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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类重要的指责之声来自这些女性的母亲，她们觉得母亲常常附和政府和媒体（对自己）的批评。略多于三分之二的受访者谈到，自己的母亲不赞同女儿辞职当全职妈妈的选择。玛丽以前是律师，她母亲在20世纪60年代因当时爱尔兰的结婚关限[‡] （marriage bar）被迫放弃了公务员工作。玛丽带着迟疑和痛苦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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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母亲并没认真同我说过［她自己辞职的决定］……她把我们（玛丽和她的两个姐妹）培养得一个个经济独立、事业有成，而所有这些对她非常、非常、非常、非常重要，或许因为这是她所没能拥有的吧，也是因为（我们）有了做想做的事的能力，享有那份自由的能力，追求事业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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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猜因为［叹息］［沉默］，因为你［叹息］……我猜你觉得自己有点儿［停顿］……有点儿丢女人的脸，对吧，因为我们已经进步了！女人有了和男人一样的工作权利，也应该能和男人干得一样多，而且……而且因为我努力学习过，然后我还……还……我觉得我工作方面还行，对吧，我也挺喜欢的，而只不过有了［一个孩子］，我觉得……我觉得其实……呣……［停顿］［眼中含满泪水］……不是说你把工作一股脑儿抛了，但是你知道，你特别努力地工作过，然后，呣，我想，接下来其他人，还有社会会怎么看你呢。就像你本该拥有一切，本该既带好孩子又管好事业，辜负了那种期望，然后……呣……然后我有种，你懂吧，有点让我母亲失望了的感觉，是吧，因为我知道她对此会不大高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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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叙述非常生涩，但她的经历并不少见。其中揭示了包含在辞职决定中的遗憾、内疚和痛苦。她的沮丧和为自己的选择辩解时的纠结，深受母亲态度的影响。她的母亲曾因一项歧视性法案别无选择地只能放弃职业生涯，余生都在痛惜这一损失，并因此对三个女儿一再重申把握她没能“享有的那份自由”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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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或许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些妇女丈夫们的看法和评判。这点在劳拉的故事中表现得非常清楚。我在本书开头（见引言）简要介绍过劳拉的人生轨迹。简而言之，她是一位43岁、腼腆、说话温柔的妇女，有两个孩子。她问我可否在咖啡馆见面，而不是她家——过去七年她在那里把自己重塑为家庭主妇。劳拉是在英格兰北部一栋廉租房里由一对工人阶级父母带大的。父母期望她能取得比自己更大的成就。她于20世纪90年代进入牛津大学学习，毕业后成了一家跨国公司出色的软件工程师——这份工作干了九年。随后嫁给一名场内交易员，搬到了伦敦。36岁时生了第一个孩子，同时辞掉了工作。她从未想过自己会成为“雇了全职保姆，还要在工作和小孩之间两头奔忙”的职场妈妈。然而，与此同时，她也没想到自己会当上全职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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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则如此，劳拉强调她当全职妈妈很满足。“我并不怎么觉得在职业方面做出了牺牲……我不是那种进取心强的职业妇女，而更多是养育者这类的。”她解释说。为了证明自己放弃事业选择母职的决定是正当的，劳拉借用了将妇女分为事业为重和家庭为重两种类型的流行解释。她把前者称为“进取心强的职业妇女”，这一形象与很多对职场成功妇女的常见描述相一致；而把自己归为后面一类——“养育者”——这种说法契合了对全职妈妈母性特质和本能的理想化描述。关键是，这一二元论观念得到了丈夫的赞同和鼓励：“我丈夫的母亲在他还是小婴儿时就回去工作了，他很不喜欢那种做法，所以衷心希望我能待在家里，而且一直很支持我，非常乐意我来照顾孩子，他来养家糊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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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劳拉反复强调，丈夫全力支持她辞掉工作当全职主妇的选择，但她在采访中途回答丈夫工作方面的问题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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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金融城［伦敦主要的中心商务区］工作。完全的全天候工作……［他］从没说过：“一整天都干什么了，你这个懒婆娘？”［笑］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这么想，真的，所以不是他，是我自个儿总之我会让自己忙个不停……似乎我确实需要证明自己没有浪费时间，确保人人都知道我的确在忙，而不是整天就只会看杂志［笑］，这其实只是为了说服我自己脑海里那个声音，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要让自己不停地忙活各种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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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认为有谁真的觉得我懒，只不过觉得一个人无所事事是不对的，或者我感觉脑海里有个声音对我说，如果我白天看杂志，或者大白天打盹儿，我就成了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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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脑海里的声音要求她证明全职妈妈的选择和身份是正当的。