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遵从职业规划师享受当下、辞掉工作的建议，激发了比阿特丽斯心中的沮丧、痛苦和愤怒。这些压抑已久、为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积极情绪驱动论所排斥的感受，随着比阿特丽斯隔代对比自身的处境，变得越发深重和强烈。“我就像我的祖母一样！”她沉思着说，“我基本上就像祖母一样，没有选择，不能工作，因为必须要照顾小孩！但不对啊，我是有选择的！”从这一刻起，比阿特丽斯的态度变了——既是就采访来说，也是就其人生轨迹来说。“直到这一刻，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差别才真正吓到了我。”她郑重地说道。比阿特丽斯变得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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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对女人来说这么难，女人想既 追求事业梦想又 当母亲就这么难？为什么对男人来说这从来不是问题？为什么对他们来说就轻而易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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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我是当了母亲。没错！而我以前……曾经全职工作。也没错！所以，对吧……人生就这样嘛。但不对啊！不该是这样！这个状况对我丈夫来讲没什么大不了，因为他啥都不用干……从来不用。他对现在的状况很满意，但他知道我特别难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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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刻，比阿特丽斯以不同于其他受访妇女的直率倾诉了愤懑：她把个人与政治、自己的命运与妇女的集体命运、亲身经历和感受与性别不平等的权力机制联系了起来。只有当比阿特丽斯人生中第一次建立起了这种联系、承认了这种根本性的愤怒，她才能指出并批判丈夫的态度和做法是大男子主义的，继而胆敢挑战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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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前工作的时候，有几回需要我丈夫多照顾家里一点。也碰到过难堪的场面，因为，呣，要知道……他收入高……而我，作为记者，赚得不多。有时候，他会很恶心地说什么：“要是你怎么折腾都挣不到多少，还拼个什么劲儿？！”……而且［他］也会用相当大男子主义的口气……你知道，说：“要是我被炒了，你怎么办？……［辞职］那是你的选择。”呣……糟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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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我们狠狠吵了几架，因为我反击了。我反击了，说：“听好了，不准你这样跟我说话！我的位置不是窝在厨房里！做饭是很开心，但我更想工作！我是大材小用了。我喜欢当妈妈，但我不是……这不是我的全部。我也是有过辉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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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阿特丽斯的回应成了“清晰明了的愤怒”——这正是女性政治的生命力所在。[49] 斥责丈夫的态度和做法是大男子主义，是恶心的，令她得以批判和反抗那种“她在家遭遇的不公平总归不可避免，由她在家照顾孩子是唯一可行之法”的观点。她终于能把自己所受的伤害与性别不平等的宏观社会背景联系起来，指出其中的不公，继而要求推翻不公——无论是在自己的人生中，还是在广义的社会上。结果，她的能动性被激发出来了。比阿特丽斯加入了英国妇女平权党（UK Women’s Equality Party），一个最近成立的政党，主张在政治、商业、工业乃至整个职场生活中采用性别平等化再现。[50] 在那里，她才意识到：“哦，老天，我并不孤单啊！”平权党赋予她社会和政治空间，使她能够反驳诸多当代再现所宣扬、她的丈夫所呼应的狭隘性别角色和女性价值观，在那里她也能跳出“活在当下”的局限，去畅想和设计别样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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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难确切地解释为什么比阿特丽斯跳出了其他妇女的局限，做出这种反应，走上政治化道路，为什么她会决定打破现状。想必某些经历起了推动作用。例如，她的母亲自始至终都直言不讳地要求她经济独立；她青少年时期在故国参加过反独裁抗议活动，这使她对于社会不公和与之抗争的迫切性特别敏感；而且她在日益新自由主义化的职场上，有过弹性就业的坎坷经历。不过，比阿特丽斯的叙述中特别有帮助的一点，是突显了语言在促使她言明并展示新自由主义和父权体制对她造成的伤害和不公时所起的重要作用。尤其是近年来公众宣传领域再度浮现的对性别歧视的批判，赋予了比阿特丽斯表达愤怒并付诸行动的语言工具和另一种畅想。“斗争才刚刚开始，”在访谈结尾，她以谨慎的乐观态度说，“不过……我希望等我女儿到了我的年纪，会对她的职场身份和母亲身份更加满意，能和伴侣平等地分担重任。”