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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常规的母亲 vs. 被禁锢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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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受访妇女的陈述围绕的是母亲身份：母职是她们决心放弃工作的主要原因，于是母亲成了她们辞职后的首要身份。但母亲的故事背后，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虽然妇女们很少直接谈到妻子身份和职责，但她们所做的决定、她们的人生轨迹和日常生活，都深受妻子身份的约束。然而，这些高学历的现代自由女人们对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感到非常矛盾。她们同丈夫一起制订了策略，掩盖妻子职责，模糊过去丈夫负责事业和经济领域，妻子负责家庭和照护领域这种传统性别分工造成的冲突。本章将系统化地说明这一掩饰办法。首先由妈妈们讲述她们当母亲的亲身经历，分析它们如何依托对母职的通俗解释，反过来又支持了后者。但这些母职行为的公共或私人叙事只是幌子，掩盖了本章第二部分的主题，即女人作为妻子的核心身份和角色，以及她们对其无比矛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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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一下苔丝的故事，它很好地体现了女人们的表述如何借助关于母职的流行话语和政策叙事掩盖了她们的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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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私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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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苔丝以前是高级新闻制作人，有两个孩子，已经当了六年全职妈妈。她在访谈一开始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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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岁时，我就很明确自己想做什么了。我一直想当记者……我一心一意想闯出一番事业……那就是我的人生计划！我的计划里没怎么想过要孩子……基本上没考虑那个，也不是完全不（考虑）……20来岁的时候我心想：“老天，我不要孩子了，不然会毁掉我的人生的！”而且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来着。我真心觉得女人应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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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的人生计划，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赋权、自信、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主流妇女的理想（令人回想起1988年电影《上班女郎》中梅拉妮·格里菲思［Melanie Griffith］饰演的角色，或者1980年电影《朝九晚五》［Nine to Five ］中简·方达［Jane Fonda］、莉莉·汤姆林［Lily Tomlin］和多莉·帕顿［Dolly Parton］饰演的女主角们），可能也受了后者的影响。苔丝曾获政府管理学学士学位，其后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报社记者训练，接着被派到英格兰南部一家地方报社，开始了第一份工作。随后几年，她辗转于英格兰各地的地方报社，积累工作经验和晋升资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在英国一家龙头电视网络公司拿到第一份电视新闻业的工作。工作很紧张，而且常常要上夜班。苔丝说它“很有趣”“特别有意思”“太棒了”，赋予了她“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极大的自由”。她的事业稳步上升，一直做到高级新闻制作人。她供职的机构“非常大方”。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请了一年的产假。过了两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又休了12个月产假。之后在有偿全职保姆的支援下，继续工作了三年。然而，当大孩子快6岁开始上学，而小的才3岁时，她辞掉了工作。她的单位给出了慷慨的裁员补偿，据苔丝回忆，“非常诱人”，“是个很好的离开契机，本身我也需要休整”。但是为什么苔丝顺利的、处于上升期的事业需要休整？为什么那会儿成了很好的离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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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问这些之前，苔丝补充了和辞职决定相关的重要信息。她一天工作十小时，此外每天还要花一小时通勤。孩子们还小，“他们需要我”，她解释道。尽管头几年，保姆“减轻了她的负担”，但孩子一入学，她就感到（他们）迫切需要自己。她告诉我，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上了学，他们仍然希望她继续当全职妈妈。“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可能还是需要我的……一听说我想找份工作来做，他们就会难过。什么？什么？你要出去工作？那我们怎么办？！”因此，当好母亲似乎是苔丝做出重大辞职决定的主要原因，而单位慷慨给予的裁员补贴更是推了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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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处房间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张四口之家的照片：苔丝、两个孩子，和一个男人，我推测是孩子的父亲。我有些惊讶，访谈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苔丝一直没提到她的丈夫。我不想直接问，怕会触及敏感或痛苦的话题。于是我问她，能否进一步谈谈她的辞职决定。“你说裁员补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我说。苔丝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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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的，是的。不是，我是说不光是因为这个……我那时感觉，呣，我，我有点，你知道吗，我在这上面有点纠结……而且，也有，也有其他原因。我丈夫是律师。他要工作特别久。他比我小一点，他要追求他的事业和发展。