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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 你想过再接受室内设计师培训这样的事儿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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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 没有啦！［笑］但很多人认为这是个机会：“我想当顺势疗法医师”“我想当室内设计师”，然后她们就去修一门相关的课。我想不到什么特别想做的。要是想得到就好了，因为我很想着手做点什么，而且感觉随便选个事干也没什么意义。所以，或许会回去干老本行吧。现在的心情，还是有点飘忽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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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拉坦率、带有反思的回答，透露了她周围妇女的普遍梦想——那些文化再现所构建并推崇的梦想工作，但她没有照做或不想跟风。她对于妈妈企业家以及实践它的典型途径——写小说，开咖啡店，接受再培训当顺势疗法医师、厨师或室内设计师（许多妇女在接受采访时也谈到这些是她们未来的志向）——抱有矛盾心态。虽然没有直接批评妈妈企业家形象或心向往之的妇女，但她对自己位列其中的可能性嗤之以鼻。她的语气透露出对于将妈妈企业家建构为（她承认自己没有的）“远大抱负”的嘲讽，和对于零工经济下接受再培训进入潮流、弹性的“妈妈行业”的热切愿望和激情的不屑。她思考了把这类工作看成机会的常见观点，但暗示它们随意且肤浅：“感觉随便选个事干也没什么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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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劳拉又为自己的追求不符合妈妈企业家的流行模式和零工经济的热情工作模式而苦苦纠结。她说，要是她有那种“热切愿望”“那倒好了”。“要是想到什么特别想做的事就好了。”和其他妇女向往的野心勃勃但缺乏制度保障的工作相比，以兼职模式回归老本行似乎是毫无魅力的原始办法，一种没有抱负、没有吸引力的选择。然而荒谬的是，比起受访妇女们向往的那些创业工作，这或许才是更可行、更可靠的就业前景，但在数字时代和零工经济的大背景下，它多半被排除在未来工作的想象之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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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者们很少，或从未提过她们未来设想的自营职业生涯存在的风险。她们认为自己的适应力很强，能够承担这类不稳定工作的风险。我问，如果她们离婚了，或者丈夫下岗了，要怎么办。回答通常是“我会想出办法”或者“找到什么办法的”。曾是会计师，现在是两个孩子妈妈的海伦告诉我：“那我就回去工作啦，肯定嘛，而且我相信我能过得下去。大概我动动嘴皮子就能搞到一份报酬合理的工作，不用费多大力气。”事实上，很多女性已经将近45岁，等她们再待业个十来年，回归全职岗位时可能都50多岁了，这在她们看来也不是问题。电视剧《傲骨贤妻》中的艾丽西亚·弗洛里克在当了13年全职妈妈后重返职场，顺利地干起高要求的职业。这类虚构角色的故事，似乎已经有力地扎根在这些妇女心里，（觉得自己）和艾丽西亚一样，一旦需要，她们也能毫无障碍地重塑自己、适应新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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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两名受访妇女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批判性的质疑，也对未来的自我提出了截然不同的展望。第一个是杰拉尔丁，以前是律师，过去13年一直是全职妈妈（就和艾丽西亚·弗洛里克一样！）。她20世纪90年代从赫赫有名的剑桥大学法律系（艾丽西亚·弗洛里克也学法律）毕业。取得律师资格后，当了几年辩护律师，但由于不喜欢上庭，于是接受了事务律师的再培训。她20多岁就获得了事务律师资格，在与其他优秀候选人的激烈竞逐中拔得头筹，被委任为英国一家龙头医院的法务经理。然而，她在所谓“需要开足马力、任务艰巨的工作岗位”上只干了几个星期。因为开始工作不久，她就怀孕了。“那份工作每天要花一个半小时上下班，天天如此，我每到一个地铁站台都要吐一阵。”在她丈夫（也是位事务律师）强烈而明确的支持下，新工作做了几个星期她就辞职了，但是“从没想过永远都不干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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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拉尔丁辞职去照顾孩子时，她的丈夫似乎很支持，因为她当全职妈妈适应了他高强度工作和家庭的需要。然而12年后，他们离婚了。面临全新的形势，加上失去了对丈夫收入的经济依赖，杰拉尔丁被迫去找工作。她寻找的“不 是仅仅不影响带孩子的兼职工作，而更像一种职业生涯……一份相当全面 的工作”。和那种“不影响带孩子”，以及（据说）赋予女人自由感和满足感的无边界、弹性、业余性质的妈妈企业家式工作不同，杰拉尔丁在寻找一种能带给她稳定收入和经济保障的“全面的工作”。然而，她寻求这样一份工作“不仅仅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她告诉我，这也是从“尊重 角度考虑的……我想要、感觉也需要找回自己的世界”。杰尔拉丁想要的不是（妈妈企业家许诺的）自由和弹性，而是掌控自己的人生和获得认可。