虽然比阿特丽斯对女儿的期望和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对她们女儿的期望一样，但与其他人不同的是，她拒绝“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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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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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耐心等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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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古型主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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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或许要问，这本书讲的不就是妇女价值观的倒退吗——女人退回社会生育领域、回归个人家庭。就像“复古型主妇”或“新传统主义者”这类称呼[1] 所表明的，人们潜在地会把本书讲述的妇女故事看作有意地、怀旧地回归保守的性别角色。其中，这些妇女一门心思地把自己塑造成家庭CEO，照顾孩子乃至整个家庭，可以说就是退回了19世纪那种传统的性别分工，女人既要负责做家务、带孩子的体力活，也负责呵护、提升每个家庭成员的幸福感与满足感。[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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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如我多次说明的，以这种眼光去看待她们的经历实属误解。本书讲述的故事都不符合那种职业女性为了家人和家务义无反顾地放弃事业的描述。事实上，她们都在抵制这种形象，辞职后积极寻找调整生活状态的路子，正是为了避开全职妈妈、家庭主妇和家务劳动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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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呈现的自述表明，这些妇女的辞职决定及其后的人生轨迹是在多种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其中很多不 在她们的控制范围内。这些因素包括：工作文化和制度与家庭生活格格不入、申请兼职形式工作遭到拒绝、男女工资差距仍旧存在、劳动合同不稳定、缺乏妥善而持久的育儿支持，以及最重要的，政府、媒体、雇主、同事、朋友、家人和——最悲哀的——她们自己用来衡量和评判妇女的，往往还是那套死板的社会标准和自相矛盾的文化再现。因此，这些妇女的辞职选择及其后的一系列决定，既不是出于自由意愿和个人意向，也不是完全自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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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弗里丹半个多世纪前采访的妇女一样，我采访的妇女们也深切渴望着“其他的什么”。[3] 她们希望与周围的公共世界接轨而不是割裂，以此找回自己的世界并实现自我。不过，当代妇女与她们的前辈不同的是，她们 所处时代的主流文化观念又很矛盾地认同、鼓励、支持她们去追求其他梦想和渴望。正如女性主义学者南希·弗雷泽指出的，今时不同往日，如今的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理念认定，“女人各方面都和男人不相上下，理应在同等机会下大显身手，包括——不如说尤其是——在经济生产方面”。[4] 在当今社会，若说女人应当把成为贤妻良母当作自我实现的目标，那未免可笑。这一观念已经妥妥地过时了。妇女劳动力对于后工业时代的资本主义经济不可或缺，这一经济地位催生了无数自信、坚定、自力更生的职业女性形象和传闻——20世纪60年代弗里丹还叹息这一形象的没落。正如我们见到的，很多当代媒体中的妇女不仅生龙活虎地投身于经济生产、“向前一步”[5] ，掌握了“信心密码”[6] ，而且能巧妙地平衡有偿劳动领域的投入和无偿生育领域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两边都红红火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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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的理想妇女不仅与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妇女形象大不一样，而且也比80年代“秀发飘扬的妇女”[7] 和90年代至21世纪初力图“拥有一切”的妇女形象更为成熟、从容和务实。说起来，21世纪10年代的理想女性正源自妄想“拥有一切”的妇女的彻底失败，没准，她还读过并认同安妮—玛丽·斯劳特被广为引用的、对这一失败的系统性阐述——2012年发表于《大西洋月刊》的文章《我们为什么不能拥有一切》。这一当代妇女理想仍旧追求工作与生活的完美平衡，追求公共生产领域和私人生育领域的齐头并进。但与之前的目标不同的是，它鼓励女性放松对家庭的掌控，就像斯劳特劝的，“随它去”（let it go），或者“白宫计划”（White House Project）前负责人、非裔美国女企业家蒂法尼·杜芙（Tiffany Dufu）新书的标题所写的，“撂下挑子”（Drop the Ball ，也译作《自我赋能》）。[8] 尽管“好妈妈”和“快乐主妇”仍然萦绕在公众想象中[9] ，但当代许多电视剧、电影、自助类指南、回忆录、言情小说，以无数的网站、应用软件和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女主人公似乎可以不再是完美的快乐妈妈或快乐主妇了。相反，她们可以大大方方地不守规矩、肆意行事，可以更坦率地表达自己的沮丧、失落和不满。（第5章讨论的）“妈妈企业家”就是一种女人、母亲、工作者三合一的典型代表，她利用零工经济的优势，使成功创办在家业务与悉心照料家人完美对接（除了偶尔抱怨一下）。因此，21世纪10年代的理想妇女似乎已经破除，或至少大大缓解了长久以来横亘在公共生产领域（资本）与私人生育领域（照护）之间的性别分隔。