而我能理解他的事业……我感觉，可能正处在上升期……他不可能当我的后备计划……［要是孩子们生病了，］我丈夫绝不可能说：“噢，不要紧，我来请一天假。”［笑］这叫我很心酸，真的很心酸。我无法想象自己要怎么［留］在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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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要休整”的决定，看来并非全赖于本身。苔丝承认，放弃顺利的事业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需要她，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母亲的责任以及难与工作协调虽然重要，但只是苔丝辞职的原因之一。丈夫蒸蒸日上的事业前景，及其包含的高要求、长时间工作，对她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她明白那既会造成家中实质性的父亲缺位和丈夫缺位——用她的话说，叫她“心酸”——也会断送她的事业。但双职工家庭无法应付父母两方既要保证经济收入又要照顾家庭的多重压力，所以苔丝还是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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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辞职的是你 ？”我困惑地问道，尤其因为苔丝离职那会儿，已经挣得比她丈夫多了。“孩子们生病时，”她解释道，“总是我请假，而不是我丈夫……我，说来好笑，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必须由我去，因为我必须照顾［孩子们］。我是看护员啊。”苔丝的“说来好笑”透露出她意识到，她“自发”接受看护主力的角色，进而放弃工作，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她知道，放弃成功且回报丰厚的事业去照顾孩子，不见得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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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辞职妇女挣得比丈夫少，但就苔丝（以及其他一些受访者）而言，她挣得更多。[1] 所以那种考虑育儿的经济成本，认为妇女不该继续上班的传统观念就说不过去了。苔丝的经历让人不禁怀疑她在访谈一开始小心准备的说法，即她离职主要是出于母亲的责任。她决定辞职来照顾孩子，那么丈夫便不用请假，而能继续投身长时间的工作，发展他宏伟的事业。因此，苔丝辞掉她热爱、享受，而且干得非常出色的工作，似乎既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是她作为母亲的选择，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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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42岁的朱莉也是辞掉出版业的美差，去照顾两个学龄孩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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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很多很棒的工作，女人真是做着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充满激情，［而且］处理孩子问题很有一套！……想要成为那种职业派，那种模范型的，那种，你知道吧，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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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和为家庭做贡献之间，有种矛盾……呣，而且，呣……我觉得这种矛盾不会凭空消失：虽然你很想说……说我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家庭做贡献……但是如果我决定要孩子，我 就要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我决定了要孩子，所以我要去照顾他们。我要陪在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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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想当那种模范型的“职业派”，相信自己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想去照顾孩子，因为丈夫“把上帝给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她和苔丝一样，竭力压抑这种矛盾情绪。她坦言道，即便已辞去工作九年，这种矛盾仍未消失。她也像苔丝一样，用感情打了个掩护。照顾孩子是她唯一职责的说法，压下了她对那些拥有“很棒工作”的妇女的嫉妒，以及成为其中一员这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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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的掩饰要起作用，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和认同。成功压制妇女作为妻子的重要角色，及其给她们生活和身份带来的影响，还要靠受访妇女们提到的一种更大的叙事，帮助她们冲淡妥协和矛盾。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称之为文化掩饰。她详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超级妈妈形象——事业与家庭两手抓，“异常高效、有条不紊、精力充沛、聪明而且自信”的妇女想象[2] ——是如何在杂志、建议类书籍、广告和电视上大行其道的。霍克希尔德认为，这一形象很吸引职业妇女，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文化掩饰，来配合她们的情感掩饰，为她们的“妥协蒙上了‘无可避免’的色彩”，同时掩去了夫妻俩维持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和对压力的极力克制。[3] 在21世纪10年代，当代文化和政策再现继续为妇女提供有力的掩护，来隐藏她们的情感斗争。尽管超级妈妈形象尚未退去，其他形象已然兴起，令苔丝、朱莉，以及其他许多受访妇女确信，她们的主要角色是照顾孩子。接下来将探讨的母职的公共表述，则帮助她们压下了当母亲、当妻子的种种矛盾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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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公共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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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对“母亲”有着“醒目的关注”[4] ，母职从未被“这样关注，这样讨论，这样公开”过。[5] 电影、新闻、电视、妇女杂志、广告、名人谈话、指南类书籍、社交媒体和文学小说中大量涌现了大量关于母职的讨论和对母亲的再现。