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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数十年间，妈妈企业家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和文化再现，数不胜数的专门网站、专题会议、指南类书籍、通俗小说、“母亲传”（momoir），以及谷歌上该词条不断攀升的点击量都证明了这一点。[11] 此类表达中的形象，通常是一位从传统雇员转型为新兴企业主的女性，拥有并经营着更适合母亲角色的（有风险）项目。[12] 政策方面则一边用言论强调，一边用计划推动女性，尤其是母亲创业。例如，2005年，英国政府成立了鼓励妇女，尤其是母亲创业的妇女企业工作组（Women’s Enterprise Task Force）。[13] 接着出台了好几项计划，例如用于提升妇女信心和社交技能[14] 的“超凡计划”（Prowess），以及“英国初创计划”（Start-Up Britain）。首相卡梅伦在2012年关于英国初创计划的演讲中，用美体小铺（the Body Shop）创始人安妮塔·罗迪克（Anita Roddick）从厨房开始事业的例子，说明了女性创业带来的好处。[15] 寻找“错失的百万”女性企业家，是卡梅伦政府“妇女与经济行动计划”（Women and the Economy Action Plan）的核心。2014年，该计划推出“商业伟业”（Business Is Great）网站，为妇女提供创业方面的建议，并宣布拿出100万英镑的“妇女与宽带挑战基金”（Women and Broadband Challenge Fund）用于政府超高速宽带推广计划的一部分，鼓励女性领导的企业争取基金，创建线上企业。[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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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美国政府的政策文件和计划也把妇女创业表述为经济增长的关键，是她们达成工作生活平衡、实现个人抱负的途径。2017年2月，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加拿大总理特鲁多（Justin Trudeau）宣布成立美加女性企业家和商界领袖促进委员会（US-Canada Council for Advancement of Women Entrepreneurs and Business Leaders）。白宫发表的一份新闻通告称：“特朗普总统希望更多女性把她们独特的视角和优势带入商界，政府会为此铺好道路，在国民经济中充分发掘妇女企业家的潜力，让美国再度雄起。”[17] 在这一背景下，总统的女儿兼顾问伊万卡·特朗普一跃成为代表和引领女性创业精神的核心人物。伊万卡在其2017年著作《职业妇女：改写成功的规则》（Women Who Work: Rewriting the Rules for Success ）一书中，讲述了她成功创建服装品牌及周边业务的妇女创业励志故事（需要注意的是，她完全不提自己坐享的资本和资源，那是很多试图创业的妇女所不具备的），为能成功成立和经营公司、同时承担起母亲和妻子的责任感到自豪。伊万卡·特朗普在大肆宣扬她的成功、进一步巩固其女权倡导者形象的同时，还在2017年7月的20国峰会上推出了女企业家融资倡议（Women Entrepreneurs Finance Initiative，简称We-Fi）——一项致力于推动发展中国家女性创业的世界银行基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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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和政策再现上的妈妈企业家包含三大特点。首先，它被描述成解决了工作育儿两手抓的难题。[18] 利特勒发现，很多流行文本都把妈妈企业家说成一种唯才是用的方法，能够解决因经济衰退，尤其是育儿成本高企以及很多岗位的性别歧视和缺乏弹性而加剧的一系列问题。然而，妈妈企业家在得到媒体和政府提倡的同时，也遭到了贬低。管理学学者凯特·刘易斯（Kate Lewis）指出了“在公众眼里，女企业家是如何不如男企业家专业、成功和目标明确的”。[19] 刘易斯对媒体报道的分析指出，女领导的企业常常被表述成小型、呆板的企业，实践与绩效方面都不如男人掌管的企业；前者基本建立在传统意义的妇女技能上，在家庭环境下运转，不过是将女人的养育角色与经济服务对接起来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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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的第二个特征，是个体经营。它的普及得益于2008年经济衰退以来自营职业人数攀升的大背景，渐渐代表了当前自营职业的潮流，反过来也夯实了它的地位。[20] 斯蒂芬妮·泰勒（Stephanie Taylor）在分析创业和当前创作类工作的话语时指出，自2011年起，英国准许失业人员申请“创业津贴”（New Enterprise Allowance），“期望想象中失业人士的死气沉沉能转化成企业家的元气满满”。[21] 其中，创作领域的个体经营和创业越发受到重视，数字化小微企业就是常见的例子。这类工作常被媒体或政府描绘成自主、灵活、不受社会文化障碍约束的模样。例如，据《独立报》（The Independent ）的一篇文章分析，2008年至2015年，英国自由职业人数惊人地上涨了36%，其中媒体等行业的自由职业人数涨幅更是高达115%。文章引用了为英国自由职业者和承包商提供支持的独立专业人员和自营职业者协会（Association of Independent Professionals and the Self-Employed，简称IPSE）首席执行官克里斯·布赖斯（Chris Bryce）的原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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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自己工作有很多好处，从规定自己的工作时间，到协商自己的工资，再到做自己的老板……最重要的是，我们看到自营职业者能建立最适合自己的工作生活平衡……我们也看到自由职业妈妈的人数在大幅度增长——过去的五年中上涨了70%。