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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身要休整”的决定，看来并非全赖于本身。苔丝承认，放弃顺利的事业仅仅是因为孩子们需要她，这个说法站不住脚。母亲的责任以及难与工作协调虽然重要，但只是苔丝辞职的原因之一。丈夫蒸蒸日上的事业前景，及其包含的高要求、长时间工作，对她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她明白那既会造成家中实质性的父亲缺位和丈夫缺位——用她的话说，叫她“心酸”——也会断送她的事业。但双职工家庭无法应付父母两方既要保证经济收入又要照顾家庭的多重压力，所以苔丝还是辞了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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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为什么辞职的是你 ？”我困惑地问道，尤其因为苔丝离职那会儿，已经挣得比她丈夫多了。“孩子们生病时，”她解释道，“总是我请假，而不是我丈夫……我，说来好笑，我就觉得应该是我，必须由我去，因为我必须照顾［孩子们］。我是看护员啊。”苔丝的“说来好笑”透露出她意识到，她“自发”接受看护主力的角色，进而放弃工作，有些不大对劲的地方。她知道，放弃成功且回报丰厚的事业去照顾孩子，不见得是自然而然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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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大多数辞职妇女挣得比丈夫少，但就苔丝（以及其他一些受访者）而言，她挣得更多。[1] 所以那种考虑育儿的经济成本，认为妇女不该继续上班的传统观念就说不过去了。苔丝的经历让人不禁怀疑她在访谈一开始小心准备的说法，即她离职主要是出于母亲的责任。她决定辞职来照顾孩子，那么丈夫便不用请假，而能继续投身长时间的工作，发展他宏伟的事业。因此，苔丝辞掉她热爱、享受，而且干得非常出色的工作，似乎既是为了有更多时间陪孩子，也是为了支持丈夫的事业。这是她作为母亲的选择，也是作为妻子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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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42岁的朱莉也是辞掉出版业的美差，去照顾两个学龄孩子。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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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边有很多很棒的工作，女人真是做着特别了不起的事情，而且充满激情，［而且］处理孩子问题很有一套！……想要成为那种职业派，那种模范型的，那种，你知道吧，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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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现得……和为家庭做贡献之间，有种矛盾……呣，而且，呣……我觉得这种矛盾不会凭空消失：虽然你很想说……说我在以另一种方式为家庭做贡献……但是如果我决定要孩子，我 就要承担照顾他们的责任……我决定了要孩子，所以我要去照顾他们。我要陪在他们身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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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莉面临着一种矛盾，一方面想当那种模范型的“职业派”，相信自己在经济上为家庭做出了贡献；另一方面想去照顾孩子，因为丈夫“把上帝给他的所有时间都用在工作上了”。她和苔丝一样，竭力压抑这种矛盾情绪。她坦言道，即便已辞去工作九年，这种矛盾仍未消失。她也像苔丝一样，用感情打了个掩护。照顾孩子是她唯一职责的说法，压下了她对那些拥有“很棒工作”的妇女的嫉妒，以及成为其中一员这个无法实现的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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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感上的掩饰要起作用，需要来自外界的支持和认同。成功压制妇女作为妻子的重要角色，及其给她们生活和身份带来的影响，还要靠受访妇女们提到的一种更大的叙事，帮助她们冲淡妥协和矛盾。社会学家阿莉·霍克希尔德称之为文化掩饰。她详述了在20世纪80年代，超级妈妈形象——事业与家庭两手抓，“异常高效、有条不紊、精力充沛、聪明而且自信”的妇女想象[2] ——是如何在杂志、建议类书籍、广告和电视上大行其道的。霍克希尔德认为，这一形象很吸引职业妇女，因为它提供了一种文化掩饰，来配合她们的情感掩饰，为她们的“妥协蒙上了‘无可避免’的色彩”，同时掩去了夫妻俩维持双职工家庭所面临的压力和对压力的极力克制。[3] 在21世纪10年代，当代文化和政策再现继续为妇女提供有力的掩护，来隐藏她们的情感斗争。