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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妈妈们，要是有人问她们是做什么的，她们会说我是退休律师，或者退休的管理顾问……不会老实地直接承认，实际上，我待在家里打理家务［笑声］。她们以前是会计师、律师、管理顾问、金融城的职员、医生等等，你懂的，至少一定程度上是位高权重的，或者干着某种肥差。所以，她们对孩子寄予了很高的期望，她们之间的竞争［笑］比你想象的要激烈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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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觉不是“橘子郡的主妇们”[§] ，你懂吧，而像“伏尾区的主妇们”[65] ，管它怎么叫啦！但就这个意思。因为如果你在高压环境中工作过，受过训练而且有实力，那么那些竞争力和能量不会消失。它们不过换了个方向，典型的就是转移到孩子身上，琢磨他们各个方面表现如何，竭力找到他们的强项，确保自己在找家教、发现问题或者送他们去游泳比赛之类的事情上领先其他家长一步。于是竞争还在继续，只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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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就妇女回归家庭的个人和社会后果，提出了一个重要见解。退出职场本该令这些妇女摆脱单调乏味的差事、压迫性的有害工作文化，以及对工作与家庭美妙平衡的西西弗斯式追求。但相反，为了把自己的技能、精神和能量都传给孩子，她们将自己的本领和竞争力量转移到了家庭CEO的角色上。正如社会学家安妮特·拉鲁所指出的，协作培养的目的，是令中产阶级儿童掌握对其未来有利的技能、保持中产阶级地位所必需的技能。[66] 这些妇女回归家庭，主要是为了确保孩子将来能够获取同等地位，从而维持其父母所享有的特权，途径便是向他们灌输争取圆满、成就、自我实现和成功的竞争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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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梅利莎·米尔基（Melissa Milkie）和凯瑟琳·沃纳（Katherine Warner）认为，这种高强度母职做法的实质是“地位保障”（status safeguarding），即母亲为确保孩子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上能维持或提高原有社会和经济地位而做出的警觉性劳动。然而，她们和其他一些研究发现，这种高强度的母职工作会伴有或引发剧烈焦虑，并“以母亲的职业生涯、身心健康和内疚心理为巨大代价”。[67] 曾是副校长的克里斯蒂娜就坦率地反思了自己教育孩子时的焦躁。她聊到一个小插曲：儿子在做作业时，不断用橡皮擦掉字迹。她“对他很生气”，叫他别再擦了。“用一条线划掉就行了！考试的时候，你擦来擦去就是浪费时间！”她训斥道。但儿子坚持说：“不，我就要擦掉！不要它们留在那里，乱糟糟的，我就要擦掉！”“然后我就跟他吵了起来。”她承认道，不过很快就内疚、后悔得不得了。“我觉得我没 资格生气，因为我已经把压力卸掉了。我不像上班族妈妈，晚上6点才进家门，肩上扛着那么重的担子。我没有资格焦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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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职业技能和职场上的竞争力转移给孩子，再在他们身上间接地活着，于母亲和孩子都是莫大的压力。[68] 竭力成为完美的零失误母亲通常令人惶惶不安，而不是像《BJ单身日记》和其他流行影片中看到的那么滑稽有趣。母亲们对于自己可能无法保障孩子以后（至少）获得中产地位的担忧，又使这一焦虑进一步恶化。鉴于当前的经济形势，以及未来工作很大的不确定，那种一代更比一代强、永远在进步的观念受到了极大的冲击。[69] 一些受访男士和女士曾讽刺地说，他们把所有这些投资到孩子身上，这样他们便能从大学毕业即失业，然后搬回家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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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学校方面的活动，诸如筹款、辅导和训练学生、协助学校组织演出（制作专业服装和舞台布景、指导戏剧和音乐演出等等）、为学校预算和法律事务建言献策，似乎为妇女们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平衡，让她们得以“活动大脑”“做些创造性的事情”，她们这样告诉我。它有助于缓解全职妈妈，尤其是学龄儿童妈妈的隔绝感和孤独感。安妮是三个学龄孩童的母亲，她透露自己曾一度陷入抑郁：“有时会有种强烈的与世隔绝感……你可以在校门口装出笑脸，但只有十分钟，然后回到家，关上门，剩下的白天黑夜都闷在家里。”在几个与孩子参加的体育活动和学校有关的组织做志愿者，才帮助她走出家门，克服了抑郁和隔绝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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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曾是一名工程师，现在免费经营着课外电脑活动社。她是小儿子学校的理事会会长，也是大儿子学校的财务委员会会长。她发现，与学校相关的志愿工作范围在不断扩大。地方政府的支援力度大幅削减，学校越来越依赖家长的专业知识和技能。