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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新身份有意义，为了实现价值，为了被他人看重，这些妇女不得不像葆拉说的那样“彻底改写”自己的人生，成为“家庭经理人”。她们不再是母亲那代“埋头洗碗碟”的主妇[63] ，而是将自己过去作为杰出专业人士的大量知识和技能，重新运用到新角色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主妇们“过的是从烘焙、烹饪、缝纫、洗衣到带孩子团团转的生活”[64] ，而我采访的妇女们则团团转地忙于各种活动和差事：接送孩子参加各类课前课后活动，辅导家庭作业，志愿给孩子和/或学校相关的活动（诸如学校演出、旅行和其他教学活动）帮忙，担任班上的家长代表、学校董事、会计、艺术导演和法律顾问。所有这些还要加上管理家务佣工，完成“自己动手”类的家政任务，以及采购、做饭和洗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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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文讨论过的前高级会计师、全职妈妈蕾切尔，描述了她常规的一天。她几乎一口气不停地讲了下面这段话，仿佛要把日常生活的狂乱演绎出来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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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7点到8点半，要打包好午饭，给孩子们做好早饭。我通常要去趟商店，或者去把洗好的衣服晾出来，或者，你懂的，无聊的事，但7点到8点半确实忙个不停。我大女儿现在上中学，所以她自个儿跑去上学。我步行送另外两个到学校，之后我通常会去跑一小时步——这是属于我的时间。跑完一小时，之后一般我有——唔，比如说，今天上午我一直工作到将近10点，之后又花了两个小时给学校做账，但有时是学校的某个项目，有时是学校董事会方面的，有时就是行政事务——预定小孩课程之类的破事儿。目前是学校的财务报表时期，所以眼下我有堆成山的、一大堆工作要做，然后我会为晚餐弄点吃的，我白天就会准备好，确保有些吃的，然后是家务，无聊的事——可能要花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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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气］显得我特没劲，是吧？但每天就是这么过的。才过了六小时，然后，下午3点15分，再到学校去接小孩。然后，基本上，从3点到9点又是六个小时忙得团团转，因为孩子们全要照看。他们各有各的事儿，所以我得几头跑，辅导好多家庭作业，陪练乐器，把待在各个地方的孩子一一安顿好，然后读睡前故事，9点之前打发他们上床。到了9点，解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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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这个马不停蹄的片段所证明的，蕾切尔不是 家政女神，她（和其他受访女性）也不像某些流行形象所展示的，是对家务乐在其中的“绝望主妇”。这些妇女家中干净整洁——她们雇用的有偿家政服务帮了大忙——但她们关注的重心，在于辅助、协调和监督孩子们的学业、社交和个人生活。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Annette Lareau）称之为“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中产和中上阶层家庭实行的一种养育模式，重担主要落在母亲身上，特点是一系列由父母或其代理人安排和掌控的紧张忙碌的活动，旨在以一种协作模式来培养孩子的天赋，激发他们的认知和社交能力。葆拉就描述了她从协作培养中获得的满足感，特别是掌控感。这在她全身心投入到密切监管她10岁和12岁孩子的生活时最为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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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能够参与进去，能帮着准备学校郊游什么的，我也很喜欢参与其中的感觉，能知道，对吧……能真的知道他们在做什么，知道他们……我能够督促家庭作业，以及比如说，练钢琴之类的事儿，所以我……我觉得我像是掌……掌控了所有动态。而我要是不在他们身边，我猜，就不会对这些东西有这么深的体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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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很多受访妇女那里听过类似的解释。言外之意是，随着孩子们长大，他们对于母亲的需要（不提父亲）只增不减：孩子们上学之前或者放学回家后，母亲的近距离陪伴于他/她的情感发展至关重要。在小学，特别是中学阶段，如果母亲不在身边或者没有“掌控所有动态”，孩子们就可能在社交、情感或学习方面出现偏差。受访者们告诉我，以前为职业奔波时，她们对孩子的学习和社交经历了解、参与得很少，现在则是全盘掌握了。然而，葆拉同时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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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过来也有可能，对吧？你很可能太……管得有点太多了，我不知道……［吸气］我不知道要是你总在一旁样样提醒他们，是不是不利于他们独立自主。妈妈不常在身边的小孩可能必须更加自觉和独立，或许对他们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两条路都行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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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们反思自己（过多地）干预和介入孩子的生活，可能带来更负面的后果。