尽管超级妈妈形象尚未退去，其他形象已然兴起，令苔丝、朱莉，以及其他许多受访妇女确信，她们的主要角色是照顾孩子。接下来将探讨的母职的公共表述，则帮助她们压下了当母亲、当妻子的种种矛盾与纠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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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公共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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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文化对“母亲”有着“醒目的关注”[4] ，母职从未被“这样关注，这样讨论，这样公开”过。[5] 电影、新闻、电视、妇女杂志、广告、名人谈话、指南类书籍、社交媒体和文学小说中大量涌现了大量关于母职的讨论和对母亲的再现。[6] 尽管妇女在媒体上的再现有了明显改变，但研究表明，她们仍时常被描绘成照护型角色，尤其是作为母亲的时候。[7] 当代媒体和文化对母亲大书特书，而对父亲一笔带过（尽管出现男性从事照护工作的再现是显著的改变），显得妇女同儿童养育，以及更普遍的护理工作之间的关系自然而然、深之又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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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不仅随处可见，而且绝大多数被冠上了选择的名义，好像并未受到明显的父权压迫和扼制。[8] 正如第3章所述，全职妈妈被异口同声地说成个人选择，而很少提到障碍、限制或遗憾，即便她们当全职妈妈的“选择”是迫于，比如说，裁员的压力。[9] 另外，对于好妈妈和坏妈妈的成见，仍一贯是用来评价妇女的刻板标准。[10] 这在英国最近的经济紧缩时期特别明显，工人阶级母亲，尤其是贫困的单身母亲，不断被政治和媒体言论妖魔化，说她们没对经济做贡献，也没能“妥善”地管好自己和孩子，因此要为英国沦为“破败的社会”负责。[11] 与贫穷、饱受诟病的失败妈妈不同，中产（中上）阶层妈妈常因“培育有方”和行为负责受到美化和关注。政客夫人们，例如前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Michelle Obama）或前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之妻萨曼莎·卡梅伦（Samantha Cameron），就被典型地树立为模范妈妈，对她们的描绘和评论都是：独立的现代女人和伟大的母亲。[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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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越来越高的可见度也复兴了对妈妈们的审查和监督，包括记录她们的所作所为、行动地点和方式。[13] 在网络上，指责妈妈、苛刻评价其养育做法的现象[14] 已经屡见不鲜，父母们，尤其是母亲，迫于压力常会通过科技手段和社交平台来分享家庭生活照片——这一做法现在被称为“晒娃”。[15] 2016年Facebook上的“母亲挑战”（Motherhood Challenge），召集妇女们发布一系列表现“当妈快乐”的照片，并附上她们心目中其他“伟大妈妈”的姓名标签，就是一个强化母育审查、向母亲施压的例子。[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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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的政策话语和政治演说，鼓励也可以说参与了对母亲和母育的审查与监管。表面上，政策和政治话语视母亲与父亲同权同责，往往说“养育”，而非“母育”。在英国，戴维·卡梅伦自2005年当上保守党领袖开始，就一直强调对家庭结构持更为包容的态度，这在对待同性恋和民事伴侣关系[*] 上尤为明显。[17] 作为其推动现代化和重塑保守党更为宽容、包容、与时俱进形象的宏大计划（其继任者特雷莎·梅也是该计划的重要支持者）的一部分，卡梅伦的政策和话语谈论的是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和父母双方 的责任。例如，在2014年关于家庭的演讲中，他强调“不仅要支持母亲和儿童，更要支持整个家庭”[18] ；在2016年关于人生机遇的演讲中，他提到“妈妈和爸爸确实在构建宝宝的大脑”。[19] 在这个语境中，卡梅伦是为了树立自己作为父亲和顾家男人的形象。[20] 2015年，保守党政府为了让父母能在孩子出生第一年分担育儿工作，推出了共享产假制度（Shared Parental Leave）——不过时至今日，父亲们对这项制度的利用率仍然低得出奇。[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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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在上述人生机遇的演讲中，卡梅伦在强调优质培育对儿童成长的重要性时，也谈到“在妈妈和孩子之间建立终生的情感纽带”极其关键，并引用（第3章中提到的）《虎妈战歌》[22] 作为理想育儿模式的缩影。从广义上说，英国政府的政策话语一直保持着传统的家庭观，对妇女的角色和责任也秉持保守的价值观，即便在其领导人历史上第二次由女性担任时也不例外。