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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易丝的叙述中有个明显的矛盾，和其他妇女异曲同工。一方面，她真心不满于现状——她诚恳地反复说，自己不敢想不会出现根本性社会变革的情况。露易丝自认是个女权主义者。她很关心，也热衷于妇女在职场和其他领域的平等权利。当谈到女儿成年后的未来时，她不禁落下泪水。另一方面，到了要明确实现梦寐以求的改变所需要的责任时，她又含糊其辞，不谈自身了。和关于性别平等进程的普遍公共叙事一样，她谈论“有几丝希望”和施加压力时的口气，就好像它们是不可阻挡的自然趋势。她先是寄希望于瑞典——好几位受访者都把它看成性别平等的乌托邦，然后以一种分散的、模糊的责任作结：“会有人 带头的，然后大家 就会意识到，还非这样不可。”关于性别平等的争论压下了露易丝对不平等会延续下去的焦虑，而对那种缓慢，据说是有机、必然的进程保留着模糊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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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对女儿的期望，也借鉴了当代叙事中关于性别平等，尤其是大众/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宣扬个体赋权、自我实现和自我满足的说法。珍妮是一位48岁的全职妈妈，有一个13岁的女儿和一个10岁的儿子。她的丈夫是一位英国白人，在金融城当高级律师。她由做公务员的父亲和当过教师的母亲抚养长大。母亲在珍妮出生后就辞掉了工作，照顾三个孩子。珍妮告诉我，她从小就“很有政治意识”。中学期间，她创立了黑人女生协会，后来在大学里参加黑人女权运动。她的梦想是当工程师，但所有人都告诉她，这永远不可能实现，因为她是个女孩。在一次大学奖学金的面试上，她被问到父亲是否是工程师，或有兄弟是工程师，她说都不是。但珍妮很坚定，20世纪90年代以工程学学位毕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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毕业后，20出头的珍妮在一家通讯公司做软件工程师。工作环境虽然苛刻（经常要求出差），但用她的话说，“很刺激”“很自由”，而且“很通融”。她在事业上进展很顺利，九年后第一个孩子出生时，她听取了一位女同事的建议，转为兼职工作。数年下来，这一安排都很顺利，但当公司被一家跨国企业接管后，工作条件和氛围急剧恶化，珍妮决定自愿接受裁退。之后，她接连在几家机构兼职，但三年前彻底辞了职。她在上一个单位做得很不开心——工作不刺激，薪水低廉，而且她签的是临时合同，没有工作保障。她的丈夫工作时间很长，工作日基本不在家。就在那段时间，女儿在学校受了欺负。珍妮意识到，自己和丈夫太忙了，以至于“完全忽视了女儿”。“这正好提醒我，需要多陪陪孩子，”她解释道，“于是我抽时间休了个短假，然后假期拖得久了些，然后……”因此，过去三年里，珍妮一直当着全职居家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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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妮绝非那种老套的甜心妈咪或新传统主义者：她讨厌烘焙和烹饪，觉得待在家里与自己的身份格格不入。她恼火地回想，自从辞职后，她和丈夫便转向了更传统的性别角色，而后沮丧地叹道：“我们不是这样啊，我们不是这个样子的，你知道吗！……我们不该这样的。我们，我们（本来家务）是一起 干的！”珍妮带着深深的哀伤结束了访谈：“16岁信奉女权的我，要是知道自己将来只能在家带孩子，会吓一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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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年前，16岁的珍妮是名女权主义者；32年后，她似乎已接纳了另一种截然不同的女权主义，并将它传授给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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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感觉，女权主义像是死掉了。但你知道吗，有趣的是，我认为它深深扎根在了我们孩子的心中。要知道，因为你是女孩，就说有些事儿你不能做，或者做不好，多么荒唐！我绝对要叫我女儿意识到［女权主义］。我告诉她：“知道吗，有时候只需要往前推自己一把。”我们常常鼓励她去关注我们发现她擅长的科目，让她逐渐意识到自己擅长数学……是啊，我们谈到她的学习和工作时也是这么考虑的。［我告诉她：］“你能做这个！那个也可以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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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20世纪80年代在学校创办黑人女生社团、大学期间成为女权活动家的女子，不畏质疑毅然成为工程师的女子，之后被新自由主义工作文化和家中的性别不平等伤到的女子，如今教导她的女儿像谢丽尔·桑德伯格的女权宣言所说的那样“内化革命”：有时候只需要往前推自己一把。由于缺少女权主义集体行动、团结互助的氛围和理论武器，珍妮便只能采用赋权、勇敢和坚韧这类个体化语言。她把自己的女权力量投入到女儿的教育中，教导女儿自信、自强，都是脱离了女权整体的个人行动。而她自己，却好像无力抵抗辞职后被迫背负的传统妇女角色了。16岁的女权主义自我一直萦绕在她心头，但她感觉无法再像过去一样，无法打破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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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珍妮一样，很多受访妇女都热切地向女儿灌输自信和个体赋权一类的女权思想，极力确保她们受到良好的教育（通常是在私立学校），从而能在最佳的起点展开她们作为独立、赋权妇女的职业生涯。与此同时，几乎所有受访妇女都承认，希望女儿对野心和梦想稍加克制，以便选择的职业能兼顾到家庭生活。例如，前财务总监萨拉就说，她非常希望女儿能有尽可能多的机会，这也是为什么她和丈夫决定送女儿去私立学校。她承认这是一笔不小的开销，但考虑到私立学校提供的优质教育和发展前景，他们认为这是值得的。