一些人引用她们从媒体上看到或听到的报道，指出自己的孩子没有父母都全职工作的孩子那么独立、自信、从容和外向。或许这些反思是当面访谈导致的：大多数妇女推测我是一位母亲，也知道我有全职工作在身。因此，她们在表达自己关于全职妈妈对孩子影响的见解时，可能有意无意地说得更委婉了，以免冒犯到我。然而，她们常在心里怀疑自己所做决定的利弊。“我干嘛要捣腾预定小孩课程之类的破事？”之前提到的蕾切尔问道，“显得我特没劲，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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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高级财务总监萨拉给出了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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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妈妈们，要是有人问她们是做什么的，她们会说我是退休律师，或者退休的管理顾问……不会老实地直接承认，实际上，我待在家里打理家务［笑声］。她们以前是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金融城的职员、医生等等，你懂的，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位高权重的，或者干着某种肥差。所以，她们对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她们之间的竞争［笑］比你想象的要激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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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是“橘子郡的主妇们”[§] ，你懂吧，而像“伏尾区的主妇们”[65] ，管它怎么叫啦！但就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你在高压环境中工作过，受过训练而且有实力，那么那些竞争力和能量不会消失。它们不过换了个方向，典型的就是转移到孩子身上，琢磨他们各个方面表现如何，竭力找到他们的强项，确保自己在找家教、发现问题或者送他们去游泳比赛之类的事情上领先其他家长一步。于是竞争还在继续，只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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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就妇女回归家庭的个人和社会后果，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退出职场本该令这些妇女摆脱单调乏味的差事、压迫性的有害工作文化，以及对工作与家庭美妙平衡的西西弗斯式追求。但相反，为了把自己的技能、精神和能量都传给孩子，她们将自己的本领和竞争力量转移到了家庭CEO的角色上。正如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所指出的，协作培养的目的，是令中产阶级儿童掌握对其未来有利的技能、保持中产阶级地位所必需的技能。[66] 这些妇女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确保孩子将来能够获取同等地位，从而维持其父母所享有的特权，途径便是向他们灌输争取圆满、成就、自我实现和成功的竞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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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梅利莎·米尔基（Melissa Milkie）和凯瑟琳·沃纳（Katherine Warner）认为，这种高强度母职做法的实质是“地位保障”（status safeguarding），即母亲为确保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能维持或提高原有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警觉性劳动。然而，她们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这种高强度的母职工作会伴有或引发剧烈焦虑，并“以母亲的职业生涯、身心健康和内疚心理为巨大代价”。[67] 曾是副校长的克里斯蒂娜就坦率地反思了自己教育孩子时的焦躁。她聊到一个小插曲：儿子在做作业时，不断用橡皮擦掉字迹。她“对他很生气”，叫他别再擦了。“用一条线划掉就行了！考试的时候，你擦来擦去就是浪费时间！”她训斥道。但儿子坚持说：“不，我就要擦掉！不要它们留在那里，乱糟糟的，我就要擦掉！”“然后我就跟他吵了起来。”她承认道，不过很快就内疚、后悔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没 资格生气，因为我已经把压力卸掉了。我不像上班族妈妈，晚上6点才进家门，肩上扛着那么重的担子。我没有资格焦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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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职业技能和职场上的竞争力转移给孩子，再在他们身上间接地活着，于母亲和孩子都是莫大的压力。[68] 竭力成为完美的零失误母亲通常令人惶惶不安，而不是像《BJ单身日记》和其他流行影片中看到的那么滑稽有趣。母亲们对于自己可能无法保障孩子以后（至少）获得中产地位的担忧，又使这一焦虑进一步恶化。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工作很大的不确定，那种一代更比一代强、永远在进步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69] 一些受访男士和女士曾讽刺地说，他们把所有这些投资到孩子身上，这样他们便能从大学毕业即失业，然后搬回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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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校方面的活动，诸如筹款、辅导和训练学生、协助学校组织演出（制作专业服装和舞台布景、指导戏剧和音乐演出等等）、为学校预算和法律事务建言献策，似乎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平衡，让她们得以“活动大脑”“做些创造性的事情”，她们这样告诉我。