[6] 尽管妇女在媒体上的再现有了明显改变，但研究表明，她们仍时常被描绘成照护型角色，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时候。[7] 当代媒体和文化对母亲大书特书，而对父亲一笔带过（尽管出现男性从事照护工作的再现是显著的改变），显得妇女同儿童养育，以及更普遍的护理工作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深之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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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不仅随处可见，而且绝大多数被冠上了选择的名义，好像并未受到明显的父权压迫和扼制。[8] 正如第3章所述，全职妈妈被异口同声地说成个人选择，而很少提到障碍、限制或遗憾，即便她们当全职妈妈的“选择”是迫于，比如说，裁员的压力。[9] 另外，对于好妈妈和坏妈妈的成见，仍一贯是用来评价妇女的刻板标准。[10] 这在英国最近的经济紧缩时期特别明显，工人阶级母亲，尤其是贫困的单身母亲，不断被政治和媒体言论妖魔化，说她们没对经济做贡献，也没能“妥善”地管好自己和孩子，因此要为英国沦为“破败的社会”负责。[11] 与贫穷、饱受诟病的失败妈妈不同，中产（中上）阶层妈妈常因“培育有方”和行为负责受到美化和关注。政客夫人们，例如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或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之妻萨曼莎·卡梅伦（Samantha Cameron），就被典型地树立为模范妈妈，对她们的描绘和评论都是：独立的现代女人和伟大的母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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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越来越高的可见度也复兴了对妈妈们的审查和监督，包括记录她们的所作所为、行动地点和方式。[13] 在网络上，指责妈妈、苛刻评价其养育做法的现象[14] 已经屡见不鲜，父母们，尤其是母亲，迫于压力常会通过科技手段和社交平台来分享家庭生活照片——这一做法现在被称为“晒娃”。[15] 2016年Facebook上的“母亲挑战”（Motherhood Challenge），召集妇女们发布一系列表现“当妈快乐”的照片，并附上她们心目中其他“伟大妈妈”的姓名标签，就是一个强化母育审查、向母亲施压的例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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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政策话语和政治演说，鼓励也可以说参与了对母亲和母育的审查与监管。表面上，政策和政治话语视母亲与父亲同权同责，往往说“养育”，而非“母育”。在英国，戴维·卡梅伦自2005年当上保守党领袖开始，就一直强调对家庭结构持更为包容的态度，这在对待同性恋和民事伴侣关系[*] 上尤为明显。[17] 作为其推动现代化和重塑保守党更为宽容、包容、与时俱进形象的宏大计划（其继任者特雷莎·梅也是该计划的重要支持者）的一部分，卡梅伦的政策和话语谈论的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和父母双方 的责任。例如，在2014年关于家庭的演讲中，他强调“不仅要支持母亲和儿童，更要支持整个家庭”[18] ；在2016年关于人生机遇的演讲中，他提到“妈妈和爸爸确实在构建宝宝的大脑”。[19] 在这个语境中，卡梅伦是为了树立自己作为父亲和顾家男人的形象。[20] 2015年，保守党政府为了让父母能在孩子出生第一年分担育儿工作，推出了共享产假制度（Shared Parental Leave）——不过时至今日，父亲们对这项制度的利用率仍然低得出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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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在上述人生机遇的演讲中，卡梅伦在强调优质培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时，也谈到“在妈妈和孩子之间建立终生的情感纽带”极其关键，并引用（第3章中提到的）《虎妈战歌》[22] 作为理想育儿模式的缩影。从广义上说，英国政府的政策话语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家庭观，对妇女的角色和责任也秉持保守的价值观，即便在其领导人历史上第二次由女性担任时也不例外。[23] 英国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仍旧沿袭了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原则，即视强健的家庭关系和（异性恋以及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姻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基石，并出台强调家庭责任的政策。在撒切尔政府的福利政策中，虽然“对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说法含蓄了不少”[24] ，但总体目标还是保持传统的家庭结构、角色和责任——暗示妇女，她们实际上只有继续照料家庭，才能拥有“平等”。[25] 因此，尽管政策和政治话语营造出平等的表象，但事实上它没有考虑造就母亲遭遇的顽固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26] 随着政策和政治言辞不断强化妇女为儿童照顾主力的观念，尽管措辞含蓄，但母职仍旧承受着性别偏见。[27] 由于身边都是“女人的角色和职责就是当家长主力[28] 和好妈妈”这种强劲而一致的看法，我采访的女性退而认为她们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职责就是抚养孩子——各类研究表明，诸多女性和男性都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29] ——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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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过去20年来，随着宏观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母亲和母职的再现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包括女性学历的提高、就业率的提高、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母职的“酷儿化”[†] 。[30] 和过往时代相比，当代再现对母职的刻画更为细腻和复杂。从好妈妈——坏妈妈二元对立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形象，动摇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身份之间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关联，也挑战了长久以来统治文化领域、传播“高度浪漫化但要求苛刻的母职观，成功标准可望而不可即”[31] 的“妈咪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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