[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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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由主义女性幻想的残酷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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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种自由个人主义的、进步的、（理论上）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背景下，本书讲述的女性经历与过去年代有着本质区别。早期盛行于20世纪80年代的“女孩力量”理论，以及后来表现并强化女性价值观——“选择女性主义”、自信、赋权和平衡——的形象和叙事，都深切影响着这些妇女的自我认知，滋养着她们的梦想。所有受访妇女无一例外，都幻想既 能成为成功的职业女性，又 能成为称职的母亲。周围的形象和文化观念赋予了她们一种表达志向、解释自身经历的框架——先是职业妇女，然后是母亲。这些文化理念总是将妇女的成功、选择、赋权与平衡个体化和私人化，受访妇女们对此深信不疑，把她们的失败归结为个人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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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受访妇女们能够指出造就她们人生轨迹，尤其是辞职决定的社会不平等力量，但她们很难跳出狭隘的、个体化的自信文化框架[11] 去剖析自己的经历，毕竟这一框架认定，妇女在职场或其他人生领域取得成功的关键，在于通过不断调整个人的心态和行为，来克服她们内在自信不足的缺陷。明明她们描述的事业和人生历程不乏野心、动力、决心和付出，但她们坚持认为自己特有的人生轨迹没能达到“向前一步”和自信文化的要求：“我的性格有点问题”“我不是职场妈妈那种性格”“我不是天生的（妈妈）”“我不适合这种高强度的工作”“我没有它需要的野心”“我缺少做这种工作的自信”，她们纷纷说道。这些女性没有像桑德伯格呼吁的那样去“内化革命”，而是内化了指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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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们在职场上多次遭遇制度性不公和压榨性要求，导致她们无法成为完美平衡工作与生活、公共身份与私人身份的平衡型女人。[12] 由于丈夫工作日大多不在家，工作单位不能或不肯通融她们的诉求，因此一边要扛住职场上的竞争压力，一边还要顶住当贤妻良母的压力，她们没法撂下家里的挑子，随它去，自顾自地在职场上风生水起。而正如我们所见，平衡型女人的诱人理想压抑、掩盖了阻挠女性实现平衡的制度性限制。受访女性们不觉得自己的处境是家庭生活与夫妻俩的工作文化无法调和的必然结果，而坚持认为是个人的失败。因此，尽管平衡型女人的文化理想已然背离了生活实际，她们却依旧努力地用它来评判自己的经历，基于它来塑造自己的追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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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识到转型为全职妈妈后已经当不了平衡型女人，受访妇女们试图重新定义自己的新角色和新生活。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大众化的母亲形象和叙事为她们向自己和他人解释自己的选择、重塑自己的身份提供了强有力的文化模型或参照。这些关于母亲与家庭的当代文化叙事，结合平等主义和自由选择的自由主义话语，教她们将忐忑接受的主妇身份合理化，并说成是进步的表现。这类话语教她们用平等主义伴侣关系来掩盖极不平等的现实生活。然而这些妇女面临一个严峻的问题：一方面养育观仍以母育为重心，视母亲为家长主力；另一方面价值观和社会地位基本还是看重事业成就和经济收入，严重轻视照护和生育工作。在这种矛盾的情形下，她们的身份不断被削弱，自我意识令人难过地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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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工经济成了方兴未艾的妈妈企业家的乐土。这一文化幻想给受访妇女们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职业方案，让她们在家庭主妇的新境况下也能实现工作生活相平衡的理想，令她们对未来充满希望、信心十足。然而，这一迷思掩盖了阻碍很多妇女成为成功妈妈企业家的现实约束。它隐去了在缺乏制度保障的市场上工作的根本隐患，隐去了不稳定就业面临的一系列风险，自然也隐去了尽管声称可以享有弹性工作、成就感和自由，但身为家长主力[13] 和家庭CEO，她们毫无自由和弹性可言的事实。尽管如此，这一幻想仍牢牢占据妇女的想象，潜移默化地塑造了她们对未来的渴望。说到底，它引导她们在个体身上寻求制度问题的解决办法，而否认她们想要“走出去”、踏入公共职场的愿望与阻挠她们的障碍——致使她们离开职场、窝在家里照顾孩子和打理家务的制度约束——之间存在着根本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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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媒体和政策再现中流传的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图像和话语，为受访妇女们认识自己的过去、现在，以及自己和孩子的未来提供了丰富而充实的参照。然而，很多这类再现所推崇的理想都否认了妇女所遭受的制度性不公，反而叫她们调过头去拼命克服“内心的障碍”。它一方面画了一个希望的大饼，似乎只消耐心等待，社会层面的性别平等就会逐渐自然地、不可避免地到来；另一方面却以宿命论的口吻表示，妇女对于宏观制度的变革无能为力。它为妇女们提供了一个想象自己的未来和期望中孩子的未来的角度，以赋权、自信和适应力这套个体话语麻痹她们，以避免打破现状。当代这类文化意象实则鼓励女性对深刻影响她们人生的、有害的不平等制度视而不见，而要隐忍自己的怒火和愤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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