶紧进入教室，那会儿刚开始上课。“呼，赶死了！”她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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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都这样吗？”我问道。克里斯蒂娜回答：“明摆着嘛，小孩从早上10点上课上到晚上9点，去学校之前，要晨读、吃早饭、穿衣服，跑上跑下，还要完成家庭作业。”“你丈夫呢？”我追问道。她解释说，他是一名企业律师，“工作，不回来，睡办公室，（醒了）继续工作，回来，睡俩小时，再回去工作”。早晨“他都已经上班去了。我想他可能就送过孩子［上学］一次”。“那放学后呢？”我问。克里斯蒂娜答道：“之后，到了3点，准备接孩子回来，然后到这边［教授中文普通话课的社区中心］，在这里上一节课，之后是游泳课，接下来还是游泳课，亲子活动，小提琴课，然后是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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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是怎么被这种围着孩子忙昏头的生活完全吞没的？1997年，她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之后在伦敦一所小学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教学生涯。她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和评估协调员——这两个职务大大加重了她的责任和工作量，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她的经济收入和满足感。和许多受访者一样，克里斯蒂娜是位理想的员工。作为一名认真负责的职员，她每天清早到学校开门，一般晚上6点再锁门下班。“我每周工作65个小时，然后［一天结束后］基本上就是回到家，吃饭，之后再工作三个小时，然后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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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2006年克里斯蒂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决定辞职似乎便是明摆着的了：“我丈夫是绝不可能帮忙照顾孩子的……所以，从这点上看，这个决定似乎是明摆着的……几乎都不需要商量，因为那好像就是明摆着的。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叫保姆一天工作14个小时？！”克里斯蒂娜觉得，除了完全退出职场之外，别无他法。要丈夫对工作做点调整，更是想都不用想，部分原因是他挣得比她多，但也是因为她接受了——即便不情愿——自己应该是“家长主力”的想法。[61] 然而，尽管辞职去照顾孩子的决定像是明摆着的，但这一决定带来的新身份却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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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说“我是全职妈妈”，那是没有尊严、没有价值的……真的一文不值……都会觉得你没做贡献，或者你浪费了自己的学历，或者你在吃白食，或者你懂的……你没法说“我就是个全职妈妈”，不会被人看重的。尤其是当孩子们回学校上课时，大家都会觉得你必须做点其他事儿。你就得不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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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一直试图寻找价值和尊严——她反复提到这两个词——来证明她作为两个学龄孩子全职妈妈的新“存在”正当有理。通过把全职妈妈的角色转化成一种新职位、新事业，她找到了价值所在。“这有点像我以前副校长工作的延伸。”她告诉我。她把专业知识运用到这一新角色上，使自己从工作中的高级主管转变为家庭主管。“必须澄清一下，我是真的感到责任巨大。你知道，这份工作很艰巨，一部分是因为它落在我头上，因为我丈夫很少在家，所以我做什么责任巨大。”她解释说，如果职场妈妈在养育子女上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她们手头有很多事要处理，而且已经尽力兼顾了，所以肯定相当不容易”。然而，作为一个丈夫几乎整周不在家的全职妈妈，克里斯蒂娜感觉自己“确实［得］要把孩子养育好”。“我感觉我要当一个完美的母亲。我不可以犯错，我不可以自私，我不可以……这样能说得通吗？可能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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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为完美、零失误的母亲是贯穿所有妇女陈述的主题。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现代母职经历的解释表明，这一点也是母亲经历的普遍特征。在当今美化和盲目崇拜母道的文化下，母亲们常常被要求用某些拔高了的完美母亲标准（第4章会探讨这一主题）来评价和衡量自己。[62] 然而，这种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同时受到褒扬和贬低的状况，似乎造就了特定的压力和困惑。努力为这种完全 靠扮演母亲角色，同时又是因为被迫选择才获得的身份辩解，倒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意味和涵义。正如克里斯蒂娜的诘问“这样能说得通吗？”所显示的，她知道追求成为从不失误的完美妈妈是说不通的。但她和其他所有受访妇女都在竭尽全力去接受一种说不通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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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新身份有意义，为了实现价值，为了被他人看重，这些妇女不得不像葆拉说的那样“彻底改写”自己的人生，成为“家庭经理人”。她们不再是母亲那代“埋头洗碗碟”的主妇[63] ，而是将自己过去作为杰出专业人士的大量知识和技能，重新运用到新角色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妇们“过的是从烘焙、烹饪、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64] ，而我采访的妇女们则团团转地忙于各种活动和差事：接送孩子参加各类课前课后活动，辅导家庭作业，志愿给孩子和/或学校相关的活动（诸如学校演出、旅行和其他教学活动）帮忙，担任班上的家长代表、学校董事、会计、艺术导演和法律顾问。