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2397369
玛吉咄咄逼人地要求丈夫说出被裁员的确切时间，间接但有力地揭示出他们的婚姻关系是压迫和不公的包庇所，暴露了一直以来习以为常的性别歧视、她的妥协，以及因此遭受的不公。重要的是，这一要求是当着一位旁观者（我）的面提出的，因此私人关系中的不公变成了超越夫妻私人范畴的有案可稽、值得关注的问题。玛吉的做法便是劳伦·贝兰特所说的女性抱怨的一个例子，它是“父权压迫的强有力证据”[49] ，“见证了斗争，记录了理想世界的幻灭，却并不想与之脱离”[50] 或改变主体斗争、受难的环境。
1702397370
1702397371
贝兰特发现，女性抱怨已成为美国女性文化话语主流形式的一种类型，她在情节剧、电视剧、情景喜剧和说唱音乐等形式中都找到了不少它的痕迹。贝兰特认为，在她所谓的“美国女性文化产业”历史中，抱怨“一直充当着女性怒火和欲望溢出的‘安全阀’”[51] ，即一种应对对男性特权和压迫的反抗的模式。因此抱怨作为一种语言类型，既是自我表达，又是自我约束：它既开辟了抵制父权支配言论和做法的空间，又暗中否定了可以用行动来改变产生抱怨的根本环境。
1702397372
1702397373
在我看来，本书讲述的妇女经历所展现的，似乎是妇女的怒火和欲望受到公共和私人领域进一步的约束。这些妇女不但收敛住愤怒和沮丧，往往一开始都不表达出来，还直接把它们屏蔽在想象之外。当代关于妇女、工作与家庭的主流再现和话语大多对这类中产女性特别具有吸引力，但它们似乎不仅克制，而且越发禁止对男权主导表示愤怒和抗议。如果像贝兰特说的，妇女情节剧的“首要任务是把抱怨搬上台面”[52] ，那么对本书探讨的很多当代“妇女”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文体来说，首要任务便是把自信、平衡和幸福搬上台面，而不是 抱怨。情节剧会承认并说明女性的遭遇（尽管像贝兰特批判的，它的目的仅止于表达），而当代信心文化和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的文化符号则大体上否定了妇女的遭遇、失落和抱怨。[53] 它们把这类消极情绪描绘成可鄙的、对身心有害的、难以想象的。[54] 露易丝感到内疚，是因为她在对照那种压迫性文化形象——“不费吹灰之力”就处理好兼顾事业与家庭难题（见第2章）的平衡型女人——来评判自身。克里斯蒂娜为在孩子面前显露压力而自责，反映并印证了那种否认全职妈妈有压力、有焦虑的叙事和形象（见第3章）。比阿特丽斯无奈地听从职业规划师的建议，抛却被迫放弃事业的痛苦，去“享受当下”、品味“此时此地”，也和各种鼓励女性的励志语录一个调性（见第6章）。
1702397374
1702397375
当然，这并不是说公共话语中不再有妇女的愤怒（或许如今#MeToo和#TimesUp这类运动的盛行，正让我们见证了妇女愤怒的复兴）。而是说，从我采访的妇女们的叙述来看，她们表达愤怒的条件正不断受到打压。受访妇女们从职场、丈夫、媒体和政府那里接触到的，以及她们传递给女儿的主要思想，是“不要大惊小怪，习惯就好”和“保持冷静，继续前行”。这些想法在过去十年里因为经济崩溃和紧缩带来的动荡局势而广泛流传、大受欢迎。[55] 因此，似乎是由于缺乏可以——更别说支持或鼓励——表达失望和愤怒的环境和词汇，本书讲述的妇女才几乎完全放弃了抱怨。她们放弃批判不平等，转而妥协和适应男权统治的要求。这样一来，她们无形之中既压抑了自己的失落，也压抑了资本主义制度下资本与照护的根本矛盾，尽管她们的人生正饱受它的折磨。
1702397376
1702397377
第6章讲到的比阿特丽斯的故事，在此就很有启发意义，因为它表明，在公共领域营造安全空间，聆听妇女抱怨，使之不再是自我约束的表达形式，是可以做到的。对比阿特丽斯来说，这一空间就是女性平权党，它向她提供了环境和方法，把同丈夫和雇主私人相处中遭受的不公融入公共问题、投入公共讨论；帮她摆脱了令她沮丧、失望的父权环境，赋予她批判后者的语言，以及在生活中改变后者的助力。对其他人来说，这一安全空间可以是另外的某个论坛、平台、社区或互助小组。比阿特丽斯的故事有力表明的是，目前亟需营造和保护这类拒绝将妇女的斗争、痛苦和解决办法个体化、私人化，提倡批判而不是适应的集体空间，而且亟需在公共领域宣传和推广这样的空间。
1702397378
1702397379