[23] 英国政府的政策很大程度上仍旧沿袭了撒切尔主义的核心原则，即视强健的家庭关系和（异性恋以及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姻为社会团结和稳定的基石，并出台强调家庭责任的政策。在撒切尔政府的福利政策中，虽然“对家庭性别角色分工的说法含蓄了不少”[24] ，但总体目标还是保持传统的家庭结构、角色和责任——暗示妇女，她们实际上只有继续照料家庭，才能拥有“平等”。[25] 因此，尽管政策和政治话语营造出平等的表象，但事实上它没有考虑造就母亲遭遇的顽固性别政治和阶级政治。[26] 随着政策和政治言辞不断强化妇女为儿童照顾主力的观念，尽管措辞含蓄，但母职仍旧承受着性别偏见。[27] 由于身边都是“女人的角色和职责就是当家长主力[28] 和好妈妈”这种强劲而一致的看法，我采访的女性退而认为她们的主要（甚至是唯一）职责就是抚养孩子——各类研究表明，诸多女性和男性都对这一观点深信不疑[29] ——也就不足为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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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过去20年来，随着宏观社会和政治的变迁，母亲和母职的再现出现了一些重要变化，包括女性学历的提高、就业率的提高、女性主义的影响，以及母职的“酷儿化”[†] 。[30] 和过往时代相比，当代再现对母职的刻画更为细腻和复杂。从好妈妈——坏妈妈二元对立衍生出越来越多的形象，动摇了生理性别与性别身份之间曾经认为理所当然的关联，也挑战了长久以来统治文化领域、传播“高度浪漫化但要求苛刻的母职观，成功标准可望而不可即”[31] 的“妈咪迷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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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已经成为“越轨”母亲形象的重要生产源和传播口。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始，诸如《拖家带口》（Married with Children ）、《墨菲·布朗》（Murphy Brown ）、《罗斯安家庭生活》（Roseanne ）和《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32] 之类的电视节目，到最近上映的影视剧《大小谎言》《傲骨贤妻》《绝望主妇》《单身毒妈》（Weeds ）、《广告狂人》（Mad Men ）、《极品老妈》（Mom ）、《护士当家》（Nurse Jackie ）、《谋杀》（The Killing ，美剧）、《代班》（The Replacement ）、《福斯特医生》（Doctor Foster ）、《我的妈啊》（Motherland ，英剧）、《权力的堡垒》和《丽塔老师》（Rita ，丹麦剧），都刻画了更为复杂和多面的母亲形象。女性主义媒体研究者苏珊娜·达努塔·沃尔特斯（Suzanna Danuta Walters）和劳拉·哈里森（Laura Harrison）发现，美国大众媒体中出现了“反常的”“毅然决然反常规”的新型反面母亲形象，她们抵制男权支配和常规的家庭主义。[33] 沃尔特斯和哈里森认为，像《傲骨贤妻》[34] 中出色的女律师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广告狂人》[35] 中失意的家庭主妇贝蒂·德雷珀（Betty Draper）、《谋杀》中的女侦探萨拉·林登（Sarah Linden），以及网飞公司（Netflix）在国际发行的丹麦剧《丽塔老师》[36] 中的女教师丽塔这类角色，填补了“公众对母职的理想认知与复杂得多（也往往苛刻得多）的日常生活现实”之间的落差。[37] 即便是以散布带有性别歧视的刻板女性形象和守旧妈妈形象闻名的广告业，近年来也出现了越来越多非常规的母职再现，例如菲亚特汽车公司（FIAT）嘲弄完美、自然、幸福妈妈神话的商业广告“母亲的壮举”（The Motherhood Feat），或德芙食品公司（Dove）2017年“真实妈妈”（#RealMoms）的广告宣传。[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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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在推动对母亲的审查、评判和自我监督日益强化的同时，也为表达和阐述更为复杂的母职状况提供了空间。近年来涌现出一大批“妈咪博客”、网站和社交平台，呈现出细腻而丰富多彩的母亲故事和形象。例如，关于Facebook“假正经妈咪”（Sanctimommy，与“sanctimony”［假装神圣/虔诚］谐音）社区的一项研究发现，通过嘲讽那些通常与“高强度母职”有关的自以为是——尤其是认为母亲天生是最能干的家长，要在孩子身上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的观念——该社交媒体平台提供了一块批判压迫性母职理想、交流其他母育办法的空间。[39] 这类平台通过凸显母职的复杂性，即它不仅包含满足感和幸福感，也糅合了沮丧、失落、愤怒和忘恩负义等强烈情绪，来解构和重建母职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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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平台上这类更复杂的母职呈现，在受访女性的叙述中得到了回应。