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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没有深究内部 问题，深究把家庭照护者和家庭管理员设定为她们首要（甚至是唯一）角色的不平等机制，而是转向外部 ，寻求某种能消除这些不平等，让她们的欲望得以释放或实现的外在力量。在过去11年里，每年9月到12月期间，珍妮特都会寻找那种外力，在妈咪网（Mumsnet）等网站上搜索能带给她“实现梦想、赚到钱而且适合边带孩子边做的完美、活络的兼职”创业项目。她和凯蒂一样，也认识到通过成为妈妈企业家来解决兼顾工作和育儿的难题，是眼下不平等的生活状况中无法实现的幻想：她是家长主力[66] ，几乎总要在幼儿园和小学上课前后照料孩子们。但即便如此，珍妮特仍牢牢攥着这一幻想和它渺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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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种加入振奋人心的数字化按需经济，成为在家工作、自营职业的妈妈企业家的遐想，似乎在释放的同时又再度压抑了女性的欲望。它一方面满足了她们做更多事、走出去的梦想——通过做创造性、刺激、有意义且高回报的工作来发展和实现自我——但同时又提醒她们妈妈企业家中的“妈妈”身份。妈妈企业家的理念不仅没有质疑为何照护工作仍被归为妇女的主要责任，反而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职责融合成适于妇女的新模式，又制造了一种幻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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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的丈夫会支持妈妈企业家的想法和数字化零工经济的前景，或许也在意料之中。很多妇女说丈夫（和弗里丹的一些受访者的丈夫一样）[68] 鼓励她们“找出”自己“非常热衷”、未来“真的很想”做的事，而且是能在家里做的，“不影响带孩子”。蒂姆的妻子九年前辞掉了艺术馆馆长的工作，他本人就是按需经济及其承载的性别平等宏愿的狂热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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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改变了工作，事实上我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又当女人，又养孩子，也没多大影响，因为我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掌控着业务。要是我跟别人说，我们去我家附近的咖啡厅开会，或者我们在Skype上解决，或者你用邮件交待问题，都能做到，对吧？所以要是我能做到，其他人也能做到，对吧，而且随着工作的革新，它变成成果驱动、项目驱动，而不是出勤驱动的，而且越发依赖数字媒介，而不是物理媒介，所有这些都弱化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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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技术产业，尤其是社交媒体领域，看到这么多女性高管。因为她们的工作模式对家庭友好得多，本质上对生活友好得多。她们并不割裂工作与生活，她们家务也做，这样效果更好。所以你们有，对吧，谢丽尔·桑德伯格，你们还有，她叫什么来着，啊，啊，啊，雅虎那个女人？玛丽莎·梅耶尔！这些人非常适合作为新就业模式的典范……不过在传统一些的行业里还是，女人当银行家还是很蠢，女人当律师还是很蠢，因为这些人处理业务的方式，好像我们还在19世纪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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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认为，这种妇女在家工作并 继续担当照护主力的“新就业模式”，可以实现他在后面采访中所谓的“超越性别政治”的乌托邦愿景。过去金融或法律等“愚蠢”而死板的行业里妇女在办公室遭受的不公待遇，似乎随着灵活的、“依赖数字媒介的”在家办公的兴起得到了解决。但讽刺的是，他视为新工作模式代表的妇女典范，谢丽尔·桑德伯格和玛丽莎·梅耶尔等人，从事的都是高强度、高时长的工作，正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见第2章的讨论）。最让人吃惊的是，蒂姆不觉得他或者广义上的男人，对于实现这种乌托邦愿景有自己的责任——他要求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家里见面。他的阐述从一开始就完全从妇女的角度展开：“我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又当女人 ，又养孩子。”那种一个人可以既当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又照顾好孩子的可能性，是不在这种愿景的考虑范围内的。正如利特勒指出的：“我们没听说有‘爸爸企业家’（dadpreneur）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在家创业的。企业家的男人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常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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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职妈妈们对于回归有偿工作说不清道不明的愿望契合了妈妈企业家或数字型主妇的流行形象，也受到按需零工经济下工作时间灵活、自主安排的前景的激励。在家一手带小孩、一手经营事业的妈妈，理论上达成了照料责任与有偿工作的巧妙平衡，而且将妇女的企业家精神与母亲角色融为一体。然而，与这一形象的再现所激发的迷人幻想相反，我采访的高学历全职妈妈们似乎说不清未来梦想的实质内容，更别提实现它们的条件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困难是当代工作形势和广泛就业形势的典型特征，是斯蒂芬妮·泰勒和苏珊·勒克曼（Susan Luckman）所说的“工作生活新常态”的一部分。[70] 例如，罗莎琳德·吉尔对文化和创意工作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乐观和悲观的说法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明确表达出想象中的未来。