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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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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 不知道。我真的，真的不知道。我觉得，老实说，有很多，我说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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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完全不清楚将来要干什么似乎很让人吃惊，尤其要知道，采访时她的两个孩子都到了上学的年纪。她意识到“一点打算没有”是说不过去的，所以用了两种流行理论，来为自己对未来一片模糊辩解。第一种是自我发展的治愈论。达娜将自己缺少具体规划置于“我们在不断发展进步”的总体趋势中。治愈论认为，自我处于情感不断发展、不断成长的过程中。就像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指出的，自我是个体需要不断调整、转变和提高的反思性工程。[63] 虽然这种说法暗示心理健康是个体的责任，但社会学家埃娃·伊卢（Eva Illouz）也发现，“它令人们摆脱了生活不如意是自身过错的道德压力”。[64] 因此，一方面，自我发展和自我转变的治愈论将情感和心理健康归责于自身：达娜一直在追求“找份合适的活儿”，以获得“舒心”和“平静”；另一方面，这种说法也让她摆脱了所有道德负罪感：过去十年里一直处于无业状态，也不清楚自己将来想做什么，被说成自我发展渐进过程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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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娜将自我发展的治愈论与另一套关于零工经济和未来工作的流行理论结合了起来。她对未来工作的愿景与制度性市场环境是脱节的，而后者恰恰是零工经济的前提。她所追求的“适合的活儿”，只不过是理想工作领域的一抹幻影。按需经济的浮词烘托起一种未来职业无边界的幻想：不同于她过去的职业，将带给她极大的工作弹性和自我实现、自我发展的机遇。而认为人们不再“像以前那样工作”，即结构分明的、坐办公室的工作，稳定、确定、有特定技能要求的专业性工作，这样的观念助长了对未来职业的幻想，令她不再积极寻找具体的未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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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地，蕾切尔也兴奋地谈到自营职业能带来弹性、满足和自由的幻想。十年前，蕾切尔辞掉了高压环境下的高级会计师工作。她激动地引述了从收音机中听来的一份报告，显示自营职业者工作满意度最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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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我没法给人打工，只能自己单干……我没法想象自己还能再在哪家公司受约束地做下去。我可以想象自个儿单干，获得报酬，但不会给别人打工。我觉得那种约束会把我逼疯的。所以说我喜欢自由，说真的——自由。有一则……［叹息］哦，老天，今早收音机上放什么来着？哦，是——有一则……不知道你有没有听今天早上的广播。有人发布了一项关于哪类职业工作满意度最高的调查。那个，很明显是今早发布的大新闻。先是有一段争论，然后结果基本上说——基本上，给人最大工作弹性和生活掌控感的职业最令人幸福。像农民，呣，牧师，啊，私人教练这些。全都是为自己工作的人，我觉得这点非常关键。我没法替人卖命、受制于人，我当自己的老板当了这么久，现在讨厌听别人使唤。必须按我的方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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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的叙述和达娜一样，本质上也没说明白未来具体要做哪种有偿工作，而深信传统形式的工作不具备她所渴望的弹性、幸福和掌控感。无边界零工经济的畅想以及作为其典型形式的自营职业，为实现“替人卖命、受制于人”所无法获得的意义和好处打开了一条所谓的通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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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被受访妇女视为掌控自己的生活、调整自己与工作关系的办法的，是在家工作。葆拉以前是一名律师，她后悔听从了母亲“法律行业特别适合女人”的建议，幻想着自己本来可以“在家做点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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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希望我本来……是啊，我希望我……能在家里做点灵便的工作，特别适合我的状况的。比如说……当一个，一个美术设计师之类的，可以只在家工作，呣……我是说，要知道，美术设计只是……一个那样的例子……我认识一些人就做这个，还做得挺好的。她们虽然也很努力地工作，但那是在家工作，可以协调好七七八八的事情。我是说，那只是一个例子，还有，我是说，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我是说，可以是进……进出版社之类的。我另一个朋友在出版公司，好像是，做文字编辑的，所以她也是在家工作。她老抱怨自己的工作，但在我看来就挺理想的，因为它……我觉得很有意思，富有创造力，而且……她每天在家里做几个钟头，我觉得很完美了。所以，是啊，我本来可以……多希望我本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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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其他妇女的叙述一样，葆拉对于理想工作的描述也相当模糊，不够具体明确，时不时地停顿、迟疑。