谈到职业方面，萨拉反思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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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是我女儿能找到一份可以兼顾家庭的职业就好了。她喜欢小孩子，和孩子们很合得来，所以我想有一天她自己也会成家。因为这个，我觉得她不会，对吧，只当个纯粹的职业女性。所以我希望她将来有可以退一步的基础……没错。不过我的意思并不是期望她基于这点去择业，但要是她能处于这样的一种位置会比较好……我会建议说，或许去当全科医生，比心内科医生要好一点……或者当普通教师，比大学教授要好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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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我惊讶的是，很多受访者好像无意中都接受了这种矛盾：一边在女儿教育上投注大量时间和金钱，把她们培养得多才多艺，不断鼓励她们去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另一边又引导她们去适应文化中的妇道价值观，以及异性恋的家庭和关系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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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凯蒂认识到呼吁她们去适应“说来有些糟糕”，但她仍旧相信这是为女儿的未来打好基础的务实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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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说来有些糟糕，但有时你私下里会想，要给孩子们最好的，要给女儿们最好的，你希望她们长大后成为聪明、独立的女人，但也希望她们成家。你几乎想告诉她们：知道吧，你在学习上付出的所有时间精力，都要想想等你成家了怎么办。因为有可能，如果你当了全职妈妈，就不得不放弃学了那么多年才得到的东西，所以想想看有没有什么工作，是在你成家后还能继续做的，还能保留的……有些行业你会做不下去的，知道吧，但也有些行业能让这容易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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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采访的许多妇女都有类似的观念，即现实是固定的：一些工作天生比另一些更容易兼顾家庭，所以她们的孩子必须面对这一现实，选择更适应家庭生活的工作。此外，大多数受访者的考量似乎都没有脱离异性恋规范的框架，她们基本上想象孩子将来成为异性恋核心家庭的父母，几乎或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认定的）现实可能会改变，而自己或子女是有能力去改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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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好几位儿女双全的妈妈对女儿和儿子表达了不同的期望。例如，育有三儿一女的前记者玛吉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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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孩子们都能找到想做的工作，但或许，对于女儿，对于女孩……还要好好想想有了孩子怎么办，她要怎么应付两头……找找有功夫带孩子的工作……也许到那会儿形势已经变了，对吧，也许会有……更多，那种，托儿福利，或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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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知道，但还是……最可能的情况是，大部分带娃的活儿还是落在女人头上，对吧，所以我必须让她做好准备。不过这并不是说，我不希望儿子们以后多陪陪孩子。但就职业道路而言，我会给女儿不同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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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的主要任务是照顾孩子，这一无数文化再现不断重复的“最可能情况”，指导了玛吉的思想和行动。她准备让女儿去适应一种不平等的体制，适应她认为是主流的妇女价值观。她希望等到女儿成年时，“也许形势已经变了”，但不觉得自己或女儿能推动形势的改变。葆拉的母亲是20世纪50年代英国电视行业最早的女导演之一，她自己也曾是一名成功的律师。她说，她不鼓励女儿“去做野心太大的事儿”，因为她希望女儿做好兼顾工作与家庭的准备。“你会对儿子说这些吗？”我问。她显然为给出“错误”的答案感到不安和尴尬，回答道：“呣……问得好……呣，［沉默］不，不会。我是说我……我……我不确定，我不确定我会……这不大好，对吧，是吗？如果你……如果你是……唔，我不知道［沉默］。嗯，好像就是会更多地……落在做母亲的头上。多数情况下，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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葆拉、玛吉、凯蒂、珍妮、露易丝，以及我采访的很多其他妇女，都听从了20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家长们的严肃警告——别冒险去“激发［女孩身上］与当前女性价值观冲突的兴趣和能力”。[44] 她们鼓励女儿压抑自己的梦想，克制自己的渴望，最终像她们的母亲一样，成为珍妮特所说的，“现状下的好女人”。