类似地，朱莉·威尔逊（Julie Wilson）和埃米莉·奇弗斯·约奇姆（Emily Chivers Yochim）在《母职飘摇路》（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 ）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居家工作的妈妈们虽然渴望拥有另一番天地，“但往往无法清醒地认识或想象它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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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们在想象未来时的苦苦纠结，虽然短暂而不完整，却也时不时地暴露出妈妈企业家幻想与就业前景之间的落差，揭示出数字经济下性别平等乌托邦式愿景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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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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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劳拉强烈表示希望重返某种有偿工作。她对于未来想做的工作类型和确切的开工时间，也是含含糊糊。但与她们不同的是，劳拉承认自己并不想按妈妈企业家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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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 我发觉自己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要是我，比方说，恨不得孩子们马上去上学，这样我就能去写自己的小说或开一直想开的咖啡店，那倒好了，但我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也真不大想当企业家。所以我可能就找份兼职做做。所以他们［孩子们］走了后我的人生会怎样，得看找了份什么活儿。我不太确定……也许会在以前做过的行业找份兼职。我没有再接受厨师或室内设计师培训的热切愿望，所以或许会回去干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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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你想过再接受室内设计师培训这样的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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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 没有啦！［笑］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机会：“我想当顺势疗法医师”“我想当室内设计师”，然后她们就去修一门相关的课。我想不到什么特别想做的。要是想得到就好了，因为我很想着手做点什么，而且感觉随便选个事干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或许会回去干老本行吧。现在的心情，还是有点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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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坦率、带有反思的回答，透露了她周围妇女的普遍梦想——那些文化再现所构建并推崇的梦想工作，但她没有照做或不想跟风。她对于妈妈企业家以及实践它的典型途径——写小说，开咖啡店，接受再培训当顺势疗法医师、厨师或室内设计师（许多妇女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些是她们未来的志向）——抱有矛盾心态。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妈妈企业家形象或心向往之的妇女，但她对自己位列其中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她的语气透露出对于将妈妈企业家建构为（她承认自己没有的）“远大抱负”的嘲讽，和对于零工经济下接受再培训进入潮流、弹性的“妈妈行业”的热切愿望和激情的不屑。她思考了把这类工作看成机会的常见观点，但暗示它们随意且肤浅：“感觉随便选个事干也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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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拉又为自己的追求不符合妈妈企业家的流行模式和零工经济的热情工作模式而苦苦纠结。她说，要是她有那种“热切愿望”“那倒好了”。“要是想到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就好了。”和其他妇女向往的野心勃勃但缺乏制度保障的工作相比，以兼职模式回归老本行似乎是毫无魅力的原始办法，一种没有抱负、没有吸引力的选择。然而荒谬的是，比起受访妇女们向往的那些创业工作，这或许才是更可行、更可靠的就业前景，但在数字时代和零工经济的大背景下，它多半被排除在未来工作的想象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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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们很少，或从未提过她们未来设想的自营职业生涯存在的风险。她们认为自己的适应力很强，能够承担这类不稳定工作的风险。我问，如果她们离婚了，或者丈夫下岗了，要怎么办。回答通常是“我会想出办法”或者“找到什么办法的”。曾是会计师，现在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海伦告诉我：“那我就回去工作啦，肯定嘛，而且我相信我能过得下去。大概我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不用费多大力气。”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将近45岁，等她们再待业个十来年，回归全职岗位时可能都50多岁了，这在她们看来也不是问题。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在当了13年全职妈妈后重返职场，顺利地干起高要求的职业。这类虚构角色的故事，似乎已经有力地扎根在这些妇女心里，（觉得自己）和艾丽西亚一样，一旦需要，她们也能毫无障碍地重塑自己、适应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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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两名受访妇女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也对未来的自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展望。第一个是杰拉尔丁，以前是律师，过去13年一直是全职妈妈（就和艾丽西亚·弗洛里克一样！）。她20世纪90年代从赫赫有名的剑桥大学法律系（艾丽西亚·弗洛里克也学法律）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后，当了几年辩护律师，但由于不喜欢上庭，于是接受了事务律师的再培训。她20多岁就获得了事务律师资格，在与其他优秀候选人的激烈竞逐中拔得头筹，被委任为英国一家龙头医院的法务经理。