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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我应该更难过一点的，我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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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笑］已经谈到不少了，是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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苔丝这段痛苦的自白，总结了这一章中描述的紧张关系。她扮上了无私母亲和无私妻子的角色。然而，尽管前者得到社会和文化观念的认可和鼓励（虽说也带来了矛盾和苦闷），后者却让她很纠结：承认她在满足自己的需求之前，先满足了丈夫。“你一定要再听一遍这些吗？”她尴尬地说。她知道自己“应该更难过一点的”，然而要克服承认这点所带来的酸楚的唯一方法，就是避免“对此特别，特别，特别地难过”——也就是说，要否认愤懑，用母职的文化幻想来掩饰对于妻职的矛盾心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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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同性恋伴侣虽不具备法定婚姻关系，但享有与异性夫妻一样的法律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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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文为“queering”，源自酷儿理论（Queer Theory），兴起于20世纪90年代，起源于同性恋运动，后来扩展为为所有性少数群体“正名”的理论。酷儿理论挑战了主流文化和占统治地位的性别规范，反对异性恋霸权和性别的二元对立论。此处指如跨性别者、双性者等性少数群体或其他与主流意识形态相背的母职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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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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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何处？压抑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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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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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 vs. 模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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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孩子们长大了你有什么打算？”采访接近尾声时我问那些女性。回答我的几乎总是很长一段沉默、停顿和踌躇。妇女们虽表现出回归上班族的渴望，但要具体设想和阐述这种渴望又很困难。一方面，她们反思了眼下不用上班的“轻松路线”，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她们真心不愿继续当家庭主妇，渴望回归某种创造性的、有意义的工作岗位。一位妇女告诉我，即便已离职11年，她仍旧盼望着重新上岗。“有时候，我就想：‘老天啊，给我份工作吧！’”她大喊。然而另一方面，她们无法想象未来的工作会是怎样的，那个模糊未来中的自己又是什么样的。这些曾经积极参与工作、自我认同感与职业生涯密不可分的妇女，为何在设想重返职场的未来时却迷茫了？倘若她们如此强烈地渴望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为什么在说明它的具体内容时，又百般纠结？在回答这些问题之前，先来看一则纠结的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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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与自我，模糊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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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40出头，曾当过律师，现在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丈夫杰克也是位律师。夫妻俩的父母都住在国外，所以他们在本地没有家人能够帮忙。玛丽是怀着沉重的心情辞职的，因为她在母亲的教导下坚信经济独立、事业在握是“实现自由”的重要基础。在访谈的开始阶段，自诩为女权主义者的玛丽痛苦但还算冷静地讲述了离职决定及其对她的身份和家庭的影响。可随后她的讲述就支离破碎了。“虽说为了照顾孩子才留在家里，但其实越来越像家庭主妇了”，她说这些时一会儿哭，一会儿笑，既为辞职决定难过，又为主妇的新身份尴尬。之后她没再用“家庭主妇”这个词，而是用沉默或抽象的“那个”来代替：“我苦苦纠结当一个……［沉默］我不……［沉默］我只是觉得那个……我只是觉得那个……那个 对我而言还不够。我觉得我必须做些事情。”我问玛丽“做些事情”大概指什么。同她在访谈前90分钟讲述离职决定时的滔滔不绝截然不同，她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含含糊糊，似是而非，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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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知道……［停顿］我是说，也许会做些不一样的事情。目前还没仔细想过……但是［停顿］……呣……［停顿］对，我是说，仍然可以再干以前的工作。呃，我的意思是……我猜我得……［停顿］对，我是说我猜我得…呣，我猜我得要……［停顿］呣，我得要想办法追上去，但［停顿］…呣，但那还不至于……不至于让我打退堂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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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的确是种选择。