劳拉把这个脑海中的声音当成纯粹个人内心的声音。但是我采访的几乎所有妇女都承认，内心有类似的自责和愧疚的声音，怕被他人看作懒惰、无所事事。即便在她们描述为了方便家人的生活——就如其中一位所说，“确保人人都能过得好”——而确实非常繁忙的日程安排时，仍旧听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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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受访妇女和劳拉一样，声称丈夫非常支持她们辞职当全职妈妈（这一点会在第4章进一步探讨）。然而，说是支持，其实女人和男人们的叙述都表明，丈夫们同时也对妻子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选择表示批评，经常感到不满，尽管这些情绪很少会直接说出来。相反，它们被转移和转化成劳拉所描述的那种“微词”。在劳拉对脑海里声音的描述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她想象中丈夫责备的——甚至有些恶意的——批评：“一整天都干什么了，你这个懒婆娘？”劳拉坚持说这是她想象的声音，实际上他从没这么说过。即便如此，这个声音渗透进了她的自我意识，让她认为自己是个坏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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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的丈夫在金融业担任要职。她想象出来的丈夫的话非常鲜活，而大多数其他受访妇女的生活中也有不同形式的体现。它反映的是生产力主导的、高时长工作文化的声音。她们虽已脱离这种工作文化，但丈夫仍身在其中。这一声音根植于长久以来轻视照护工作的传统，认为只有特定形式的劳动才具有经济效益和价值。许多崇尚在严苛的竞争性行业长时间工作，并把显赫、卓越、夜以继日地工作的律师、医生和政治家们塑造成男女英雄的电视剧和电影中，都能听到这个声音。社会学家朱迪·瓦克曼（Judy Wajcman）指出，当前的生产力文化所看重的，是工作忙碌、带有消费活动的缤纷多彩的生活。任何偏离这种方式的生活都会被定性为不可理喻，被剥夺合法地位，并受到诋毁。[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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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威胁要取代她们、削弱她们的价值感和自尊心的声音面前，妇女如何保护自己？面对母亲和丈夫常常附和或顺应政府和当前文化的评判，她们要如何理解自己的选择？在她们的选择和角色既受到抨击和嘲弄，又受到美化和赞扬的文化和政治环境下，作为由曾经的职业妇女转型来的全职妈妈，她们要如何证明（套用罗伯托的话）自己身份的正当性和合理性？仅仅驳斥这些声音和评判是不行的，尤其因为妇女们会常常回忆起过去的身份，怀念从带薪工作中获得的快乐、满足感和价值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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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丹指出，对20世纪50年代能干的家庭主妇来说，“唯一可能的合理化办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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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服自己——就像“新奥秘”极力想说服她的——育儿工作的琐碎细节其实有着神秘的创造力；如果她不每时每刻陪在孩子身边，孩子就会悲惨地缺衣少食；而她给老板太太准备的晚餐对于丈夫职业生涯的重要性，不亚于他在法庭上打赢的官司，或在实验室里解决的难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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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21世纪高学历的全职妈妈与过去相比至少有三处本质的不同。首先，她成长于一个截然不同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这一环境根本上由20世纪70年代的政治斗争，尤其是第二波女性主义和妇女解放运动所塑造，揭露出妇女受到“女性奥秘”的蛊惑和征服。其次，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很多家庭主妇不同的是，我采访的全职妈妈们曾有过带薪工作，并确实——无论多么身不由己——做出了辞职选择。第三，由于前两方面的原因，21世纪的高学历全职妈妈十分清楚被迫“时刻绑在家务琐事上”[58] ——“女性奥秘”对她们母亲一辈的要求——要付出的代价。所有受访妇女均强调不喜欢家务活。她们只做最低限度的家务，而且多数时候就像前工程师珍妮说的，做饭“纯粹是实用性的”，很多人声明自己讨厌做饭。她们觉得洗刷和采购索然无趣，打扫则是“没完没了”“没劲”“平淡”且“乏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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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于21世纪的高学历全职妈妈来说，证明自己的选择正当而合理的主要方法，有时也是唯一的方法，就是使自己加入一项新职位：家庭CEO。尽管妇女们常常批驳那种家庭CEO的刻板印象：把家庭当小型企业来经营，采用朱迪丝·沃纳（Judith Warner）称为“完美疯狂”的中产阶级养育方式，但她们表示自己恰恰扮演了这一角色。