然而，她在所谓“需要开足马力、任务艰巨的工作岗位”上只干了几个星期。因为开始工作不久，她就怀孕了。“那份工作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上下班，天天如此，我每到一个地铁站台都要吐一阵。”在她丈夫（也是位事务律师）强烈而明确的支持下，新工作做了几个星期她就辞职了，但是“从没想过永远都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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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丁辞职去照顾孩子时，她的丈夫似乎很支持，因为她当全职妈妈适应了他高强度工作和家庭的需要。然而12年后，他们离婚了。面临全新的形势，加上失去了对丈夫收入的经济依赖，杰拉尔丁被迫去找工作。她寻找的“不 是仅仅不影响带孩子的兼职工作，而更像一种职业生涯……一份相当全面 的工作”。和那种“不影响带孩子”，以及（据说）赋予女人自由感和满足感的无边界、弹性、业余性质的妈妈企业家式工作不同，杰拉尔丁在寻找一种能带给她稳定收入和经济保障的“全面的工作”。然而，她寻求这样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她告诉我，这也是从“尊重 角度考虑的……我想要、感觉也需要找回自己的世界”。杰尔拉丁想要的不是（妈妈企业家许诺的）自由和弹性，而是掌控自己的人生和获得认可。哪怕以她的条件，经济上能接受找份兼职性质、在家办公的妈妈企业家式工作，但她告诉我，那并不能让她找回“自己的世界”或与周遭世界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不能找回她感觉已经失去的尊重——来自前夫、孩子们和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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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的选择没能赋予杰拉尔丁贝蒂·弗里丹50多年前宣称的“妇女脱离怪圈的出路”：“一份能纳入她正经人生规划的工作，一份令她成长为社会一分子的工作。”[72] 大部分妈妈企业家是业余人士，而非专业人士，而“从业余到专业的飞跃，往往正是一个女人要脱离‘怪圈’所最难做到的”。[73] 大多数妇女深信，倘若不得不重返全职岗位，她们会“找到办法”处理好的。杰拉尔丁则不同。她发现，离开劳动市场这么多年后，要重返职场、重塑自身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不得不重回就业市场，”她声音颤抖，眼里噙满了泪水，“我要做什么呢？！要知道，退出职场十三四年，没有什么好位置留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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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关于47岁的埃米莉的。埃米莉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她是个优等生，读历史学本科以及后来在北美攻读竞争十分激烈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时荣获不少知名奖学金。她从一家跨国公司开始了极其成功的市场销售生涯，“打破了所有销售纪录”，后来成为一家技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40岁不到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当时工资只有她一半的会计师。埃米莉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搬到另一个国家，也离开了她的公司。在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她怀孕了，而后的九年一直是全职妈妈。她回忆道：“我设想的情况是，先把自己放一边，全力支持我丈夫的事业，直到他当上合伙人。但我真的低估了工作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工作的热爱。”埃米莉告诉我，当她离开职场时，想当然地认为要是她想回来，“完全没问题……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我是走到了这一步的！”然而，与杰拉尔丁一样，这一幻想破灭了：埃米莉打算重回带薪岗位时正值经济衰退、婚姻破裂，这才发觉自己离了婚，失了业，还是9岁儿子的唯一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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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工经济极具潜力的诱人报道鼓舞下，埃米莉和四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对它充满热情、兴致高昂。“我买下股权，只花了一点点钱，因为你希望，要是能，对吧，让这个初创企业腾飞起来，能挣上一大笔钱！”她回忆道。然而，创业最终失败了，埃米莉流着泪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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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经济上不稳定。没做好财务保障。我花光了继承的财产和积蓄……我儿子，他会说要是我们需要买吃的或交电费什么的，他能提供自己的零花钱……所以我有几种选择。要么说：“好吧，我去马莎（Marks and Spencer）［百货商场］干兼职，要是幸运的话，就一直熬着，住出租屋之类的，要么，我就下苦功夫，竭尽全力去争取我的事业。但不得不说，所有这些真的把我压垮了。真的……我熬了几个星期……形势相当、相当惨淡，然后我就想，对吧，我要怎么，对吧，我要怎么熬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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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在采访中一直说，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听起来太过消极”，杰拉尔丁则说自己的处境“相当极端”。然而，她们的经历并不罕见。离婚并不稀罕（据估计，英国离婚率为42%，美国为50%），而零工经济虽在发展，初创企业和零工行业的失败率也在不断上升。杰拉尔丁和埃米莉的描述，辛酸地揭露了妇女要在长时间的空窗期后回归有薪岗位，把自己奇迹般地改造成妈妈企业家，享受按需经济下的掌控力、自由、灵活和自我实现，这一幻想是多么脆弱。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利特勒指出的，妈妈企业家主义极少会鼓励男人多参与照护孩子，从而破除大男子主义。[74] 相反，它还是把母亲摆在育儿主力的位置上，同时要求她们居家的状态具备经济生产力。它巩固的还是那套女人应该“想出什么办法”来兼顾这两个领域的观念。下一章会说明，尽管我采访的妇女们真心想打破这一兼顾模式，但感觉自己几乎或完全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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