哪怕以她的条件，经济上能接受找份兼职性质、在家办公的妈妈企业家式工作，但她告诉我，那并不能让她找回“自己的世界”或与周遭世界的联系，更重要的是，不能找回她感觉已经失去的尊重——来自前夫、孩子们和社会的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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妈妈企业家的选择没能赋予杰拉尔丁贝蒂·弗里丹50多年前宣称的“妇女脱离怪圈的出路”：“一份能纳入她正经人生规划的工作，一份令她成长为社会一分子的工作。”[72] 大部分妈妈企业家是业余人士，而非专业人士，而“从业余到专业的飞跃，往往正是一个女人要脱离‘怪圈’所最难做到的”。[73] 大多数妇女深信，倘若不得不重返全职岗位，她们会“找到办法”处理好的。杰拉尔丁则不同。她发现，离开劳动市场这么多年后，要重返职场、重塑自身是极其困难的。“如果计划赶不上变化，你不得不重回就业市场，”她声音颤抖，眼里噙满了泪水，“我要做什么呢？！要知道，退出职场十三四年，没有什么好位置留给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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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个故事是关于47岁的埃米莉的。埃米莉的父亲是位成功的商人，母亲是全职主妇。她是个优等生，读历史学本科以及后来在北美攻读竞争十分激烈的工商管理硕士（MBA）时荣获不少知名奖学金。她从一家跨国公司开始了极其成功的市场销售生涯，“打破了所有销售纪录”，后来成为一家技术公司的首席运营官。40岁不到的时候，她嫁给了一位当时工资只有她一半的会计师。埃米莉跟随丈夫的工作调动搬到另一个国家，也离开了她的公司。在他们移居的那个国家，她怀孕了，而后的九年一直是全职妈妈。她回忆道：“我设想的情况是，先把自己放一边，全力支持我丈夫的事业，直到他当上合伙人。但我真的低估了工作对我的影响，以及我对工作的热爱。”埃米莉告诉我，当她离开职场时，想当然地认为要是她想回来，“完全没问题……辛勤工作和努力付出——我是走到了这一步的！”然而，与杰拉尔丁一样，这一幻想破灭了：埃米莉打算重回带薪岗位时正值经济衰退、婚姻破裂，这才发觉自己离了婚，失了业，还是9岁儿子的唯一看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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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零工经济极具潜力的诱人报道鼓舞下，埃米莉和四名合伙人成立了一家初创公司，对它充满热情、兴致高昂。“我买下股权，只花了一点点钱，因为你希望，要是能，对吧，让这个初创企业腾飞起来，能挣上一大笔钱！”她回忆道。然而，创业最终失败了，埃米莉流着泪承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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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经济上不稳定。没做好财务保障。我花光了继承的财产和积蓄……我儿子，他会说要是我们需要买吃的或交电费什么的，他能提供自己的零花钱……所以我有几种选择。要么说：“好吧，我去马莎（Marks and Spencer）［百货商场］干兼职，要是幸运的话，就一直熬着，住出租屋之类的，要么，我就下苦功夫，竭尽全力去争取我的事业。但不得不说，所有这些真的把我压垮了。真的……我熬了几个星期……形势相当、相当惨淡，然后我就想，对吧，我要怎么，对吧，我要怎么熬到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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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莉在采访中一直说，不希望自己的经历“听起来太过消极”，杰拉尔丁则说自己的处境“相当极端”。然而，她们的经历并不罕见。离婚并不稀罕（据估计，英国离婚率为42%，美国为50%），而零工经济虽在发展，初创企业和零工行业的失败率也在不断上升。杰拉尔丁和埃米莉的描述，辛酸地揭露了妇女要在长时间的空窗期后回归有薪岗位，把自己奇迹般地改造成妈妈企业家，享受按需经济下的掌控力、自由、灵活和自我实现，这一幻想是多么脆弱。这是一种在个体身上为制度性问题寻找解决方案的幻想。它给妇女提供的现成脚本要她们否认自身的渴望——让自己“走出去”——与阻碍它实现、把她们束缚在家里照顾孩子的制度性障碍之间的根本矛盾。正如利特勒指出的，妈妈企业家主义极少会鼓励男人多参与照护孩子，从而破除大男子主义。[74] 相反，它还是把母亲摆在育儿主力的位置上，同时要求她们居家的状态具备经济生产力。它巩固的还是那套女人应该“想出什么办法”来兼顾这两个领域的观念。下一章会说明，尽管我采访的妇女们真心想打破这一兼顾模式，但感觉自己几乎或完全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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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第 6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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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的改变 vs. 无形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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渴望改变却无能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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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第5章所示，我采访的妇女几乎都想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以获得她们遗失了的意义感和目标感：“自己想做的事儿”“让我的大脑活动起来”“找回我自己的世界”。然而受访者们不仅谈到改变个人生活的意愿，也热切地谈到改变社会的需要。