然而，有一点她是明确的：理想工作的地点 必须是在家。她无视了朋友对其工作状况的“抱怨”——那与居家工作是种解放的幻想相悖——而坚持觉得那“挺理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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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乐主妇在家从事创造性工作——绘画、雕刻、写作——的图景，是女性奥秘弄出来的错觉之一。”贝蒂·弗里丹写道。[65] 然而半个多世纪后，在家工作图景的升级版——零工经济行业，诸如平面设计和手工艺品线上销售等，仍然很大程度上占据着妇女的想象和心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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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多受访妇女对未来的视野都局限于家中，令人纳罕。毕竟对很多人来说，矛盾就在于家正是她们在日常主妇生活中经历不独立和不平等的隐痛、忍受孤独和隔绝的场所（好几位妈妈都承认有这样的感受）。久居家中削弱了她们的社交能力，而且关键是削弱了她们将喜悦和挣扎去个体化、去私人化的能力。但她们一谈到当妈妈企业家的未来生活构想，便仿佛忘却了所有由家造成的不平等和隔绝感。妈妈创业无形之中认同了家里的不平等分工。无论是妇女们的自述，还是媒体和政策话语，都把家重塑成一个近乎神奇的空间，是中产妇女从事创造性劳动的理想之地。妇女们设想自己是加入数字经济浪潮的自营职业者，实现了灵活的居家工作，享受着掌控、自由和独立——哪怕工作地点时时刻刻提醒着她们依靠丈夫过活的本质（第4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她们把在家工作想象为健康、理智而平衡的选择，不同于过去 在男人主导的公司里做过的职业，更重要的是，也不同于目前 不平等婚姻关系中的全职妈妈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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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家工作的愿望常常伴随着对参与按需数字经济的向往。“数据分析相关的工作会蛮有意思的，想想就兴奋。”利兹说。她从前是学者，如今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凯蒂以前是会计师，现在也是两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大声说：“我就是想先学些课程，然后从家里走出去！我想学电脑排版［或者］……学新闻简报设计什么的……还要学一门类似社交媒体的课程，像‘如何利用社交媒体来拓展业务’这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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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走出去”的条件是满足一项重要禁令：“必须是在孩子身边工作”——妇女们在描述她们设想的未来工作时，常常会提到这一句。“那活儿必须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是我能在家做的，而且［那活儿］能赚很多钱。”凯蒂大笑着扬言。凯蒂真心希望未来能有所改变（她多次使用“我想”“我想要”这样的句式）。她想照着妈妈企业家的成功经验来开始自己的事业，但也意识到实现这一目标的困难。“我们都在找那种能在早上9点到下午3点之间做的、很赚钱的活络工作。如果你找着了，告诉我呀！”她大笑着承认，掩盖了她的痛苦。“我是说，也没什么好问的……肯定什么地方就有？”她说着，再次放声大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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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没有深究内部 问题，深究把家庭照护者和家庭管理员设定为她们首要（甚至是唯一）角色的不平等机制，而是转向外部 ，寻求某种能消除这些不平等，让她们的欲望得以释放或实现的外在力量。在过去11年里，每年9月到12月期间，珍妮特都会寻找那种外力，在妈咪网（Mumsnet）等网站上搜索能带给她“实现梦想、赚到钱而且适合边带孩子边做的完美、活络的兼职”创业项目。她和凯蒂一样，也认识到通过成为妈妈企业家来解决兼顾工作和育儿的难题，是眼下不平等的生活状况中无法实现的幻想：她是家长主力[66] ，几乎总要在幼儿园和小学上课前后照料孩子们。但即便如此，珍妮特仍牢牢攥着这一幻想和它渺茫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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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那种加入振奋人心的数字化按需经济，成为在家工作、自营职业的妈妈企业家的遐想，似乎在释放的同时又再度压抑了女性的欲望。它一方面满足了她们做更多事、走出去的梦想——通过做创造性、刺激、有意义且高回报的工作来发展和实现自我——但同时又提醒她们妈妈企业家中的“妈妈”身份。妈妈企业家的理念不仅没有质疑为何照护工作仍被归为妇女的主要责任，反而将公共和私人领域的职责融合成适于妇女的新模式，又制造了一种幻想。[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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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的丈夫会支持妈妈企业家的想法和数字化零工经济的前景，或许也在意料之中。很多妇女说丈夫（和弗里丹的一些受访者的丈夫一样）[68] 鼓励她们“找出”自己“非常热衷”、未来“真的很想”做的事，而且是能在家里做的，“不影响带孩子”。