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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五六十年代贝蒂·弗里丹所说的“女性奥秘”无疑是压迫性的。它大量出现在杂志、报纸、图书、电视栏目中，“无数婚姻和育儿咨询师、心理治疗师和空言无补的心理学家”[14] 都在竭力说明女人只有当母亲、当妻子才能实现价值。本书探讨的当代文化意象的压迫性不逊于弗里丹时代，而且出现得更加分散，因而更加阴险。[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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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的分散，一部分是因为平台、渠道和媒体五花八门、数不胜数，难以指认是哪个特定的“奥秘”在兴风作浪。当代意象不再铁板一块，也因为它本身是为了反抗过去压迫性的狭隘妇女定位。例如，母职内涵的拓展和大量非常规妈妈形象的出现，至少部分来讲，就是因批判流行文化中局限的、过度理想化的母职标准而引发的改观。在当代公共媒体领域，同时流传着互相矛盾的信息：妇女一方面迫于女权观念和经济需要的压力，要成为公共领域的独立职业人士，与此同时又被要求抽出时间来生孩子，并待在家里抚养他们。[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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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再现更为矛盾、更为分散的特质，可以说使得这些形象和叙事更加难以反驳。我的受访者对未来抱有模糊而乐观的憧憬，也是受到当前公共话语不断鼓吹性别平等势必会到来的影响。正如奥普拉·温弗里（Oprah Winfrey）2018年1月在金球奖激动人心的演讲中宣称，后被#MeToo运动多番重申所放大的承诺：“新的时代即将来临。”[17] 与此同时，受访男女们不约而同地认可了流行的宿命论观点，即推翻宏观制度上的不平等绝无可能。他们一边拿时兴的自由主义话语中平等型伴侣关系当幌子，一边接受了女人作为家庭主要照护者的主流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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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当代主流意象彼此矛盾、前后不一的特质，也使它们比以往的那些更为狡猾。首先，它在承诺妇女赋权与解放的同时，模糊了实现这些的根本性制度障碍。其次，本书探讨的一系列脱节，显示出虽然妇女的亲身经历通常与媒体和政策中的妇女、工作与家庭再现相去万里，但她们还是习惯用那些再现来界定和评判自己的人生。哪怕它们传达的妇女、母亲和成功的价值观或理想与她们的经历和感受相悖，也依旧是她们“内心的暴君”。[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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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妇女从媒体和广泛的文化中汲取了她们母亲那辈所不具备的女权意识和言论，能够清晰地阐述限制了自己和其他妇女人生轨迹的深层社会因素。但同时，大多数女性还是把辞职决定及其后果归结为个人的失败，认为其根源和补救办法都得从自身寻找。她们痛苦地承认自己无形之中“跌入了传统女性角色”——一位妇女这样描述，同时又不断用自由个人主义和性别平等主义的幻想把自己的家庭，尤其是婚姻描绘成平等伴侣关系。总而言之，主流文化中关于成功女性、家庭和工作的观念，很大程度上脱离了受访女性的实际经历。但她们仍旧从中借鉴，甚至将之奉为圭臬，把自己的感受、行为、成功和失败都解释或贬斥为私人问题，与宏观制度性因素无关，也不受其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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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讲述的妇女所面临的矛盾，在于她们所处的社会和文化虽然总是宣称她们在各个方面都有不亚于男性的个体能力，尤其是经济生产方面，却没有给予她们实现这一能力的必要资源。个体有能力实现平等和成功的说法非常诱人，但它在以贝兰特称作“残酷乐观主义”的方式点燃希望、引导妇女向往平等和成功的同时，又阻碍她们去解决扼杀希望的制度性问题。[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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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个步，掐灭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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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妇女们谈到从机械的工作中抽离出来，把时间、技能和情绪劳动投入家庭，确实能收获一些实在的乐趣和回报。然而，她们的叙述也流露了沮丧、失落、遗憾等等压抑的感受。事实上，所有妇女的访谈都有一个明确的规律，那就是一致、不断地压制失落感。海伦的访谈中就有一个特别生动的例子。她曾是会计师，九年前在第一个孩子出生后辞掉了工作。虽然产假结束后曾坚定地想重返职场，也参加过几场工作面试，但出于和其他妇女相仿的原因，她一直没能实现重返有偿工作的目标。在辞掉工作、开始全职妈妈的新生活后，海伦“曾一度为过着空虚的生活”以及“永远处于社会底层而焦虑不已”。辞职的头三年，她时常怀疑离开职场是个错误，还常常冒出联系老东家的冲动。她好几次产生了“无法遏制的冲动”，想拎起电话，问问他们能否让她回去上班的。