但我觉得我只是［停顿］……我必须做点其他事。我不能［停顿］……不能光待在家里，又没有孩子要照看，你懂我的意思吧…白天的时候。我觉得我要［停顿］……呣，从早上9点到下午3点一直干坐在这里，感觉怪怪的。我是说家里就那么多打扫的活，我也不是特别享受做那些。我是说当一切都……当家里干净又整洁，的确很好，但实际上打扫，不，并不好。呣，我不知道。我只是觉得，想要用我的人生做些别的［擦眼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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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对于未来要做什么结结巴巴、语无伦次的描述，同她不愿继续当全职妈妈的坚定明确形成了反差。她渴望“用她的人生做些别的”，而不是“朝九晚三”地坐在家里、打扫卫生。她一度考虑像以前一样去金融城当律师，并拼命想抓住这一可能性带来的希望——“这的确是种选择”，她坚持。然而，玛丽知道这不是一个现实的选择，因为正是丈夫和自己以前的工作状况迫使她辞职的。他俩都在英国领先的律师事务所当律师，这一行工作时间长，经常要熬夜，要出席晚间和周末的活动，到处出差，常规办公时间之外还得随时待命。玛丽黯然泪下——她竭力寻找，却找不到什么出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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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的自述和20世纪60年代贝蒂·弗里丹采访的主妇们的阐述，有引人注意的相似之处。弗里丹采访的妇女们在“洗碗碟、熨衣服、表扬或惩罚孩子”之外，还有种“含糊不清的、对于‘其他什么’的需求”。[1] “女性的奥秘”对于女性莫名渴望“其他什么”的解决办法，是排除一切障碍，充分发掘她们做母亲和妻子的潜力。“妇女杂志给出的法子，”弗里丹反讽道，“是劝她们把头发染成金色，或者再生个孩子。”[2] 然而，在21世纪10年代，给予玛丽这类妇女的解决办法已然不同。而正是在这些解决办法，即媒体和政策所提议和吹捧的新“奥秘”背景下，我们才渐渐理解玛丽的苦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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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新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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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工作结构，至少部分起源于20世纪80年代。当时企业家主义（entrepreneurialism）被视为理想的工作形式，宣告了传统谋生行业向更灵活的工种转型。当时工业化国家推行的新自由主义政策——众所周知由美国的里根总统和英国的撒切尔夫人奉行——提倡创业精神，是为了减少产能大量过剩、企业纷纷破产，导致爆发大规模失业的不良影响。[3] “自主创业和自谋职业被推崇为一种个人摆脱依附和失业的途径、国家开创经济复苏的手段。”[4] 企业家被塑造成能够重振萎靡经济的英雄人物，具有敢于冒险的精神。[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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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美国的媒体、政策领域一向认为妇女是传统行业向灵活创业工作转型的理想受益者（反过来也是推动者）。其中一个鼓吹妇女创业、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子，是1987年好莱坞热门电影《婴儿热》。该片讲述了女主角J. C. 威亚特（J. C. Wiatt）（黛安娜·基顿［Diane Keaton］饰）的故事。她是一名积极进取的职业妇女，在曼哈顿担任高级管理顾问，事业蒸蒸日上，直到在表兄身故后收养了他的孩子。应付这个强塞给她的小捣蛋鬼，把威亚特的生活搅得一团乱。就像玛格丽特·塔利（Margaret Tally）在分析该片时所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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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顿的角色是想引人发笑，但你很快会发现，新添了个孩子后，就连基顿饰演的一个生活紊乱、一贯每周工作80小时的积极职业女性，也撑不住了。她不久便放弃了疯狂职场生活的紊乱，在一系列喜剧性小故事的推动下，体会到初为人母的快乐。[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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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J. C. 威亚特并没有去当全职妈妈，为养女制作的美食激发了她开创新业务的念头。威亚特成了一名成功的母亲企业家，或“妈妈企业家”：“餐桌上开创事业、餐桌下抚育孩子的妈妈”。[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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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特·纽曼（Janet Newman）对20世纪80年代指导手册的分析，发现了类似的提倡妇女创业的说法，即只要她有“足够的自立态度、金融头脑、竞争精神和克服障碍的决心”，就能成功，就能挣得职场上的一席之地。[8] 文化分析家乔·利特勒指出，这类妈妈企业家形象试图朝着与“事业妇女”理念不同的方向，重构经济生产与家庭生育的关系。妈妈企业家力图将工作从男性化的公共领域搬到家庭领域，这一重新安排被视为自主赋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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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特勒还发现，20世纪80年代母亲企业家形象的树立，在意识形态方面离不开撒切尔主义（及里根主义）对社会福利的冲击和对自由市场经济的支持。自20世纪80年代起，政府不断取消并妖魔化集体儿童保育（如日托福利），且随着2008年金融危机及后续的经济衰退变本加厉。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妈妈企业家的形象才“被频频包装成一种诱人的唯才是用型就业方案，既有望解决工作的约束和育儿开销等问题，又能提供个人魅力和成就感”。[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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