[59] 回归家庭（heading home）的结果，是成为家庭的首脑（head of the ho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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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家庭CEO[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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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周一的下午，我在伦敦北部一个社区中心的私人会客室约见了克里斯蒂娜。她的孩子每周一在社区中心有两小时的普通话课，她就在那儿等。她发短信告诉我说他们要迟到了。一到那里，她就督促10岁的儿子和7岁的女儿拿好笔记本，赶紧进入教室，那会儿刚开始上课。“呼，赶死了！”她松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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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天都这样吗？”我问道。克里斯蒂娜回答：“明摆着嘛，小孩从早上10点上课上到晚上9点，去学校之前，要晨读、吃早饭、穿衣服，跑上跑下，还要完成家庭作业。”“你丈夫呢？”我追问道。她解释说，他是一名企业律师，“工作，不回来，睡办公室，（醒了）继续工作，回来，睡俩小时，再回去工作”。早晨“他都已经上班去了。我想他可能就送过孩子［上学］一次”。“那放学后呢？”我问。克里斯蒂娜答道：“之后，到了3点，准备接孩子回来，然后到这边［教授中文普通话课的社区中心］，在这里上一节课，之后是游泳课，接下来还是游泳课，亲子活动，小提琴课，然后是家庭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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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是怎么被这种围着孩子忙昏头的生活完全吞没的？1997年，她获得了小学教师资格证，之后在伦敦一所小学开始了长达九年的教学生涯。她当上了学校的副校长和评估协调员——这两个职务大大加重了她的责任和工作量，同时也大大提升了她的经济收入和满足感。和许多受访者一样，克里斯蒂娜是位理想的员工。作为一名认真负责的职员，她每天清早到学校开门，一般晚上6点再锁门下班。“我每周工作65个小时，然后［一天结束后］基本上就是回到家，吃饭，之后再工作三个小时，然后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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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当2006年克里斯蒂娜的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决定辞职似乎便是明摆着的了：“我丈夫是绝不可能帮忙照顾孩子的……所以，从这点上看，这个决定似乎是明摆着的……几乎都不需要商量，因为那好像就是明摆着的。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叫保姆一天工作14个小时？！”克里斯蒂娜觉得，除了完全退出职场之外，别无他法。要丈夫对工作做点调整，更是想都不用想，部分原因是他挣得比她多，但也是因为她接受了——即便不情愿——自己应该是“家长主力”的想法。[61] 然而，尽管辞职去照顾孩子的决定像是明摆着的，但这一决定带来的新身份却远非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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仅仅说“我是全职妈妈”，那是没有尊严、没有价值的……真的一文不值……都会觉得你没做贡献，或者你浪费了自己的学历，或者你在吃白食，或者你懂的……你没法说“我就是个全职妈妈”，不会被人看重的。尤其是当孩子们回学校上课时，大家都会觉得你必须做点其他事儿。你就得不断证明自己存在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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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一直试图寻找价值和尊严——她反复提到这两个词——来证明她作为两个学龄孩子全职妈妈的新“存在”正当有理。通过把全职妈妈的角色转化成一种新职位、新事业，她找到了价值所在。“这有点像我以前副校长工作的延伸。”她告诉我。她把专业知识运用到这一新角色上，使自己从工作中的高级主管转变为家庭主管。“必须澄清一下，我是真的感到责任巨大。你知道，这份工作很艰巨，一部分是因为它落在我头上，因为我丈夫很少在家，所以我做什么责任巨大。”她解释说，如果职场妈妈在养育子女上犯了错，可以原谅，“因为她们手头有很多事要处理，而且已经尽力兼顾了，所以肯定相当不容易”。然而，作为一个丈夫几乎整周不在家的全职妈妈，克里斯蒂娜感觉自己“确实［得］要把孩子养育好”。“我感觉我要当一个完美的母亲。我不可以犯错，我不可以自私，我不可以……这样能说得通吗？可能说不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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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成为完美、零失误的母亲是贯穿所有妇女陈述的主题。社会学和心理学对现代母职经历的解释表明，这一点也是母亲经历的普遍特征。在当今美化和盲目崇拜母道的文化下，母亲们常常被要求用某些拔高了的完美母亲标准（第4章会探讨这一主题）来评价和衡量自己。[62] 然而，这种中产阶级全职妈妈同时受到褒扬和贬低的状况，似乎造就了特定的压力和困惑。努力为这种完全 靠扮演母亲角色，同时又是因为被迫选择才获得的身份辩解，倒产生了截然相反的意味和涵义。正如克里斯蒂娜的诘问“这样能说得通吗？”所显示的，她知道追求成为从不失误的完美妈妈是说不通的。但她和其他所有受访妇女都在竭尽全力去接受一种说不通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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