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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长期以来一直被等同于私有财产。1707年，英国大法官约翰·霍尔特勋爵把一个男人与另一个男人的妻子发生性关系描述为“对他人财产的最大侵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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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想要的不只是观念上的认可，而且是真正的改变，她点出了女性权利的三个重要问题。第一，女性权利是否已经被庄严地载入“人权”法案了？第二，如果回答是肯定的，有没有贯彻这些权利的具体措施？第三，许多女性问题都被视为“家庭内部事务”，它们是否因此被排除在庄严的司法权利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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琼加拉提醒她的听众，在1948年，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制定并通过了一套由联合国规定的人权法案，规定女性拥有“参与一切活动的人权”。她说，因此在已签署协议的各国（包括玻利维亚），女性都已经拥有自己所需的所有权利。但是，即使玻利维亚女性可以参加任何活动，政治家是否开展工作，教育、培训和鼓励女性参与活动呢？立法者这么做是不是为了劝说女性给某个政党投票，然后又将她们抛弃在一边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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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权利是否有所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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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女性主义者认为，仅根据人权立法承认女性是完整的人，这是不够的。女性的生活和日常体验引发出各种不同的问题，其中包括女性的身体主权等重要权利，它们始终都没得到考虑。从女性割礼（割除部分女性生殖器官）到“荣誉处决”，再到童养媳婚姻（有些国家的女孩十岁就被迫结婚），许多宗教习俗和文化惯例常常宣称自己拥有凌驾于女性的权利，尤其是拥有处置女性身体的权利。2014年，一份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报告指出，以尼日尔为例，在四十九岁以下的成年妇女中，77%的人在十八岁前成婚，而相比之下，该年龄段的成年男性于十八岁前成婚的比例只有5%。至于怀孕，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有人信誓旦旦地认为，甚至从怀孕那一刻起，男人对胎儿的权利或未出生的胎儿的生命权就凌驾于女性对自己身体的权利。《联合国儿童权利公约》涵盖了儿童的生命权问题，然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并未涵盖女性的生命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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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权立法并不涉及这类女性权利，即使是任何下辖此类权利的法案，其补充条款也往往会取消此类女性权利。例如，阿尔及利亚虽然正式签署并批准了《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却附加了一项保留条件，即公约不得与《阿尔及利亚家庭法》相抵触。这就使得在这部为保护女性而起草的文件当中，女性权利完全遭到了排斥。正如国际组织“立刻平等”的创始人杰西卡·纽伍斯 （Jessica Neuwirth）指出的那样：“事实上，阿尔及利亚表示，只要该国无须采取任何措施执行《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它就愿意执行这部公约。”这与琼加拉在玻利维亚目睹的情况如出一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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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圣婚姻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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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身体之所以在“人权”方面问题重重，在于女性具有生育的能力。因此在涉及性（生育控制和生育同意）、家庭规划的信息权和服务权，以及生育所引起的各类医疗问题方面，女性的个人权利都很容易受到侵犯。正是信息和医疗的匮乏，导致与怀孕相关的死亡成为世界各地十五至十九岁女孩的首要死因。在塞拉利昂，由于割礼会带来额外的风险，加上难产被视为女性不贞的标志（女性在被急诊救助之前，必须对所谓的不忠行为做出“忏悔”），每八位女性就有一人死于怀孕或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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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手握绝对权力之人的仁慈，还是权利更可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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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贝卡·索尔尼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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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需要掌握自己的身体权和人生选择权，但它们往往因为法律不敢跨越家庭的雷池而无法得到实现。事实上，恰恰是在家中，成年和未成年女性最需要此方面的法律保护。19世纪女性主义者在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同时，也要求女性对婚内性生活拥有话语权，但是这方面的要求被悄悄忽视了。根据联合国的《世界妇女进步报告》（2011），只有52个国家修订了相关法案，使婚内强奸成为犯罪行为；还有127个国家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女性也仍然在为争取同工同酬等公共权利而斗争。同时，她们的战场还包括家庭虐待和暴力、非自愿性接触、买办婚姻或非自愿怀孕。用新泽西州女性全球领导中心创建者夏洛特·班奇的话来说，如果把当今被用于抵债的妇女儿童、家庭奴隶和性奴的数目相加，你会发现人类历史上从未有哪个时代有这么多的奴隶。