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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把波伏瓦的《第二性》奉为“圣经”，开始破除女性有着基于生理和心理的“弱点”的陈旧观念。她们还意识到另外一个问题：所有争论的背后都有这样一种语言和假设，即男性是主体，女性是他者。正如波伏瓦注意到的那样，“［男人］至多愿意给予他者 性别以‘区别而平等的地位’”。澳大利亚女性主义者戴尔·斯彭德认为，问题不仅在于由制度体现出的男性权力，还包括以“男性规范”来组织的语言。她说，以这样的语言给世上的各类事物和事件分门别类，看似无伤大雅，但它实际上是“有史以来人类所编写的最无孔不入且危害深远的规则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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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是因为男性拥有权力，他们才能建构男性优势神话，并让所有人接受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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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尔·斯彭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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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意味着，男性才是标准的或“正常的人”，这个观念一直伴随着我们的成长过程。斯彭德说，既然只有一套标准，那么“不符合标准的人都被归入离经叛道的行列”。所以，它并不是把人类分成两个平等的部分，而是把人类分为“男性+”和“男性——”。女性因为不同于男性，她们甚至被自己使用的语言所束缚，陷入一种无足轻重和无能为力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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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女性主义者意识到，除非女性从无孔不入的男性视角之外看问题，否则她们将永远无法获得平等或认可。她们得从根本上审视性别状况，找出女性的真实想法和生活方式，而不是回应男性的观点。在20世纪60年代，这一决定促使美国和欧洲出现了许多提升觉悟的小组。正如美国女性主义者卡罗尔·汉内斯克和凯特·米利特 （Kate Millett，1934—2017）所言，女性通过小组会议和个人经历讨论，得以看清共同的模式，从而开始看到“个人事务同时也是政治议题”。她们从女性的视角和语言来探索女性的经历，女性运动由此在理论上有了巨大的飞跃。从那时起，女性主义就将社会行动和理论相结合，不断向前发展，每一股力量都相互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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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世纪，沃斯通克拉夫特为女性的政治权利辩护，而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则主张以全新的方式理解所有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机制及其对女性的束缚。米利特赞同波伏瓦的观点，即问题在于文化的规训。她特别提到，文化规训使得男人发展好斗的冲动，同时教导女人将这些冲动内化，对它们进行遏制。接着，男人又错误地宣称，他们的好斗与生殖系统有关，而与社会教化无关，甚至用“那个家伙有种”等话语来表示称赞，这必然会把女性排除在竞争、勇气、胜利和权力的凯旋画面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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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们从小就不断地被灌输严格的性别角色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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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波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如德国社会活动家罗莎·卢森堡 （Rosa Luxemburg，1871—1919）和克拉拉·蔡特金 （Clara Zetkin，1857—1933）认为，资本主义在压迫女性方面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她们说，只有通过女性的无偿劳动，如养育孩子、烧饭做菜、照料老弱病残，男人才得以自由地投身于公共事务和有偿劳动。这种男女劳动分工完全不同于前资本主义社会所认同的性别分工，非常直接地服务于男性利益，并间接地服务于资本主义制度。她们指出，只要女性一直提供这种无偿劳动，男人就能顺着资本主义体制不断向上爬，始终掌控着体制权力，并永远把女性排斥于权力结构之外。女性要想改变权力平衡，就需要改变资本主义制度、阶级制度和女性自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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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波和第四波浪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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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很多女性而言，第二波女性主义者的观点显得过于激进，20世纪90年代兴起的第三波女性主义者故而要求回归“女性气质”，她们不像其激进的先驱者那样提倡中性服饰，而是宣称抹口红、穿高跟鞋和性感衣着都没有错。她们并不直接反对男性统治或文化定势，而是通过反转性别歧视、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符号，来改造先前遭到废弃的词语和事物。第三波女性主义者赞美“差异”，认为各种群体和身份都是平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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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此观之，女性主义似乎正在不断扩展疆域，以至于我们觉得男性对女性的束缚作用已经微乎其微。但是随后，成长于社交媒体时代的年轻女性开始在网上谈论性骚扰、厌女症和身体羞辱的体验。显然，她们的经验分享引发了第二轮提升觉悟的活动。我们可以看出，自19世纪以来，世界在很多方面并未改变：无论在工作场所里、街道上，还是在家中，女性仍然遭受歧视（有时甚至是侮辱），权力结构未曾改变。然而在21世纪，女性之间拥有了相互交流的能力，这意味着第四波女性主义正迅猛成长。也许击垮美国电影巨擘哈维·韦恩斯坦，令其因性侵而锒铛入狱的正是第四波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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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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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为女性主义者？美国社会活动家格洛丽亚·斯泰纳姆提出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定义。她说，女性主义者“是任何承认男女平等且都具备完整人性的人”。男性也被纳入其中，因为他们也受到我们都生活在其中的、支配一切的无形体制的约束，而这个体制就是“父权制”。所以，尼日利亚作家奇玛曼达·恩戈兹·阿迪契曾简单概括道：“我自己对女性主义者的定义是指一个男人或者女人，他或她会说，是的，今天仍然存在性别问题，我们必须解决这个问题，我们必须做得更好。我们所有人，包括男人和女人，都必须做得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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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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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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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纽伍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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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常常认为人权涵盖了女性权利，但实际并非如此。由于妇女具有生育能力，她们对权利有着特别的需要——而这些权利通常被认为过于具体，而无法被纳入人权立法之中，以致常常遭到忽视或者省略。另一方面，由于妇女是成年人，所有人权立法机构都假定，它们已经包括妇女所需要的所有权利。女性主义者则坚持认为，无视性别差异的立法会给女性带来危险的后果，这一点可以通过对女性权利的探讨显示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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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主义运动的早期阶段，有那么一个深刻的问题：女性是愿意被看作和男性一样，还是愿意被看作两种不同性别之一，让两者之间的差别得到所有人的尊重？这里存在的危险在于：如果女性与男性一样，又有什么女性问题可言呢？她们只需要比男性更努力地工作，打破无形的职业障碍就可以了。另一方面，如果女性坚持她们与男性不同，她们会被视为偏离“标准”或正轨——这个标准或正轨都是男性的——所以，女性就是低劣的。1975年，在墨西哥城召开的第一次世界妇女大会上，巴西女性主义者多米蒂拉·巴里奥斯·德·琼加拉 （Domitila Barrios de Chungara，1937—2012）的讲话更直接地表达了上述观点。她说，她能看到两种解放。其一认为只有当女人的行为举止跟男人的一模一样，而不论这些行为的对错，女人才能获得解放。但是，她接着说：“同志们，难道我们真的想抽烟吗？……如果男人有十个情妇，是否意味着我们也得跟他们一样拥有十个情夫？我们应该怎么做？我们这样只会有损人的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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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位生于玻利维亚安第斯山脉的土著女性，琼加拉度过了贫穷、受人欺凌的童年，成长为一个坚强的社区组织者。她针对食品价格高涨、文盲率高和医疗救助不足等问题提出了许多抗议，最终成功竞选公职。她说，那些希望跟男人完全一样的人，都是“拥有一切的富有女性”，她们采用的方法对于劳动妇女是没有意义的。她说，我们希望“自己像个堂堂正正的人一样得到尊重，我们希望我们能参与问题解决和各类活动——文化、艺术、文学、政治和工会活动——解放意味着无论在家中还是在外界，我们的观点都能得到尊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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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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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不再为她们的权利而斗争，将会发生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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