蒂姆的妻子九年前辞掉了艺术馆馆长的工作，他本人就是按需经济及其承载的性别平等宏愿的狂热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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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改变了工作，事实上我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又当女人，又养孩子，也没多大影响，因为我决定自己的工作时间，掌控着业务。要是我跟别人说，我们去我家附近的咖啡厅开会，或者我们在Skype上解决，或者你用邮件交待问题，都能做到，对吧？所以要是我能做到，其他人也能做到，对吧，而且随着工作的革新，它变成成果驱动、项目驱动，而不是出勤驱动的，而且越发依赖数字媒介，而不是物理媒介，所有这些都弱化了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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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为什么你在技术产业，尤其是社交媒体领域，看到这么多女性高管。因为她们的工作模式对家庭友好得多，本质上对生活友好得多。她们并不割裂工作与生活，她们家务也做，这样效果更好。所以你们有，对吧，谢丽尔·桑德伯格，你们还有，她叫什么来着，啊，啊，啊，雅虎那个女人？玛丽莎·梅耶尔！这些人非常适合作为新就业模式的典范……不过在传统一些的行业里还是，女人当银行家还是很蠢，女人当律师还是很蠢，因为这些人处理业务的方式，好像我们还在19世纪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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蒂姆认为，这种妇女在家工作并 继续担当照护主力的“新就业模式”，可以实现他在后面采访中所谓的“超越性别政治”的乌托邦愿景。过去金融或法律等“愚蠢”而死板的行业里妇女在办公室遭受的不公待遇，似乎随着灵活的、“依赖数字媒介的”在家办公的兴起得到了解决。但讽刺的是，他视为新工作模式代表的妇女典范，谢丽尔·桑德伯格和玛丽莎·梅耶尔等人，从事的都是高强度、高时长的工作，正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见第2章的讨论）。最让人吃惊的是，蒂姆不觉得他或者广义上的男人，对于实现这种乌托邦愿景有自己的责任——他要求我们在他的办公室而不是家里见面。他的阐述从一开始就完全从妇女的角度展开：“我能做着自己的事情，又当女人 ，又养孩子。”那种一个人可以既当个事业有成的男人，又照顾好孩子的可能性，是不在这种愿景的考虑范围内的。正如利特勒指出的：“我们没听说有‘爸爸企业家’（dadpreneur）一边在家带孩子，一边在家创业的。企业家的男人色彩是不言而喻的常态。”[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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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为止我们看到，全职妈妈们对于回归有偿工作说不清道不明的愿望契合了妈妈企业家或数字型主妇的流行形象，也受到按需零工经济下工作时间灵活、自主安排的前景的激励。在家一手带小孩、一手经营事业的妈妈，理论上达成了照料责任与有偿工作的巧妙平衡，而且将妇女的企业家精神与母亲角色融为一体。然而，与这一形象的再现所激发的迷人幻想相反，我采访的高学历全职妈妈们似乎说不清未来梦想的实质内容，更别提实现它们的条件了。最近的研究表明，这一困难是当代工作形势和广泛就业形势的典型特征，是斯蒂芬妮·泰勒和苏珊·勒克曼（Susan Luckman）所说的“工作生活新常态”的一部分。[70] 例如，罗莎琳德·吉尔对文化和创意工作者的研究发现，他们在乐观和悲观的说法之间摇摆不定，无法明确表达出想象中的未来。类似地，朱莉·威尔逊（Julie Wilson）和埃米莉·奇弗斯·约奇姆（Emily Chivers Yochim）在《母职飘摇路》（Mothering through Precarity ）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居家工作的妈妈们虽然渴望拥有另一番天地，“但往往无法清醒地认识或想象它们”。[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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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她们在想象未来时的苦苦纠结，虽然短暂而不完整，却也时不时地暴露出妈妈企业家幻想与就业前景之间的落差，揭示出数字经济下性别平等乌托邦式愿景的局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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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和妈妈企业家的假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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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一样，劳拉强烈表示希望重返某种有偿工作。她对于未来想做的工作类型和确切的开工时间，也是含含糊糊。但与她们不同的是，劳拉承认自己并不想按妈妈企业家的路子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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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 我发觉自己真没有什么远大的抱负。要是我，比方说，恨不得孩子们马上去上学，这样我就能去写自己的小说或开一直想开的咖啡店，那倒好了，但我没什么特别想做的，也真不大想当企业家。所以我可能就找份兼职做做。所以他们［孩子们］走了后我的人生会怎样，得看找了份什么活儿。我不太确定……也许会在以前做过的行业找份兼职。我没有再接受厨师或室内设计师培训的热切愿望，所以或许会回去干原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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