她们从母育工作中得到了非常多的乐趣，从母亲身份中获得不少满足感。她们很开心能积极地培养孩子，在“任何他们需要的时候”陪在他们身边，而不是依赖有偿保姆。但与此同时，她们常常也很坦率地谈到当母亲的挫败和困难。几乎每个人都碰到过忘恩负义、不知感恩的情况。有些痛苦地吐露，感觉自己的付出被视为理所当然，她们毫无存在感，就像一些人说的，总是处于“底层”。媒体上日益复杂、矛盾和“反常”的母亲形象，和交流母育平淡、杂乱而沮丧一面的平台的涌现，似乎为受访女性们表达当母亲的矛盾经历和复杂感受提供了许可和语言（事实上，部分人提到加入了“妈咪网”［Mumsnet］和“在家妈妈很重要”［Mothers at Home Matter］之类的网络平台）。[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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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母职在公共视野越来越高的可见度和非常规母亲再现的涌现，掩盖了妇女生活的另一个基本方面。就像美国社会学家阿丽尔·库珀伯格和帕梅拉·斯通的研究（见第3章）显示的，“女性的新奥秘”出现了，其中“母亲角色取代了妻子角色”。[41] 即使是《傲骨贤妻》这样一部标题表明直面妻子话题的电视剧，关注的重心也是女主角作为母亲和成功律师的角色。艾丽西亚·弗洛里克的丈夫在故事开始进了监狱，被释放后二人分居，因此剧中描绘现实中妻子身份的篇幅十分有限。在“女性的新奥秘”中，母亲身份挤掉了妻子身份。这一奥秘帮助受访男女隐藏起妇女因为人生中核心的妻子角色而做出的艰难妥协和矛盾心理，及其给她们的身份认同造成的深远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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妻职的私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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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女性陈述中母亲角色的部分同妻子角色的部分分割开来比较难办，因为二者在她们的生活中是纠缠在一起的，而且她们还在极力压制妻子身份的核心地位。她们非常清楚妻职的贬义色彩，因此总是尽力把自己同母亲那一辈旧式、传统的妻子区分开来。然而在她们的叙述中，妻子身份尽管层层遮蔽，却从未被完全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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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过去是美国一家跨国公司的财务总监，嫁给了一位事业成功的银行家，现在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在她讲述的无私母亲放弃事业的故事中，就隐隐透露出了妻子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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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确实意识到自己所做的［从事高要求、长时间的工作］，对处于破碎边缘的家庭没有帮助。有点太自私了……继续工作是种自私的选择，因为你工作的理由是……它给予你 过你 的生活所需要的，我是指，给你规划，给你权力，给你从事这个行业的荣耀。就这点来说，它满足了我的需求，却满足不了我孩子或丈夫的需求。要想两个人都出去满足自个儿的需求，而不管家里其他人在受罪，我就得……母亲应该要无私，对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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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但是，天哪，你把这些都记下来了，我要想想有没有说错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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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照母亲应该无私奉献的主流期望，萨拉将她通过工作来实现自我解释为任性和自私的行为。她把离职选择描述为夹在两种相互冲突、无法调和的奉献之间的选择——一边是对自己的，一边是对孩子的。这一选择要她在从业者身份或 母亲身份之间做出取舍。然而，隐藏在她叙述中的还有另一层重要的奉献：对丈夫的。她认为继续工作是“自私的”，虽然工作赋予她“荣耀”“权力”和“规划”，但无法满足孩子们和 丈夫的需要。在她满足孩子需求的诚恳愿望——这一点是主流再现所崇尚的——背后，还有满足丈夫的愿望。然而，不同于讲到为孩子奉献牺牲时的大谈特谈、引以为豪，还引用母亲应当无私的社会期望作为支持，她只是简单提了一下满足丈夫的需求，一带而过，弄得好像和满足孩子的需求是一回事（“或丈夫的”）。萨拉知道，承认她重大的辞职决定，起码有一部分是出于当妻子的考虑，就像“说错（了）什么”。因为（像她后来做的）承认离开职场部分是为了丈夫，不符合她很想坚信的“女性新奥秘”的主流价值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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