“像我们这种还不错的中产阶级社区，”珍妮补充道，“学校的情况还行。通常能在什么地方找到一名会计师，或者律师，但要是找不到，就彻底完喽。”住在伦敦另一块绿树成荫的中产社区的安妮，也深度参与了孩子学校的家长组织，她也证实了这一点。安妮自豪地告诉我，在一次讨论经费削减的学校会议上，校长是怎么表扬家长组织的，说学校富足多亏了它。“而是谁成立的这个组织呢？是我们！全职妈妈们！这就是我们对社会的贡献！”安妮喊道。尽管这些无偿、半公共性质的活动满足了学校的需要，帮助妇女走出家门、远离家务琐事，并让她们获得了少许刺激和满足，但它们仍然只是女性作为母亲和家庭管理者角色的延伸。它们有益于学校、孩子和家庭，但无益于作为独立成年人的女性自身。[70] 而且关键是，就像阿莉·霍克希尔德指出的，虽然做志愿工作赋予了妇女对未来公共生活的私人幻想，但并未妨碍她们丈夫的事业——这一主题会在第4章展开。[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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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妇女们，貌似“选择退出”了前文达娜所说的“大规模资本主义参与实验”。她们离开职场的选择，正如一些人主张的，可以看作对新自由资本主义的反抗——反抗它只注重商品生产领域和所依赖的有害竞争工作文化。她们甘当全职妈妈，可以理解成试图调整优先级，将照护置于竞争之上。看起来是从发达资本主义的要求中解脱了，从公共领域的工作中解脱了，但那仍是她们的政府在提倡的，而她们的丈夫——大多从事位高权重、薪资不菲的工作——仍然身在其中。而且，回归家庭 ——部分迫于发达资本主义压力的选择——的后果之一，是妇女们成了家庭的首脑 ，把家庭当成小型企业来经营，并且采用“高强度母职”[72] 的方式试图确保孩子无可撼动的中产阶级未来和安定生活。这些妇女在把专业技能和竞争精神转而用到孩子身上，自己扮演起家庭CEO角色的同时，可能延续了职场上很多人认为残酷的景象。她们实则延续了新自由主义，因为把孩子当作了人力资本——对他们的投资，是一种提升未来收益的手段。[73] 用前财务总监萨拉的话来说：“于是竞争还在继续，只不过以完全不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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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公开时装展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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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J单身日记》（Bridget Jones’s Diary ）的第三部，前两部曾被改编为电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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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招聘女性时排除已婚妇女，或在女职工结婚后将其解雇的做法。20世纪初曾在欧洲一些国家和美国非常普遍，经济大萧条时期（1929—1933年）尤甚。二战后经济逐渐复苏，西方就业岗位增加，女性劳动力日益得到重用，“结婚关限”现象有所缓解，但部分国家仍会因经济国情（如就业压力大等）和性别偏见而限制女性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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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源自真人秀美剧《橘子郡娇妻》（The Real Housewives of Orange County ），讲述了几位带着孩子的贵妇人的奢侈生活。她们攀比成性，为了爬上社交顶层而挥金如土、不择手段。该剧第一季于 2006年播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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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4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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偏离常规的母亲 vs. 被禁锢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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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面上，受访妇女的陈述围绕的是母亲身份：母职是她们决心放弃工作的主要原因，于是母亲成了她们辞职后的首要身份。但母亲的故事背后，微妙而深刻地隐藏着妻子的故事。虽然妇女们很少直接谈到妻子身份和职责，但她们所做的决定、她们的人生轨迹和日常生活，都深受妻子身份的约束。然而，这些高学历的现代自由女人们对自己作为妻子的角色和身份感到非常矛盾。她们同丈夫一起制订了策略，掩盖妻子职责，模糊过去丈夫负责事业和经济领域，妻子负责家庭和照护领域这种传统性别分工造成的冲突。本章将系统化地说明这一掩饰办法。首先由妈妈们讲述她们当母亲的亲身经历，分析它们如何依托对母职的通俗解释，反过来又支持了后者。