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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例外也好，极端也罢，受访妇女丈夫们的单位采用的模式，和他们家庭（哪怕无意中）采用的模式，都凸显出先进资本主义社会中“父亲缺位”的普遍规律。[36] 遍观发达国家，父亲对养育工作的分担比母亲少太多了。这是多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在孩子出生第一年，正是长期养育模式和技能形成的时候，男女产假权利不平等，共享产假实行率低——根据近期估算，英国实行率在1%～3%[37] ；长期存在的两性薪酬差距，某些情况下甚至有扩大的趋势，加剧了父母分工的失衡；还有“母亲应为家长主力”的刻板印象再现，不断强化了根深蒂固的文化观念。因此，丈夫们的父职贡献少得可怜，并不像维多利亚时代人认为的，是由于男人“缺乏同情心”[38] ，而是“金融化资本主义拼命让生育服从于生产”的结果。[39] 这使得男人的养育者角色被“更重要的”资本主义生产者角色压了一头，同时又像弗雷泽说的，一边“免费蹭用”女人及其家政帮手——大多是女人、低薪——的养育劳动，一边又掩盖了后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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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本书的案例分析强调的，即便在家办公被一些用人单位用作弹性解决办法，也被褒奖为零工经济的远大前景之一，但此时男人仍旧要工作很长时间，几乎顾不上孩子和家务。所以说，挑战当前的工作文化虽然是根本，但同时还要呼吁育儿工作平等化、照料工作“去性别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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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实现这一根本上的改变，除了其他方面的努力，还需要反抗文化、政治和政策话语。如我们所见，它们很大程度上巩固并正当化了对照护工作的贬低，以及妇女作为孩子主要养育者的观念。其中，流行再现把男性描绘为不管不顾、无用、无药可救的父亲——一些人称之为“荷马·辛普森[*] 综合症”（Homer Simpson Syndrome）——维持了父亲有限参与育儿的模式。我们看到，这种观点在妇女的陈述中也多有出现。[40] 而当男人被描绘成顾家的父亲时，关注点往往集中在他们参与趣味性或教育性的亲子活动，因此进一步贬低了主要由女人承担的照料和家务活。此外，政府和流行文化鼓励男士多多融入家庭生活，比如第2章提到的那些例子，似乎针对的只是工人阶级父亲。这样一来，其实把本书关注的中产阶级父亲在家中的严重缺位合法化了，暗示为了让这些 男人在资本主义生产领域全心投入、事业有成，他们在家庭中的缺位是一种正当的牺牲。担任高级职位的男人，例如很多受访妇女的丈夫，在流行电影和电视剧中的形象几乎都是一心一意扑在激动人心、丰富有趣、竞争激烈的岗位上废寝忘食地工作。我们轻易就能回想起缺眠少觉的高级侦探或律师在办公室夜以继日地攻克案件的场面，却很难想到他们的妻子或女佣照料家人和忙活家务的画面。虽然后者是位高权重的男人安心工作（往大了说，是资本主义经济安心生产）的必要前提，但它依旧隐藏在不为人知的幕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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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男子气概的再现也出现了一些变化，尤其是父亲的形象，但太过微小和迟缓。尽管在描绘父亲和父育上做出的改进还很不足，但它们对于树立何为“正常”，何为家庭、职工和用人单位参考的标准和可取做法，起着重要作用。如果媒体和政策再现能够以父亲全面参与育儿代替有限或荒唐的参与，突破生产力导向的生命价值定位，展现另一种工作、家庭和关系模式，或许有助于激励平等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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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突显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在本可以、本应当就妇女平等展开对话的两个关键时刻：妇女准备休产假和休完产假准备回归工作之际，妇女和丈夫的工作单位却总是保持沉默。很多雇主只是简单地对孕妇和丈夫表示祝贺，毫不在意她能否回来工作，不提她生完孩子返岗后的安排和应对细节，也不探讨调整丈夫工作安排的可能。当妇女告知公司产假后不打算回去时，大多数雇主都不会挽留，有挽留意思的也只是草草带过，有些甚至明确支持她们不回来的决定。例如，曾是副校长的克里斯蒂娜就回忆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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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老板说，要是我不想回去，也没事儿，他们也不会要我退还产假工资……我感觉，要是我说会回去，她倒要意外了，因为她用的一直都是特别年轻、特别有干劲的副校长，能工作老长时间的，而且那所学校里有孩子的老师们确实辛苦。有孩子的老师在那所学校工作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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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斯蒂娜的讲述展现了现有工作制度、环境和规范是如何导致一些雇主回避与女性商讨离职决定的。他们知道父母兼顾工作与家庭有多难，但没有主动探讨如何改善这种状况，而是顺从了它，仿佛本该如此。结果，在本能挑战现状的关键制度时刻，沉默再度肯定和延续了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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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沉默至少一定程度上，或许是当前的法律制度造成的。虽然根据英国法规，雇主可以非正式地询问雇员产假后是否打算回归原职，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按规定，雇主如果提出这类问询，则必须确保不构成性骚扰，不侵犯潜在的互信和隐私，更不得反复追问。[41] 当然，法律在此为的是保护妇女不受歧视；但在现实中的遵守却可能错失了开展平等对话的关键契机，女人和男人本可以借此机会同他们的雇主一起，探讨双方想要什么、需要什么，公司能否做出调整，满足员工同时 拥有有意义的工作和 家庭生活的需要，以及如何调整。有些受访者的工作单位确实曾就此展开对话，不过大多没有 指出，要实现制度性的变革，或许还需法律来有力地推动和鼓励这类对话，既是为了维护妇女的权益，也是为了确保有更多公共机构支持照护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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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把成功的职业妇女树立为榜样，呼吁其他妇女通过（套用桑德伯格的流行说法）“坐到会议桌前”来效法，用埃玛·戈德曼（Emma Goldman）一个多世纪前的话说，实现的“仅仅是外部解放”[42] ，而且只是极少数人的解放，因为它依旧忽视了餐桌几乎仍然全由妇女准备和收拾的事实。换句话说，它把职场上关于妇女赋权的讨论和措施，与她们在家中依然处于从属地位的现实割裂了开来，因而将妇女政治局限在了资本主义生产领域。正如11年前退出演员行业，现有两个孩子的43岁母亲珍妮特一针见血地指出的：“家庭生活全靠我像出租车调度站、像中转站一样连轴转，才过得下去哟。”珍妮特要想在有偿工作领域实现自我，必须推翻现有家庭模式，这样才能“掀了桌子，说：‘老妈要工作！