她们谈到有害的新自由主义工作文化对她们辞职以及更大范围的职场妇女造成的压力。她们批判了丈夫的过度工作和在家中的缺位，表达了对不平等的家庭分工，以及文化对于妇女作为母亲兼照护者的压迫性要求的深切沮丧和愤怒。她们渴望职场环境和文化能有根本上的改变，她们希望两性薪酬差距能够消失，她们热情地谈到打破性别成见、挑战社会规范的必要。值得注意的是，四分之一的受访妇女指责前雇主有性别歧视，而且曾就工资、孕妇权利，以及育儿相关的不公待遇等问题提出抗议（常常是通过法律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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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就是其中一位妇女。她以前是一名记者，过去11年里是四个孩子的全职妈妈。她在英格兰南部长大，父亲是建筑工人，母亲是电话接线员。“我妈不得不上班。印象里她总是带着四个孩子辛苦工作。她晚上都不在家。”玛吉回忆道。成长经历造就了她很强的职业精神。“我一直认为女人应该工作，”她说，“你要是在我上大学那会儿跟我说，‘其实，你会成为全职妈妈’，我肯定会惊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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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的社会意识本质上受父母的影响，不过也受到了成长过程中文化和政治环境的重要熏陶。“你看，”她补充说，“我在女性主义的影响下长大……那个年代有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Greenham Common）……有穿马丁靴的女人和矿工罢工……很多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做女人意味着什么……争取同工同酬……和自尊。”“那个年代不算特别激进啦。”她笑着补充说，但20世纪80年代早期在英国流传的思想，尤其是媒体上大肆报道的格林汉姆公地和平营[1] 这类女性主义抗议和矿工罢工[2] 这类工人阶级抗议，深刻地塑造了她的社会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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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是家里第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毕业后她当了一名记者，但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像其他很多妇女受访者一样，玛吉丈夫高强度的工作和她自己高时长的工作，都与家庭生活极不协调。在整个采访过程中，玛吉对妇女肩负的不平等劳动和她日常生活中体会到的不平等分工表达了失望和愤怒，常常还带着明显的挖苦。她尤其激愤地讲述了在上一份工作中遭到的薪酬差别待遇，而且提出了申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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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尽管玛吉经受了挫败、遗憾和愤怒，尽管她真心渴望个人和 社会能有所改变，但她觉得自己对于促成改变的作用有限。丈夫的裁员曾为她打开“一扇机会之窗”，回归有偿岗位的可能令她兴奋。“要是全家人和家务都扔给他管，就太棒了！”她喊道。然而，当丈夫几周后找到新工作时，这扇窗就关闭了。“那时候我们应该谈谈的。”玛吉懊悔地说。她没有主动谈论自己的欲望和需求，她渴望实现的改变停留在幻想阶段。“如果我丈夫，比如说，一周工作三天半，剩下的日子是我工作，那就好了！但这是不可能的，除非国家下达某项指令，要求缩短或拆分每周的工作时间。玛吉觉得，那种丈夫缩短工作时长，花更多时间在照顾孩子或家务上，好让自己重返职场的设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对她来说，国家下达一项缩短工作时长的指令，是种空想的，甚至奇迹般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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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其他妇女和玛吉一样，认为政府应当带来她们想要的改变，但想象不出自己在个人生活和/或社会层面能做些什么来推动这一改变。另一些受访者指出，该由妇女“先锋”来引领性别平等。例如，安妮在满怀激情地谈到职场妇女的平等权利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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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感觉一说到职场，说到女人能干的职业，说到轮班制，女人还是受歧视的……是有些妇女，当然是地位比较高的，在努力消除这些障碍，比如一起走出去、组团参加工作面试，来证明她们可以轮班……兴许等我女儿长大了……形势在变，机会确实越来越多了，但我觉得歧视没有变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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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安妮：“那么改变从何而来呢？”她回答：“由那些妇女先锋带来啊。有人已经想自上而下地证明首席财务官也是能两个女人轮班做的。越多女人能上前一步，有胆量这么做（就越有希望改变）——要位高权重的女人来证明职位是能轮班做的！”“那你觉得男人也能实现轮班制吗？”我问。“那样倒好了！”安妮嗤笑着叹了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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