而奴隶是没有任何权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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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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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性拥有的权利我都有了，难道不是吗？”对于这个问题，我们的答复是：事态并不乐观。你所拥有的权利，以及各类机构（从跨国公司到警察）对权利的执行与否，都取决于你生活的地方，你拥有的财富，你的肤色，你的身体健康状况和你周围的宗教信仰氛围。女性必须不断努力，改善这些权利，这不仅仅是为了她们自己，也是因为正如法国政治家夏尔·傅立叶在1808年所说的那样：“女性权利的延伸是社会进步的基本原则。”看来成败未定，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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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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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为什么要费心去投票，这又不影响我的个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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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斯通克拉夫特‖潘克赫斯特‖福西特‖戴卫森‖斯坦顿‖阿廖希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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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妇女而言，选举权好像是自动产生的，根本不值得思考。事实上，许多人（不分性别）对大选之事毫无兴趣，对任何政党都没有意见（或者可能根本不相信）。作为一个女性，大选之日对你会有什么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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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常常看起来属于另一个世界，我们可能会通过社交媒体评论政治，但政治本身不顾网上的抗议或调侃，以一种不讨人喜欢的方式进行着。在政治问题上，公众似乎总是有发言权的，而这实际上只是相对新近的情况——历史上大多数时候，在大多数国家中，舆论在当权者眼中都是微不足道的。世界上最古老的议会的发源地在冰岛，从公元930年，它就开始倾听“所有自由人”的意见，该“民主”思想为后来兴起的议会奠定了基调。随着议会在欧洲、美洲和澳大拉西亚地区形成，有色人种、女性和奴隶通常都被剥夺了参与所谓民主进程的权利。（据女性主义历史学家埃斯特尔·弗里德曼说，在殖民者到来之前，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女性享有与男性基本平等的权利，而随着殖民者把他们的制度强加给被殖民地区居民之后，这种平等传统也就丧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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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渐渐地发生了改变，奴隶制被正式废除。1870年，美国“非白人男性和被解放的男奴”获得了选举权。然而，女性在法律上还没有被公认为独立的人，仍然只是丈夫或父亲“拥有”的财物（参见上文第15—17页）。官方的说法是，妇女不需要选举权，因为可以安全地假设，她们的利益将在丈夫和父亲的投票中得到满足。此外，在当时的大多数国家里，女性被看作不理智的生物，不适合参加选举。与此同时，女性“天生”适合管理家务，因为管理家务并不需要敏锐或聪明的头脑。1792年，作家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对这一观点提出了异议，她说，不该把女性看作“好像是永远长不大的、无法自立的孩子”。沃斯通克拉夫特在其开创性著作《为女权辩护》中，试图证明女性在智力上和男性没有差别，只是女性始终被剥夺了接受教育的权利，使她们无法增加自己的知识，培养理性能力。她还指出，不让女性接受教育的背后可能有政治的原因。她主张：“开阔视野能够强化女性的头脑，让女性不再盲目顺从；由于权力总是寻求盲目的顺从，暴君和贪恋肉欲者自然努力把女性蒙在鼓里，因为暴君只需要奴隶，而后者只需要玩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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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斯通克拉夫特的领导下，女性开始质疑：她们被挡在政治和法律体制之外，却又被要求在这个体制下劳动，遵纪守法，这是不是很不公平？19世纪中期，英国女性开始在全国妇女参政协会的领导下组织起来，这种不满情绪逐渐发酵，最终形成了第一波女性主义浪潮（参见上文第8—9页）。她们以文明、合法的方式表达抗议：她们向议会请愿，举行公众集会，通常举止有度。然而，她们努力了很多年却不断遭遇失败，其中包括1870年第一次妇女选举权提案的失利。于是，一些女性决定有必要采用更注重行动、更不“阴柔”的方法，是时候向整个男性政府展示她们运动的严肃性了，她们决意要让政府倾听她们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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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炸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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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和米莉森特·福西特 （Millicent Fawcett，1847—1929）的领导下，英国女性采取了新的战斗行动。她们砸烂店铺的窗户，割断电话线，掀掉（男性专用的）高尔夫球俱乐部草皮，破坏博物馆中的裸女画像，纵火焚烧邮筒、著名建筑物和政治家的府邸，甚至在圣保罗大教堂、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和英格兰银行附近放置炸药，使得当局再也无法对其视而不见。1913年，妇女选举权倡导者爱米丽·戴卫森 （Emily Davison，1872—1913）在爱普森的德比赛马场中，冲上赛道攫取国王的马缰，结果被马踏伤。虽然四天之后，她因伤势过重而过世，但是她的死达到了预期的目的：突显了妇女参政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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