对吧，你们不能再一个个地赖着我。老妈要工作！’”要想妇女在职场掌握话语权，必须先扭转职场和 家庭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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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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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职场上，妇女家庭内部的平等也有很多争议。一方面，人们认为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合作，共同致力于孩子的幸福和健康成长；另一方面，双方对于婚姻关系中极度不平等的实质，又一直闭口不谈。压抑和遏制不满最明显的表现，或许便是妇女们避免（就婚姻生活中的不平等）与丈夫进行艰难的对话。海伦通过跑步让自己冷静下来的做法，部分就是为了避免同丈夫认真谈论她当家庭主妇的沮丧。结果，传统的性别分工悄然恢复——“几乎用不着和我丈夫商量。”她坦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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惊人的是，几乎所有受访妇女都提到，印象中没有和丈夫或伴侣好好探讨自己的辞职决定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大多数妇女只是想象她们最终会回归某种有偿工作，但从未开启话题去明确表达自己的需要，讨论自己的愿望。而她们的丈夫似乎也无法挑起话头谈论自己的感受，尤其是他们对男人养家/女人持家模式的看法。他们不断冒出的挖苦，诸如前几章妇女在讲述中提到的“今天放假过得怎么样？”或“今天和谁去喝咖啡啦？”之类，流露出很多丈夫对想象中妻子的安逸生活的怨怼。这些愤怒和怨怼的情绪，至少部分是高度紧张、严苛的工作带来的压力，也有部分是独自承担养家重担导致的焦虑——尽管他们从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中受益不少，尤其是在职业发展方面。然而，丈夫们很少直接向妻子表露或谈论这些感受。和妻子一样，他们也回避正面表达自己的焦虑、不平、不满，以及作为唯一挣钱养家一方所做出的巨大个人牺牲。[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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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缄默确保了夫妻俩说服自己和孩子他们是平等伴侣关系的家庭迷思不被打破，确保了婚姻作为不公和支配关系发生场所的实质不被挑破。塔尼娅把丈夫嘲笑她整日无所事事的话当作玩笑；苔丝虽然觉得难过，但还是二话不说先给孩子和丈夫准备食物，最后才轮到自己；利兹压下了对家务分工不平等的怒火；海伦对丈夫气她在床上划重点默不作声；凯蒂对丈夫积极鼓励她辞职的态度一言不发，也把随后因“放弃自己的人生”（原话）遭受的“情感和心理创伤”（见第4章）闷在心里。这些沉默表明，妇女的人生在受到他人——主要指她们的丈夫和丈夫的事业——约束的同时，也受到自己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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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曾有一个令人心酸的例子，短暂打破了沉默。第6章提到的以前是记者、后来当了11年全职妈妈的玛吉，曾惋惜没能在生完二胎，以及之后丈夫两度被裁员时同他好好谈谈自己重返职场的愿望。在遗憾没能把握住后两次所谓的“机会之窗”时，她试图记起丈夫被裁员的具体年份。“我把他喊过来问问。”说着她大声叫丈夫从楼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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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厕所。”他应道。“哦，不好意思！”她大笑着回答。我跟玛吉说，她丈夫被裁员的具体时间细节无关紧要，她继续说就好。于是玛吉继续讲，想到有希望回去上班，把“一家子人和家务都扔给丈夫管”让她多么兴奋。他从男权支配地位上暂时（虽然是被迫）的脱离，给了她释放内心深处渴望的机会。但渴望很快被再度压下：玛吉伤心地回忆自己错过了“机会之窗”——丈夫找到了新工作，她没能挑起那个话题，在家庭CEO和主妇的位置上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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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玛吉听到了楼上冲厕所的声音。她又喊了丈夫几声，接下来是这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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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裁员是什么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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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从楼上喊道）：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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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孩子那会儿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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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嗯，啊……是……是在2007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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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没错。是达米安差不多3岁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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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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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然后，你第二次被裁员，是在2009年，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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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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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不对……好像不是……你下来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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