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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幅图仍旧将育儿工作描绘成微不足道的任务，可以轻而易举地和具有创造性又自在满足的有偿职业协调起来。这一有害的幻想再度暗示妇女要承担主要照护责任。该图根本上的错误，在于忽视了妇女若要追求有意义的有偿工作，就必须从育儿工作中解放出来。虽然图中的妇女显然有别于妈妈企业家的刻板形象，但和后者一样，它也捏造了数字经济提供的新就业模式有利于妇女自我实现、赋权和性别平等的假象。文章以零工经济下一位体现了成功妈妈企业家迷思的典型代表做结，讲述了视频广告科技公司不羁（Unruly）的创始人萨拉·伍德（Sarah Wood）的故事。该公司2015年被新闻集团（News Corp）以1.14亿英镑的价格收购，而在会见鲁伯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宣布收购交易的当天，伍德由于分身乏术，不得不将生病的儿子也一同带到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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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认为，当代这类妈妈企业家的再现，构成了一种延续20世纪60年代女性奥秘的“新奥秘”，用手工艺这类小型家庭创业项目将妇女束缚在家中，阻止她们成长为社会的一分子。[60] “打着为自己工作旗号的新奥秘，其本质依旧是排斥，它怂恿越来越多的工作者……接受新自由主义经济下的边缘地位。”泰勒如是写道。[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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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这一新奥秘的核心是妈妈企业家形象和对零工经济的热情描述，那么它们是如何塑造我采访的妇女们的想象、欲望和梦想的？又塑造到了什么地步？在当前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再现所建立和鼓动的文化构想之下，我们该如何理解本章开头提到的纠结——妇女们难以具体地设想或阐述她们对未来有偿工作的愿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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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糊的渴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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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对理想未来的描述，与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幻想的愿景惊人地吻合。大多数受访者希望用人生做点别的事情，也就是在家运营自己成功的事业，同时协调好育儿责任。在她们的想象中，未来最好是从事小规模的行业，大多独自在家完成，期望获得自我发展、自我实现、满足感和自豪感，从办公室全职工作的条条框框中解脱，收入稳定，工作内容还刺激有趣。[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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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蒂曾是一名会计师，过去六年里全职照顾两个孩子。她大声说：“是时候向前走了！……我挺想自己创业做点什么的。”然而，在被问到想创办什么样的企业时，凯蒂却说不出未来要做的业务是哪种类型、在哪个领域。她也说不出想做什么性质的工作：“我很想自己创业，只不过还没什么想法。”她和大多数受访者对想象中的未来的描述，似乎只是含糊地搬用了妈妈企业家和零工经济幻想的一些套话：自营职业、支配权、弹性、自我实现、激情和满足感。凯蒂解释说：“嗯，自营职业，你知道的嘛，基本上就是替自己工作，我想，对吧……基本上，就是自营职业，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和工作量，而且对工作比较满意。对工作比较自豪的那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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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九年前辞掉高级出版商工作的朱莉说：“对于自身发展，我觉得独立工作、不受公司约束的想法蛮不错的。”然而，这类自我发展、自我决定的观念，却不包含具体的专业领域或技能。事实上，恰恰是自主创业模糊、不明确的性质，才使它显得诱人，就像一个许愿池，诱使女性投入自我实现、自我决定的幻想。达娜以前是艺术节主管，过去十年里全职照料两个孩子。她的自述就多少显示了未来工作的模糊性是如何被自我发展的光辉掩盖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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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等孩子们长大了你有什么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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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 呣……这一点我也常常在想。我觉得这是我眼下常常考虑到的问题。呣……其实吧，我还没有什么明确的计划，或者想法，但我常常会想这个问题。我在想啊，对吧，等我［小］儿子到16岁，对吧，还要再过十年。他现在是6岁。要知道，这么长时间里一点打算没有，说不过去吧。 不过我觉得，现在人的工作不像以前了。 要知道， 我们在不断地发展进步，对吧？真的，社会变了。 所以，我觉得我应该试着找份适合自己的活儿，我感觉比较舒心的，不管做什么。但是，要能多一点平静，我觉得。不是说我心里多不平静，只是还没找到真正的那种（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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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那么合适的活儿是指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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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 我还真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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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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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 不知道。我真的，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老实说，有很多，我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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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完全不清楚将来要干什么似乎很让人吃惊，尤其要知道，采访时她的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她意识到“一点打算没有”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用了两种流行理论，来为自己对未来一片模糊辩解。第一种是自我发展的治愈论。达娜将自己缺少具体规划置于“我们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中。治愈论认为，自我处于情感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就像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自我是个体需要不断调整、转变和提高的反思性工程。[63] 虽然这种说法暗示心理健康是个体的责任，但社会学家埃娃·伊卢（Eva Illouz）也发现，“它令人们摆脱了生活不如意是自身过错的道德压力”。[64] 因此，一方面，自我发展和自我转变的治愈论将情感和心理健康归责于自身：达娜一直在追求“找份合适的活儿”，以获得“舒心”和“平静”；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让她摆脱了所有道德负罪感：过去十年里一直处于无业状态，也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被说成自我发展渐进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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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将自我发展的治愈论与另一套关于零工经济和未来工作的流行理论结合了起来。