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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访中曾有一个令人心酸的例子，短暂打破了沉默。第6章提到的以前是记者、后来当了11年全职妈妈的玛吉，曾惋惜没能在生完二胎，以及之后丈夫两度被裁员时同他好好谈谈自己重返职场的愿望。在遗憾没能把握住后两次所谓的“机会之窗”时，她试图记起丈夫被裁员的具体年份。“我把他喊过来问问。”说着她大声叫丈夫从楼上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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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上厕所。”他应道。“哦，不好意思！”她大笑着回答。我跟玛吉说，她丈夫被裁员的具体时间细节无关紧要，她继续说就好。于是玛吉继续讲，想到有希望回去上班，把“一家子人和家务都扔给丈夫管”让她多么兴奋。他从男权支配地位上暂时（虽然是被迫）的脱离，给了她释放内心深处渴望的机会。但渴望很快被再度压下：玛吉伤心地回忆自己错过了“机会之窗”——丈夫找到了新工作，她没能挑起那个话题，在家庭CEO和主妇的位置上越陷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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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玛吉听到了楼上冲厕所的声音。她又喊了丈夫几声，接下来是这样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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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被裁员是什么时候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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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从楼上喊道）：怎么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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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孩子那会儿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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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嗯，啊……是……是在2007年年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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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没错。是达米安差不多3岁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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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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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然后，你第二次被裁员，是在2009年，对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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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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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不对……好像不是……你下来一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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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 你在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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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 我在……我们在客厅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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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秒钟后，玛吉的丈夫下来了，靠在客厅门口。“好吧。在这儿。你好。”他说，肢体语言和简短的回应都显示他极不情愿过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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点头打了个招呼后，我低头看向别处，觉得旁观这一幕很尴尬。玛吉问他：“话说你第二次 被炒鱿鱼就是那一年，对吧？”“不对！”他气冲冲地回应道，“先是2007年！2009年伊莫金出生。我被裁员是2011年，懂啦？！”“对哦。懂了。谢啦！”玛吉大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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丈夫离开房间后，玛吉转向我。她苦笑，带着一丝沾沾自喜道：“哈，我有点把日子搞混了，唉，反正我想说的是，他失业过一次，然后近几年又失业了一次，然后我还在想，说真的，或许这是我的机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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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坚持要丈夫下来，到我们所在的客厅里来，显然并不仅仅是为了搞清楚日子。她要求丈夫来到她讲述自己痛苦地压抑个人需求的领地，她以这种牺牲换来家庭平稳运行和丈夫在公共经济生产领域安心工作，然后在这片他明显不愿意踏入的领地上羞辱了他。她通过反复提及他的伤痛——两度落魄下岗——来表明自己长久以来的伤痛。在另一位妇女（我）在场的情况下，玛吉不再像一直以来那样保持沉默。不管含蓄也好、短暂也好，她到底带着愤怒和深切的痛苦表达了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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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吉表达的抱怨，暴露出她和丈夫在形势改变的关键时刻没能积极有效地沟通——无论是在孩子们出生时，还是后来丈夫两度被辞退时。玛吉在第二个孩子出生后辞职，整个家庭模式随之重组，她和丈夫在家中的角色也彻底转变了。后来，丈夫两度失业给了她扭转角色的机会。玛吉用“机会之窗”的比喻，昭示家庭可以采取灵活的结构，既允许成员转换位置和角色，又适应不断变化的形势和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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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从玛吉和其他受访妇女的陈述看来，她们的家庭结构似乎大都没能实现那种灵活性。确实，或许不只是职场面对员工的家庭需求不知变通，关键在于家庭自身的结构也死板僵化，而女性和她们的丈夫只会延续、巩固僵死的性别角色。严格性别化的家庭结构大多令受访妇女们深感沮丧：尽管她们已经压抑了自己的欲求、默默承受深切的失落，但这种家庭结构以及异性恋规范的婚姻制度，仍旧死死把控着她们的思想、情感、希望和行动。本书前文出现的曾是学者的利兹，就谈到她被迫在保全工作还是保全婚姻（及传统异性恋家庭结构）之间做出取舍。最终她在35岁的年纪选择了后者：“我丈夫的工作是在金融城没日没夜工作的那种……［我辞职］是被迫的选择。要我说就是被迫的选择，这压根儿不是我理想的人生。但是，就好像，我感觉要是想保住婚姻……就不得不选这条路。”[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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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兹悲伤的承认表现出婚姻制度和异性恋家庭规范无比强大的情感约束力。为了保全婚姻，她感觉自己被迫 ——短短几句话中，她重复了两遍这个词——放弃的不仅是多年的教育，本质上还有很大一部分自我。利兹选择了婚姻和传统家庭，选择了迎合丈夫和家人需要的人生，与她向往的“理想”人生相去甚远。利兹，以及我采访的大多数妇女，都没有去改变自己“被迫”陷入的处境，而是选择适应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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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距离霍克希尔德（和马畅）的重量级研究《第二轮班》已过去了30年之久，本书妇女的叙述表明，符合异性恋规范的婚姻仍旧是“牵制革命，使之停滞不前的磁石”。[45] 尽管弹性理念似乎引领了职场性别平等和多元化方面的争论和政策，而一些用人单位也为员工弹性工作做了不少努力，但弹性理念基本上还是没能进入关于家庭和婚姻的讨论，没能进入这些妇女的家庭生活和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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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震惊的是，最近的研究表明，不光是我采访的这一代男女难以想象，更不用提实施灵活的性别角色和家庭分工。美国非营利、无党派的现代家庭委员会（Council Contemporary Families）2017年发布的一组报告显示，就连18～25岁的年轻人——部分属于千禧一代，被认为是性别平等的一代——也越来越相信，“男人在外谋事业，女人在家带孩子、做家务，对所有人都要好得多”。[46] 报告称，这些最年轻的千禧一代中，支持平等型家庭分工的人比20年前同年龄段的要少。[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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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人和我采访的妇女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他们周围的公共讨论几乎没有提到什么替代方案，包括非异性恋规范的家庭结构和角色，或者如何创建更灵活的家庭分工。尽管关于家庭的媒体、文化再现和政策话语都有所改变，但公共舆论基本还是由僵化、保守的家庭观念和性别角色主导的。[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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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许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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