本书所探讨的妇女，无论是她们不一般的经济优势，还是做出明显倒退的选择，放弃多年的教育、训练和成就去当全职妈妈这种不合常规的定位，显然都是妇女中的例外。然而，她们的经历揭露出我们时代对妇女的常规定位是打着进步自由主义的幌子，要求她们否定自己的欲求，维持极度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并忍受为之付出的沉痛情感代价和经济代价。我相信，贯穿书中妇女人生的矛盾——性别平等的愿景与性别不公长期存在的现实——也贯穿了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很多其他妇女的人生。对比书中妇女所处的文化背景，恰恰因为她们做出了非常规的选择，并因此感到矛盾不安，她们的叙述才揭示出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在公共与私人、资本与照护的性别分工上存在的明显断层。
1702397380
1702397381
我采访的中产阶级妇女，正如安杰拉·麦克罗比说的，属于妇女群体中的赢家，是早年女权运动的获益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精英主义、机遇和竞争，以及当代自信、平衡和赋权等新自由主义思潮的鼓动下，她们被文化、媒体和政策视为潜力巨大的主体。但她们的叙述揭示，就像麦克罗比指出的，她们同时也是屈服于性别压迫、欲望禁锢和男权统治的输家。[56] 由于她们被看作选择女性主义的幸运受益者，撷取了老一辈斗争的果实，获得了丰富的机遇，因此常理上，便好似失去了表露失望、提出其他需要和欲求的资格和余地。以至于她们自己都跟着挑剔地怀疑自己：选择面都已经这么广了，她们怎么还会失望，还会不满足呢？——一如本书开头引述的戴维·哈巴克等男性20世纪50年代站在父权角度提出的刻薄质疑。[57]
1702397382
1702397383
眼下似乎是个相当糟糕的时机，不利于这些妇女提出自己的需要和欲求。一方面，对养育话题的讨论尚未摆脱强调母育、美化母育的倾向，以及母亲作为家长主力的观念；另一方面，一个人的价值和社会地位仍主要来自有偿工作、专业性和经济独立，因此，那些不从事有偿工作的人被认为没有权利表示失望或不满，更别说她们扮演的角色仍然普遍被认作妇女的天职，是最重要的职责。如今，只有特定形式的工作得到重视和认可，而异性恋规范的婚姻和家庭观依旧是主流理想，带有强大情感和规训力量，在这样一种矛盾情势下，我采访的妇女们谨慎地不愿说出她们的失望。而要打破沉默，需要摆脱性别、工作与家庭的主流理想和幻想，要释放出批判的力量，以及随之而来的动摇，甚至骇人的爆发。
1702397384
1702397385
但要我说，本书所有妇女自述共同传达的诉求，便是解除那些强大的文化幻想和规范的约束，回归和发掘她们埋在心底的愿望，将公共和 私人领域都改造成令她们安心实现愿望的场所。[58] 这一诉求希望容许抱怨，并将它去私人化，“直到她不再向它屈服”[59] ，直到她能安心地表达愤怒，并要求建成更完善的社会体系，在职场和家庭中实现长久的、迟来的平等。
1702397386
1702397387
[*] 原型为长篇情景喜剧类动画《辛普森一家》（The Simpsons ）中的父亲荷马·辛普森。他头脑简单，对生活没什么积极性，在一家核电厂当安检，妻子是非常支持他的家庭主妇。荷马工作之外花在酒馆的时间比在家里多得多。虽然以自己的方式爱着家庭，偶尔也会心血来潮为孩子做点事（大多很滑稽），但基本上对孩子们采取放养，很少干涉。虽然他懒散又好面子、爱逞强，总是搞砸事情，但妻子和孩子都很体谅和爱戴他。
1702397388
1702397389
1702397390
1702397391
1702397392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1702395846]
1702397393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附录
1702397394
1702397395
回归家庭？：家庭、事业与难以实现的平等 [:1702395847]
1702397396
附录一
1702397397
1702397398
受访者的主要特征
1702397399
1702397400
女性
1702397401
1702397402
1702397403
1702397404
1702397405
1702397406
1702397407
1702397408
1702397409
1702397410
1702397411
男性
1702397412
1702397413
1702397414
1702397415
1702397416
1702397417
17023974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