很明显，自由职业能提供一种随机应变的生活方式，这是全职工作无法比拟的。[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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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赖斯的评价，便是典型地将自营职业——尤其在零工经济和按需经济的背景下——说成自我支配、自由、自立、自主、自我满足和自我实现的希望，是摆脱福特式朝九晚五的日程枷锁的另一种选择，同时把妈妈们看作这一美好前景的主要受益者。“零工反映了我们这个时代无限个人化的价值观。”《纽约客》（New Yorker ）专栏作家纳森·海勒（Nathan Heller）写道。[23] 与此同时，近期关于零工经济的讨论和奥巴马总统于2017年告别演说中提到的“自主化的残酷代价”[24] ，都越发突出了失去传统坐办公室工作提供的保障和福利会带来的风险和不良后果。但即便是对这种工作未来持批判态度的说法，很多仍旧（或许是无意间）提到自营职业更具弹性、自由和掌控，尤其适合母亲。比方说，《卫报》的一篇文章就指明，个体工作者面临不稳定和缺少保障的问题，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按需经济中地位低下的务工人员，尤其承担着巨大的代价。文章探讨了他们缺乏假期、病假、生育津贴等员工福利和权利，在信用贷款、抵押贷款和保险等金融产品方面遭到不公待遇，初露头角的企业家因信用和/或资产不足无法从银行或贷款机构获得融资，在客户不认账的情况下无法实施债务管理，以及小型企业因合同条件苛刻、表格冗长或结算周期过长而面临的无数难以突破的困境。[25] 然而，所附的插图（图5.1）却与文章完全不符：一位穿着白色针织衫的白人母亲平静地坐在家里整洁的书桌前，桌上放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本书和一个咖啡杯。她一手查阅手机，另一手抱着惬意的宝宝。图片表达的蕴意与文字截然不同：它告诉读者，妈妈企业家是兼顾工作和育儿的理想途径，让你（中产阶级白人妈妈）在舒适的家庭环境里自由掌控，弹性工作，怡然自得。妇女的白色针织衫、婴儿的白色连体衣、背景中的白色五斗柜和整洁的物品摆放意味着秩序、平衡和宁静，掩盖了全职照顾新生儿烦杂，经常是混乱又紧张的经历，何况还要加上有偿工作的压力。这幅图粉饰了所有父母都非常清楚的一点：一边认真高效地做有偿工作，一边全职照顾婴幼儿，在现实生活中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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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1 妈妈企业家，“企业家想从‘自营革命’中得到什么”，《卫报》，2016年10月6日。图像来源：Alam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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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图中显示的，妈妈企业家的第三个特征是在家工作，这点在自营职业者中很普遍。研究表明，很多居家工作者注意到工作与家庭的界线越来越模糊了。他们工作的时间比上班族还要长[26] ，忍受着孤独[27] ，还被指望表现出学者莉萨·阿德金斯（Lisa Adkins）和玛丽安娜·德弗（Maryanne Dever）所描述的持久“工作积极性”（work-readiness）——后福特式经济对于连续工作或时刻准备工作的要求。这一点抹杀了职工生活与工作的界线，还给了国家不断削减对个体工作者扶持力度的借口。[28] 然而，这些方面在居家工作的再现中大都没有得到体现。相反，在家工作被铺天盖地的正面词汇渲染成了便利的解决方案，特别适合扛着育儿重担的妇女。“想让更多妇女进入科技行业工作？”科技杂志《连线》（Wired ）一则文章的标题写道：“让她们在家工作呀！”[29] 梅利莎·格雷格对信息通信技术（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y，简称ICT）领域主流广告对妇女员工刻画的分析，揭示出流行文化和政府政策如何齐心协力地将在家工作打造成妈妈们的理想路线，从而维系了可以一边照顾幼儿、一边工作的谬见。格雷格指出，由此一来，政策和媒体的说法再度确认了妇女“天生偏好”弹性职业和居家工作的观念，毕竟她们（被建构）的首要身份是照顾者。[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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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迷思在当前关于妇女、家庭和工作的讨论中越发以讹传讹，以至于虽然工业化国家的大多数妇女都离家上班，在家工作的妈妈企业家形象却依旧随处可见、颇为盛行。时代杂志网（Time.com）上的一篇报道（2016年5月6日）就是例子，标题是“美国中西部地区的妈妈比其他地区更可能外出工作”。文章探讨了美国这些地区的妈妈们参与劳动力市场的比例较高的可能原因，指出当地（尤其是明尼苏达州）企业给妈妈提供较多福利，而且中西部一些州的男女工资差距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但奇怪的是，文章附带的素材图片，是一位年轻漂亮、身穿白色T恤的非裔美国妇女坐在自家书桌前，一边盯着笔记本屏幕一边打电话，膝盖上还坐着一个婴儿。