它有助于缓解全职妈妈，尤其是学龄儿童妈妈的隔绝感和孤独感。安妮是三个学龄孩童的母亲，她透露自己曾一度陷入抑郁：“有时会有种强烈的与世隔绝感……你可以在校门口装出笑脸，但只有十分钟，然后回到家，关上门，剩下的白天黑夜都闷在家里。”在几个与孩子参加的体育活动和学校有关的组织做志愿者，才帮助她走出家门，克服了抑郁和隔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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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曾是一名工程师，现在免费经营着课外电脑活动社。她是小儿子学校的理事会会长，也是大儿子学校的财务委员会会长。她发现，与学校相关的志愿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支援力度大幅削减，学校越来越依赖家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像我们这种还不错的中产阶级社区，”珍妮补充道，“学校的情况还行。通常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名会计师，或者律师，但要是找不到，就彻底完喽。”住在伦敦另一块绿树成荫的中产社区的安妮，也深度参与了孩子学校的家长组织，她也证实了这一点。安妮自豪地告诉我，在一次讨论经费削减的学校会议上，校长是怎么表扬家长组织的，说学校富足多亏了它。“而是谁成立的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全职妈妈们！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安妮喊道。尽管这些无偿、半公共性质的活动满足了学校的需要，帮助妇女走出家门、远离家务琐事，并让她们获得了少许刺激和满足，但它们仍然只是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管理者角色的延伸。它们有益于学校、孩子和家庭，但无益于作为独立成年人的女性自身。[70] 而且关键是，就像阿莉·霍克希尔德指出的，虽然做志愿工作赋予了妇女对未来公共生活的私人幻想，但并未妨碍她们丈夫的事业——这一主题会在第4章展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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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貌似“选择退出”了前文达娜所说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参与实验”。她们离开职场的选择，正如一些人主张的，可以看作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抗——反抗它只注重商品生产领域和所依赖的有害竞争工作文化。她们甘当全职妈妈，可以理解成试图调整优先级，将照护置于竞争之上。看起来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的要求中解脱了，从公共领域的工作中解脱了，但那仍是她们的政府在提倡的，而她们的丈夫——大多从事位高权重、薪资不菲的工作——仍然身在其中。而且，回归家庭 ——部分迫于发达资本主义压力的选择——的后果之一，是妇女们成了家庭的首脑 ，把家庭当成小型企业来经营，并且采用“高强度母职”[72] 的方式试图确保孩子无可撼动的中产阶级未来和安定生活。这些妇女在把专业技能和竞争精神转而用到孩子身上，自己扮演起家庭CEO角色的同时，可能延续了职场上很多人认为残酷的景象。她们实则延续了新自由主义，因为把孩子当作了人力资本——对他们的投资，是一种提升未来收益的手段。[73] 用前财务总监萨拉的话来说：“于是竞争还在继续，只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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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时装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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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 ）的第三部，前两部曾被改编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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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招聘女性时排除已婚妇女，或在女职工结婚后将其解雇的做法。20世纪初曾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非常普遍，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尤甚。二战后经济逐渐复苏，西方就业岗位增加，女性劳动力日益得到重用，“结婚关限”现象有所缓解，但部分国家仍会因经济国情（如就业压力大等）和性别偏见而限制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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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真人秀美剧《橘子郡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 ），讲述了几位带着孩子的贵妇人的奢侈生活。她们攀比成性，为了爬上社交顶层而挥金如土、不择手段。该剧第一季于 2006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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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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