那套赋权、自信、选择、积极和韧性的说辞，和优质教育将为女孩敞开大门、让她们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的理念，掩盖了母亲们——不管内心如何矛盾——对女儿倒退性的教导：要当全科医生，而不是心内科专家；要适应，而不是挑战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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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条道路：愤怒与赋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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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遇到的很多妇女对生活和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表示沮丧、嘲讽、愤愤不平，却没有能力批判、抵制和挑战它。相反，她们选择适应，并鼓励女儿去适应那种狭隘的性别划分和妇女价值观。许多受访妇女都与朱莉·威尔逊和埃米莉·奇弗斯·约奇姆研究先进新自由主义社会的母育状况时所采访的美国妈妈一样，不断调整自己的愤怒和不满，在“控制住不生气”上耗费了很多情绪劳动。[45] 受访妇女们觉得无力展开必要的对话来明明白白地表达自己的愤怒。玛吉声称七年前丈夫被裁员时就该挑明的对话，至今也没有进行；夏洛特连梦寐以求的工作面试，都无力征求丈夫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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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我采访的35位妇女中，有一位站出来表达了继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之后、安杰拉·麦克罗比所说的“清晰明了的愤怒”（legible rage）。[46] 41岁的比阿特丽斯是两个孩子的母亲，三年前离开职场。她在拉丁美洲长大，在那里做了九年的记者。她的母亲是位教师，据她描述是个“坚强的女人”。在比阿特丽斯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反复告诫她经济独立的重要性：“永远要自己挣钱，这样才不至于叫老公给你买内裤！”母亲曾这样嘱咐她。2004年，由于公司大规模裁员，比阿特丽斯被解雇了。在此之前几个月，她遇到了后来的丈夫，一位刚从大学毕业，即将开始律师生涯的英国人。比阿特丽斯跟随他搬到了伦敦。刚开始的时候，虽然有工作经验和名校授予的硕士学位，但她还是没能在新闻业找到工作。干了几个月咖啡师之后，她拿到了在英国的第一份新闻工作，在英国广播公司（BBC）当新闻制作人。签了三次定期合同（每年续签一次）后，她怀孕了。就在怀孕期间，她所在的部门进行了重大重组，雇主通知她，合同得终止了。她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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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气得不行，因为，你知道，我是有计划的！我想休完产假后回来工作！但突然之间，一切都变了。呣，然后，像，就，好像是，一场大战。我找了一名劳务律师……于是我去休产假，刚休不久就给我解了合同。他们说：“嗯，就这样了。没有产假津贴。什么都没有。”我说：“不行！如果你们不让我休完产假回来工作，至少必须给我产假津贴。我为你们干了三年，这点最起码的要求不过分吧。”最终，他们同意将我的合同延长到涵盖18周的产假津贴。所以最终我拿到了补助。呣，但那是相当……相当难过的经历，因为感觉像又被炒了鱿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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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比阿特丽斯觉得当母亲令人开心：“打开了一个新世界”，但同时，由于家人都不在身边，而丈夫做着非常紧张的全职工作，当母亲也充满艰辛和孤独。孩子几个月大时，比阿特丽斯就开始申请自由记者的工作，努力抓住任何出现在眼前的机会。两年来，她在家以自由职业模式工作。然后她怀了第二个孩子，失业了九个月。两头兼顾太难了，况且自由职业变数多，薪水又低。比阿特丽斯决定重返全职岗位。“唯一能顾全两边的办法，”她告诉自己，“是找份合适的工作。”她在以前的工作单位找了一份刺激的新工作。然而，合同是临时性的，她常常接到临时通知，执行紧急任务。工作的高度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期性给安排育儿托管带来了极大的难度。“因为我不是固定工作，”她解释说，“所以感觉没必要报全天的托儿班，但这样一来，当我因为出任务临时打电话找托儿所时，他们并不是总有空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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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第二个孩子上了学前班——当时由英国政府提供，每天两个半小时[47] ——她“开始变得非常 沮丧”。“我该怎么办？一天工作两个半小时不够啊！他们希望我进办公室，在家里确实做不了什么。”“我实在很迷茫。”她痛苦地承认。比阿特丽斯向一位（男性）职业规划师求助，后者给出的建议附和了妇女对工作和家庭的纠结大多是自寻烦恼的流行看法：“你给自己太多压力了，如果你女儿只需要再在家里待一年，那你干嘛不停下工作去照顾她……然后试着，对吧，享受这段时光！完了就能好好考虑工作的问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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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的职业规划师要她“享受这段时光”的建议，还是那套鼓励女性要“活在当下、享受当下”的说辞。它弱化了当下以外的时间视域，而那正是政治动员所必需的视野，是畅想未来的基础。[48] “我也不想这样。非常、非常痛苦，但我还是决定辞职。”比阿特丽斯不情不愿地听从了叫女人“再等一等”“享受当下”的意见。她勉强屈服于不平等的现状，以及为不平等辩解并维系它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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