[31] 图片明显和文章的意思相冲突：后者强调的是妇女离家 工作的状况，而前者展现的还是妇女作为天生、理想的创业式居家 工作者的迷思——一边工作、一边不间断地照顾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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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与零工经济的选择性亲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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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背景下，零工经济、共享经济或按需经济常常被描述成妇女尤其是妈妈企业家们实现自我、获得成功的理想平台。虽然近期有部分政策和媒体报道谈到了零工经济中劳务的不稳定、脆弱性和不公待遇，但大多数讨论仍旧沉浸在乌托邦式的幻想中，认为共享经济是创造和扶持新就业模式，以及实现曾担任克林顿政府的战略家、本书写作期间任爱彼迎（Airbnb）全球政策和公共事务主管的克里斯·勒汉（Chris Lehane）所说的“资本主义民主化”所势在必行的。[32] 很多人认为数字化收益平台具备很大的优势，包括自由、灵活地选择工作时间和地点，还能把爱好或消遣转变为经济来源。[33] 有调查显示，目前享受这些所谓优势的人群中，男人多于女人。在英国，男零工人数大约是女人的两倍[34] ；美国的零工经济报告虽显示男女比例稍为均衡，但男性人数仍占上风[35] 。不过，某些零工经济领域的妇女从业人数更多，包括专业的自由职业者、直销和服务平台，因此有人认为妇女正在赶超男人。[36] 尤其是被视为成功、高收益职业跳板的社交媒体平台[37] ，就很受妇女青睐。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的一项研究显示，妇女更喜欢利用社交媒体在网上兜售商品。[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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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被日渐宣扬成零工经济的理想工作者：随着英国和美国的劳动力越来越多地转向自由职业和合同工作，新闻媒体和网站常常将零工经济描绘成妇女工作的未来。《今日美国》（USA Today ）上一则典型的报道称：“零工经济的面貌越发女性化——和赋权化。”[39] 这类热情的报道常常称零工经济提供了一种理想的工作形式，令妇女尤其是母亲们能够平衡和克服就业市场上出现的种种不平等。[40] 按需经济下的妇女创业不断被渲染成脱离男性主导企业的一种积极谋生出路，给予妇女弹性工作、激发创造力和实现自我的机会。[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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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工、古着和独特的工厂制工艺品交易网站易集（Etsy）就是这一模式的典范，它将妇女推至数字经济火热的机遇风口。这家工艺网站2016年的估值达到惊人的33亿美元[42] ，被誉为妇女实现创业精神（有本书称之为“易集创业精神”［Etsy-preneurship］）的理想平台，寄托着数字经济下性别乌托邦的愿景。[43] 网站上充斥着妇女——几乎都是宝妈——转型为成功易集店主的故事。例如，博文“我是如何（成功！）开办易集店铺的”就称易集“对有抱负的创业者来说是零起点的”，鼓励妇女实现自己“在易集上挂牌开业”的梦想，呼吁她们向其他女店主那样“把兴趣项目转化为收益”。[44] 此类故事常常把成为易集店主说成实现做（第2章讨论的）“平衡型女人”的理想。例如，一位手工家居装饰品卖家就在她的网站上讲述了自己是如何在打理生意的过程中明白了“平衡即一切”，如何在经营生意的同时，还成功地“把家打理得一尘不染，为家人做饭，和他们共享美好时光”的。[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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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集和类似的工艺、时尚、美容网站和博客的成立和成功，离不开妇女的自我推销。[46] 对这类网站的分析显示，易集、易贝（Ebay）店主和时尚博主等发布的故事和个人育儿心得，强调了当孩子还小时，在家工作是多么重要——“是个两全其美的妙法”。[47] 妇女在这类网站上的自我呈现突出了生活光鲜亮丽的一面，把生意说成“激情狂购”[48] ，而隐去了实现这种愿景需要付出的心血、资本和自律。[49] 安杰拉·麦克罗比指出，这种“激情工作”论代表着后福特主义工作模式的兴起，但其中至关重要的情感和精神劳动，却是受到忽视而不被承认的。[50] 布鲁姬·埃琳·达菲（Brookie Erin Duffy）和埃米莉·亨德（Emily Hund）在研究时尚博主时发现，博主们强调激情是为了淡化她们的创业艰辛，（再度）打造出“个人成功［是］靠发掘内在动力”[51] 的理念，也因此将失利归咎于个人：如果她没能在不断变化的职业领域获得成功，就是因为缺少激情。[52] 达菲认为，数字经济领域这种好高骛远的想法，“为该行业抹上了浪漫色彩，而实际上它的市场环境和可发挥的作用已经越发地高风险、不稳定、多变数——而且不浪漫了”。[53] 类似地，伊丽莎白·内桑森（Elizabeth Nathanson）分析经济衰退背景下的网络时尚博客发现，妇女的博客“通过时装展现了一种自我掌控和未来繁荣的幻想”，这一点既延续了消费主义构成女性气质的观念，也体现了即使制度性约束再大也能实现成功的观点。[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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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在数字经济领域的成功，不但被描述成不受制度性条件的制约，最近一些讨论还称其为突破那些制度性约束——尤其是用人单位难以顾及照护责任的制度局限——的办法。