但这些母职行为的公共或私人叙事只是幌子，掩盖了本章第二部分的主题，即女人作为妻子的核心身份和角色，以及她们对其无比矛盾的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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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来看一下苔丝的故事，它很好地体现了女人们的表述如何借助关于母职的流行话语和政策叙事掩盖了她们的妻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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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职的私人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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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岁的苔丝以前是高级新闻制作人，有两个孩子，已经当了六年全职妈妈。她在访谈一开始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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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岁时，我就很明确自己想做什么了。我一直想当记者……我一心一意想闯出一番事业……那就是我的人生计划！我的计划里没怎么想过要孩子……基本上没考虑那个，也不是完全不（考虑）……20来岁的时候我心想：“老天，我不要孩子了，不然会毁掉我的人生的！”而且我是个女权主义者来着。我真心觉得女人应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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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的人生计划，契合了20世纪80年代那种赋权、自信、决心做出一番大事业的主流妇女的理想（令人回想起1988年电影《上班女郎》中梅拉妮·格里菲思［Melanie Griffith］饰演的角色，或者1980年电影《朝九晚五》［Nine to Five ］中简·方达［Jane Fonda］、莉莉·汤姆林［Lily Tomlin］和多莉·帕顿［Dolly Parton］饰演的女主角们），可能也受了后者的影响。苔丝曾获政府管理学学士学位，其后接受了为期一年的报社记者训练，接着被派到英格兰南部一家地方报社，开始了第一份工作。随后几年，她辗转于英格兰各地的地方报社，积累工作经验和晋升资历。20世纪90年代初期，她在英国一家龙头电视网络公司拿到第一份电视新闻业的工作。工作很紧张，而且常常要上夜班。苔丝说它“很有趣”“特别有意思”“太棒了”，赋予了她“丰富多彩”的经历和“极大的自由”。她的事业稳步上升，一直做到高级新闻制作人。她供职的机构“非常大方”。她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请了一年的产假。过了两年，第二个孩子出生后，又休了12个月产假。之后在有偿全职保姆的支援下，继续工作了三年。然而，当大孩子快6岁开始上学，而小的才3岁时，她辞掉了工作。她的单位给出了慷慨的裁员补偿，据苔丝回忆，“非常诱人”，“是个很好的离开契机，本身我也需要休整”。但是为什么苔丝顺利的、处于上升期的事业需要休整？为什么那会儿成了很好的离开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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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问这些之前，苔丝补充了和辞职决定相关的重要信息。她一天工作十小时，此外每天还要花一小时通勤。孩子们还小，“他们需要我”，她解释道。尽管头几年，保姆“减轻了她的负担”，但孩子一入学，她就感到（他们）迫切需要自己。她告诉我，即便现在两个孩子都上了学，他们仍然希望她继续当全职妈妈。“我觉得，我真的觉得，觉得其实他们现在，可能还是需要我的……一听说我想找份工作来做，他们就会难过。什么？什么？你要出去工作？那我们怎么办？！”因此，当好母亲似乎是苔丝做出重大辞职决定的主要原因，而单位慷慨给予的裁员补贴更是推了她一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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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所处房间的壁炉上方，挂着一张四口之家的照片：苔丝、两个孩子，和一个男人，我推测是孩子的父亲。我有些惊讶，访谈已经过了半个多小时，苔丝一直没提到她的丈夫。我不想直接问，怕会触及敏感或痛苦的话题。于是我问她，能否进一步谈谈她的辞职决定。“你说裁员补偿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我说。苔丝回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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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是的，是的。不是，我是说不光是因为这个……我那时感觉，呣，我，我有点，你知道吗，我在这上面有点纠结……而且，也有，也有其他原因。我丈夫是律师。他要工作特别久。他比我小一点，他要追求他的事业和发展。而我能理解他的事业……我感觉，可能正处在上升期……他不可能当我的后备计划……［要是孩子们生病了，］我丈夫绝不可能说：“噢，不要紧，我来请一天假。”［笑］这叫我很心酸，真的很心酸。我无法想象自己要怎么［留］在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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