所有这些还要加上管理家务佣工，完成“自己动手”类的家政任务，以及采购、做饭和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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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讨论过的前高级会计师、全职妈妈蕾切尔，描述了她常规的一天。她几乎一口气不停地讲了下面这段话，仿佛要把日常生活的狂乱演绎出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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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到8点半，要打包好午饭，给孩子们做好早饭。我通常要去趟商店，或者去把洗好的衣服晾出来，或者，你懂的，无聊的事，但7点到8点半确实忙个不停。我大女儿现在上中学，所以她自个儿跑去上学。我步行送另外两个到学校，之后我通常会去跑一小时步——这是属于我的时间。跑完一小时，之后一般我有——唔，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工作到将近10点，之后又花了两个小时给学校做账，但有时是学校的某个项目，有时是学校董事会方面的，有时就是行政事务——预定小孩课程之类的破事儿。目前是学校的财务报表时期，所以眼下我有堆成山的、一大堆工作要做，然后我会为晚餐弄点吃的，我白天就会准备好，确保有些吃的，然后是家务，无聊的事——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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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气］显得我特没劲，是吧？但每天就是这么过的。才过了六小时，然后，下午3点15分，再到学校去接小孩。然后，基本上，从3点到9点又是六个小时忙得团团转，因为孩子们全要照看。他们各有各的事儿，所以我得几头跑，辅导好多家庭作业，陪练乐器，把待在各个地方的孩子一一安顿好，然后读睡前故事，9点之前打发他们上床。到了9点，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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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马不停蹄的片段所证明的，蕾切尔不是 家政女神，她（和其他受访女性）也不像某些流行形象所展示的，是对家务乐在其中的“绝望主妇”。这些妇女家中干净整洁——她们雇用的有偿家政服务帮了大忙——但她们关注的重心，在于辅助、协调和监督孩子们的学业、社交和个人生活。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称之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中产和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重担主要落在母亲身上，特点是一系列由父母或其代理人安排和掌控的紧张忙碌的活动，旨在以一种协作模式来培养孩子的天赋，激发他们的认知和社交能力。葆拉就描述了她从协作培养中获得的满足感，特别是掌控感。这在她全身心投入到密切监管她10岁和12岁孩子的生活时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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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参与进去，能帮着准备学校郊游什么的，我也很喜欢参与其中的感觉，能知道，对吧……能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我能够督促家庭作业，以及比如说，练钢琴之类的事儿，所以我……我觉得我像是掌……掌控了所有动态。而我要是不在他们身边，我猜，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有这么深的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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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很多受访妇女那里听过类似的解释。言外之意是，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对于母亲的需要（不提父亲）只增不减：孩子们上学之前或者放学回家后，母亲的近距离陪伴于他/她的情感发展至关重要。在小学，特别是中学阶段，如果母亲不在身边或者没有“掌控所有动态”，孩子们就可能在社交、情感或学习方面出现偏差。受访者们告诉我，以前为职业奔波时，她们对孩子的学习和社交经历了解、参与得很少，现在则是全盘掌握了。然而，葆拉同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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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有可能，对吧？你很可能太……管得有点太多了，我不知道……［吸气］我不知道要是你总在一旁样样提醒他们，是不是不利于他们独立自主。妈妈不常在身边的小孩可能必须更加自觉和独立，或许对他们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两条路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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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反思自己（过多地）干预和介入孩子的生活，可能带来更负面的后果。一些人引用她们从媒体上看到或听到的报道，指出自己的孩子没有父母都全职工作的孩子那么独立、自信、从容和外向。或许这些反思是当面访谈导致的：大多数妇女推测我是一位母亲，也知道我有全职工作在身。因此，她们在表达自己关于全职妈妈对孩子影响的见解时，可能有意无意地说得更委婉了，以免冒犯到我。然而，她们常在心里怀疑自己所做决定的利弊。“我干嘛要捣腾预定小孩课程之类的破事？”之前提到的蕾切尔问道，“显得我特没劲，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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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级财务总监萨拉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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