安妮—玛丽·斯劳特的畅销书《未竟之业》就是这一观点的典型代表。这位美国外交专家意识到了按需经济受到的批评，尤其是因优步（Uber）等案例而广为人知的员工工资低于最低标准、缺少福利和保障的缺陷。即便如此，她仍旧强调零工经济的“巨大前景”，尤其是对妇女而言。[55] 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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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需经济开辟了更加灵活、自主安排工作的前景。我们知道，它指向了办公室的终结，那里不再是谋生的必要场所。这一点恰恰是许多力图协调工作与照护责任的职业人士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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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收益的攀升，按需经济很可能变成需照顾亲属的专业人士的天赐良机。律师、企业高管、银行家、医生，以及很多其他领域的专业女性能够继续发展其职业生涯，或至少留在行业中，同时成为她们所期望的那种家长。[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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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斯劳特的热切描述所掩盖的事实是，不要说打破以往工作模式中男性主导的僵化制度、实现零工经济的诸多期望，在这一被大肆炒作的经济领域中，很多（甚至大部分）妇女充其量只能“留在行业中”，甚至可以说很多人连这点都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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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歌在全球多个城市（包括2013年在伦敦，获得当时英国妇女部部长［Minister for Women］尼基·摩根［Nicky Morgan］的支持）推出的“妈妈校园”（Campus for Moms），就完美体现了数字经济的乌托邦式性别愿景。家长们（顾名思义，显然大多数是妈妈）[57] 能选修各种由风险资本家和投资人主讲的市场营销、品牌推广和资金募集方面的课程，可以带孩子一起参加。这一理念已传播到谷歌的其他国际网站，被誉为科技行业的标杆之一，激励其他公司“推行育儿福利改革”。[58] 《晚旗报》（Evening Standard ）一篇名为《抚养宝宝（同时打造线上帝国）》的文章就赞扬了谷歌“妈妈校园”倡议的女权性质，称“尽管仍存在一些男人主导的科技公司，但如今很多新企业的创始人都是30来岁的家长，企业理念比较照顾到孩子”。[59] 文章插图中抱着孩子坐在笔记本电脑前的不再是老一套的中产白人主妇，而（像）是伦敦时尚街区肖迪奇（Shoreditch）谷歌“妈妈校园”里的一名时髦妈妈（图5.2）。图中描绘了一个年轻、黑发、纹身的女人，扎着挑染一绺金色的马尾，穿条纹短裙和无袖衬衫，戴一副看似很时髦的眼镜，盯着笔记本电脑屏幕，大腿上抱着一个婴儿。显然她没在照料孩子，但身穿时髦连衫裤的孩子乖巧而满足，貌似被照料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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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2 谷歌“妈妈校园”里的妈妈和宝宝，《抚养宝宝（同时打造线上帝国）》，《晚旗报》，2016年10月20日。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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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仍旧将育儿工作描绘成微不足道的任务，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具有创造性又自在满足的有偿职业协调起来。这一有害的幻想再度暗示妇女要承担主要照护责任。该图根本上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妇女若要追求有意义的有偿工作，就必须从育儿工作中解放出来。虽然图中的妇女显然有别于妈妈企业家的刻板形象，但和后者一样，它也捏造了数字经济提供的新就业模式有利于妇女自我实现、赋权和性别平等的假象。文章以零工经济下一位体现了成功妈妈企业家迷思的典型代表做结，讲述了视频广告科技公司不羁（Unruly）的创始人萨拉·伍德（Sarah Wood）的故事。该公司2015年被新闻集团（News Corp）以1.14亿英镑的价格收购，而在会见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宣布收购交易的当天，伍德由于分身乏术，不得不将生病的儿子也一同带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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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为，当代这类妈妈企业家的再现，构成了一种延续20世纪60年代女性奥秘的“新奥秘”，用手工艺这类小型家庭创业项目将妇女束缚在家中，阻止她们成长为社会的一分子。[60] “打着为自己工作旗号的新奥秘，其本质依旧是排斥，它怂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边缘地位。”泰勒如是写道。[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