不过，每当这种想法和感觉冒出来，每当出现这种冲动，海伦就会去跑一会儿步，“然后我就冷静下来了！”她笑着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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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跑步或其他形式的体育锻炼常被自助（包括所谓的女性主义）专家、书刊、应用软件和电视栏目推荐为应对情绪问题、冲突局面或逆境的一种策略。[20] 众所周知，运动有一种短期的功效，能促使机体释放内啡肽来激发积极的情绪。[21] 然而，就策略本身而言，它倒像一种油滑的伎俩，鼓励人们回避痛苦、不适的感受。很多受访女性都和海伦一样，选择了象征意义上的“逃跑”——逃避那些非常痛苦以致不想面对的失落和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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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使用象征（和字面）意义上的“逃跑”策略令这些女性感觉好受些，而且更重要的是，就像海伦说的，冷静下来了。然而，这种自我消声、对失落的自我克制，和对伤口的自我慰藉，不过是“幸福产业”和自信文化所鼓励的个人精神。它试图禁止消极、痛苦的感受，尤其是愤怒和埋怨，而代之以提倡冷静、乐观和正能量。19世纪家庭主妇被鼓励和期望去培养的，正是自己和家人的这种“人性价值”。[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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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讲清楚”创造制度性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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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社会学家托德·吉特林（Tod Gitlin）在谈及C. 赖特·米尔斯（他的著作《社会学的想象力》启发了我的研究）时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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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尔斯］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人们的生活不但受到社会环境的制约，而且深受不由他们掌控的社会因素的影响，这一基本事实带来两个后果：一方面它导致大多数人的生活悲剧都有社会根源可寻，另一方面又暗示可以通过协作行动来大大改善生活境况——只要人们找到了前进的道路。[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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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认为大多数受访者对自己生活的认识，与吉特林所说的前半部分是吻合的：她们谈到自己的生活受到社会、经济、文化和组织力量的强烈影响。不过，大部分人都没有找到“通过协作行动来大大改善生活境况”的具体前进道路。[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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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妇女的遗憾中，隐约浮现出本来有望改善她们生活的办法。“事后想想，”曾经是教师，如今成为两个孩子母亲的西蒙娜告诉我，“有件事应该先做的……我应该好好弄清楚自己 到底想要什么。”这听上去也许是件微不足道的事，但数十年来的女性主义作品和行动已经充分显示，古往今来，界定、表达和追求自己的愿望对女人来说是何等艰巨而棘手的任务。西蒙娜说得没错，这需要“好好”努力——反抗父权秩序对女性欲求全面的遏制和压迫，需要强劲、持久的努力。“要说还有什么遗憾，”很多受访者告诉我，“就是我没有把自己想要的东西，跟自己、跟丈夫，还有以前的单位讲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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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不是说如果她们跟丈夫和雇主讨论过，就必定会做出不同的选择，或许一些人还是会决定辞职。相反，她们想说的是，如果“讲清楚”了，她们就能更诚实地做自己，而不是一味迎合他人的幻想。[25] “讲清楚”本来可以让她们维持或重新获得他人的认可，而很多人感觉已经失去了那种认可。就像弗里丹指出的，或许当女性拒绝迎合丈夫的幻想时，“他才会猛地惊醒过来，重新审视她 ”[26] ——他虽是她的丈夫，但也是更大的父权秩序的一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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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对这些妇女的采访也表明，她们大多缺乏“讲清楚”自身愿望的条件和工具。在这样一个鼓励妇女追求梦想、崇尚个人成就和自我实现的时代，本书妇女的经历却显示，她们没法谈论、没法实现心中所求。