她对未来工作的愿景与制度性市场环境是脱节的，而后者恰恰是零工经济的前提。她所追求的“适合的活儿”，只不过是理想工作领域的一抹幻影。按需经济的浮词烘托起一种未来职业无边界的幻想：不同于她过去的职业，将带给她极大的工作弹性和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机遇。而认为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工作”，即结构分明的、坐办公室的工作，稳定、确定、有特定技能要求的专业性工作，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对未来职业的幻想，令她不再积极寻找具体的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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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蕾切尔也兴奋地谈到自营职业能带来弹性、满足和自由的幻想。十年前，蕾切尔辞掉了高压环境下的高级会计师工作。她激动地引述了从收音机中听来的一份报告，显示自营职业者工作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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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没法给人打工，只能自己单干……我没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在哪家公司受约束地做下去。我可以想象自个儿单干，获得报酬，但不会给别人打工。我觉得那种约束会把我逼疯的。所以说我喜欢自由，说真的——自由。有一则……［叹息］哦，老天，今早收音机上放什么来着？哦，是——有一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今天早上的广播。有人发布了一项关于哪类职业工作满意度最高的调查。那个，很明显是今早发布的大新闻。先是有一段争论，然后结果基本上说——基本上，给人最大工作弹性和生活掌控感的职业最令人幸福。像农民，呣，牧师，啊，私人教练这些。全都是为自己工作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我没法替人卖命、受制于人，我当自己的老板当了这么久，现在讨厌听别人使唤。必须按我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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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的叙述和达娜一样，本质上也没说明白未来具体要做哪种有偿工作，而深信传统形式的工作不具备她所渴望的弹性、幸福和掌控感。无边界零工经济的畅想以及作为其典型形式的自营职业，为实现“替人卖命、受制于人”所无法获得的意义和好处打开了一条所谓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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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被受访妇女视为掌控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与工作关系的办法的，是在家工作。葆拉以前是一名律师，她后悔听从了母亲“法律行业特别适合女人”的建议，幻想着自己本来可以“在家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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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希望我本来……是啊，我希望我……能在家里做点灵便的工作，特别适合我的状况的。比如说……当一个，一个美术设计师之类的，可以只在家工作，呣……我是说，要知道，美术设计只是……一个那样的例子……我认识一些人就做这个，还做得挺好的。她们虽然也很努力地工作，但那是在家工作，可以协调好七七八八的事情。我是说，那只是一个例子，还有，我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我是说，可以是进……进出版社之类的。我另一个朋友在出版公司，好像是，做文字编辑的，所以她也是在家工作。她老抱怨自己的工作，但在我看来就挺理想的，因为它……我觉得很有意思，富有创造力，而且……她每天在家里做几个钟头，我觉得很完美了。所以，是啊，我本来可以……多希望我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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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妇女的叙述一样，葆拉对于理想工作的描述也相当模糊，不够具体明确，时不时地停顿、迟疑。然而，有一点她是明确的：理想工作的地点 必须是在家。她无视了朋友对其工作状况的“抱怨”——那与居家工作是种解放的幻想相悖——而坚持觉得那“挺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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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主妇在家从事创造性工作——绘画、雕刻、写作——的图景，是女性奥秘弄出来的错觉之一。”贝蒂·弗里丹写道。[65] 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在家工作图景的升级版——零工经济行业，诸如平面设计和手工艺品线上销售等，仍然很大程度上占据着妇女的想象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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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受访妇女对未来的视野都局限于家中，令人纳罕。毕竟对很多人来说，矛盾就在于家正是她们在日常主妇生活中经历不独立和不平等的隐痛、忍受孤独和隔绝的场所（好几位妈妈都承认有这样的感受）。久居家中削弱了她们的社交能力，而且关键是削弱了她们将喜悦和挣扎去个体化、去私人化的能力。但她们一谈到当妈妈企业家的未来生活构想，便仿佛忘却了所有由家造成的不平等和隔绝感。妈妈创业无形之中认同了家里的不平等分工。无论是妇女们的自述，还是媒体和政策话语，都把家重塑成一个近乎神奇的空间，是中产妇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理想之地。妇女们设想自己是加入数字经济浪潮的自营职业者，实现了灵活的居家工作，享受着掌控、自由和独立——哪怕工作地点时时刻刻提醒着她们依靠丈夫过活的本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们把在家工作想象为健康、理智而平衡的选择，不同于过去 在男人主导的公司里做过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也不同于目前 不平等婚姻关系中的全职妈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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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工作的愿望常常伴随着对参与按需数字经济的向往。“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会蛮有意思的，想想就兴奋。”利兹说。她从前是学者，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凯蒂以前是会计师，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大声说：“我就是想先学些课程，然后从家里走出去！我想学电脑排版［或者］……学新闻简报设计什么的……还要学一门类似社交媒体的课程，像‘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拓展业务’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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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走出去”的条件是满足一项重要禁令：“必须是在孩子身边工作”——妇女们在描述她们设想的未来工作时，常常会提到这一句。“那活儿必须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我能在家做的，而且［那活儿］能赚很多钱。”凯蒂大笑着扬言。凯蒂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所改变（她多次使用“我想”“我想要”这样的句式）。她想照着妈妈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来开始自己的事业，但也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我们都在找那种能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做的、很赚钱的活络工作。如果你找着了，告诉我呀！”她大笑着承认，掩盖了她的痛苦。“我是说，也没什么好问的……肯定什么地方就有？”她说着，再次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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