如果连这群受过教育、地位优越的妇女都无法表达和追求自己的愿望，那些不具备她们条件的女性，大概会觉得难上加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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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访妇女们对自己的愿望说不出口，不是因为什么内在缺陷，而是因为当前的政治文化体系削弱了可以这么做的条件。尤其是她们成年后接触的两个核心（父权）场所——职场和家庭——本来可以，也应该促成“讲清楚”的对话，却没能为她们提供安心表达和实现愿望的空间。主流文化、政治和政策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再现和话语，很大程度上造就了这一结果。它们不推动、激励人们针对实现性别平等所必需的制度条件展开严肃对话，反而往往阻碍或消弥了这类对话。尽管#MeToo运动看似激发了对制度性不平等的新一轮讨论，例如对职场性骚扰和男女工资差距的讨论，但这一热议能否大胆、有效地促成对抗和战胜根深蒂固的不平等所必需的制度性改革，还有待观察。[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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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书中妇女的自述来看，具体是什么阻碍了这种对话的展开，又有哪些制度条件能促成这种对话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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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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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是市场经理的露易丝提到，关于职场性别平等现在“吵得很欢”。在美国和英国，随便哪一天都有关于性别多元化的新闻报道、如何实现性别多元的企业报告，或者政客发表亟需解决性别失衡问题的言论。无论这些争论真诚与否，由于大多都没有考虑家庭内部的平等问题，说到底还是片面的。就葆拉来说，如果在媒体公司担任高级职务的丈夫总要到10点半才回家，事务所允许她弹性工作也没用。除非在她和 丈夫的工作单位，以及更广泛的公共领域（还有更关键的、就像我接下来讨论的那样，在葆拉和她丈夫之间）能就平等问题展开严肃对话，除非对话急切呼吁人们重视职场平等与家庭平等之间的密切关联，否则依旧只是泛泛空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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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采访中尤其可以明显看到，很多用人单位典型的长时间工作文化令妇女——而且重要的是她们的丈夫——实实在在地参与家庭生活变得十分困难，甚至是不可能。哪怕丈夫们的工作单位被授予无数性别多元的奖章和证书，它们对员工把公共生活（职场）与私人生活（家庭）完全割裂开来的要求——即成为最大限度的员工和最小限度的父亲或丈夫——也瓦解了创建更平等社会秩序的所有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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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很多受访妇女的丈夫由于频繁出差和/或早出晚归，通常在工作日都见不到孩子醒着的时候；而当他们在家时，对孩子的照料则既有限又片面。[28] 这种安排以牺牲妇女和孩子为代价，而且弄得好像为人父是次要、无关紧要的，可有可无。丈夫的单位和家庭联合起来，把父亲少之又少的家庭参与视为必要的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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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种妥协只是例外。近期研究表明，父亲们，尤其是高学历的父亲，越发积极主动地参与带孩子。这既是性别角色和养育观念进步的表现，是鼓励性别平等的政策举措的效果，反过来也推动着观念转型和政策的实施。[29] 然而，正如夏洛特·费尔克洛思（Charlotte Faircloth）指出的，男人做父亲的经历和实践与政策、学术和流行观念中的“称职父亲”仍有着相当的差距。[30] 尽管承诺要做“新父亲”，但养家糊口的疲惫和经济压力致使很多父亲退回了父权式习惯。[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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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大量研究表明，妇女一直以来负担着大半的养育和家务责任，而且切身感受到责任分摊的不公。[32] 在英国，男人平均每周花16小时在无偿照护工作上，包括照顾孩子、洗衣和打扫，而妇女每周要花26小时——统计下来英国父母在分摊育儿责任方面是发达国家中最糟糕的。[33] 一家名为“工薪家庭”（Working Families）的慈善机构2018年调查了英国2761名工薪阶层父母，发现父母们认为并证实由母亲辞职或抽空处理孩子问题，比父亲更合适。而且父母们相信，他们的雇主也希望他们采取这种分工安排。[34] 在美国，母亲平均花在照顾孩子上的时间是父亲的两倍：前者一周15小时，后者一周7小时。[35] 虽然父职研究所的联合创始人杰克·奥沙利文曾在2013年宣称，男人即将展开“非凡转型”，但这还有待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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