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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至1914年间，有一百多名女性因为战斗行动先后被捕入狱。她们中很多人在狱中进行绝食抗议，当局为了阻止她们抗议，甚至强行给她们喂食。警察把抗议女性绑在椅子上，用钢叉撬开嘴，把橡皮管塞进喉咙，常常因此撕裂她们的咽喉组织。1913年，埃米琳·潘克赫斯特先后经历了十二次绝食抗议，忍受了巨大痛苦。原因在于当时的《猫捉老鼠法案》规定，当局可以释放绝食抗议者，等到她们身体复原再把她们抓回监狱。根据这个法案，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被反复释放和抓捕。1913年，在她最后一次获释后，她前往美国进行巡回演讲。“我此行来到美国，”她说，“是要说明当女性发动一场内战时，它会是什么样子。”截至此时，这场战役已经打到了大洋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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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权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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露西·彭斯、艾丽斯·保罗和哈蕾亚特·斯丹顿·布朗奇这三位美国女性都完全赞同潘克赫斯特的观点——妇女没有选举权意味着：由于缺乏继承权、财产权或有偿劳动的权利，她们会永久性地被法律剥夺独立的权利。因此，妇女必须采取直接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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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奇的母亲是美国妇女选举权运动先行者：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1848年，卡迪·斯坦顿及其废奴主义伙伴卢克丽霞·莫特在纽约州的塞内卡瀑布举行会议，讨论女性的社会权利、公民权利和宗教权利。卡迪·斯坦顿发表演讲说：“我们认为以下真理是不言自明的：所有的男人和女人生而平等；他们都被上帝赋予了一定不可剥夺的权利。”卡迪·斯坦顿频繁地呼吁赋予妇女选举权，而当政府为扩大选举权而颁布第十五条修正案时，卡迪·斯坦顿和苏珊·B. 安东尼皆认为，新的修正案应该赋予人们“普遍选举权”，但是男性当权者却决定在“普遍”之后加上“男性”一词。结果有色人种男性获得了选举权，而美国女性要等到五十年后，才最终在1920年获得选举权。至此，在妇女选举权和其他女性权利方面，世界上其他一些地区已经走在了美国前面；1893年，新西兰政府最先给予妇女选举权。及至1900年，女性运动迅速波及五大洲，各地领袖包括拉丁美洲的弗朗西斯卡·迪尼斯和伯莎·卢茨，中东的卡西姆·阿明，亚洲的岸田俊子和俄国的亚历山德拉·科尔隆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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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权者的冤屈和不幸最易于被彻底忽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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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米琳·潘克赫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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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什么能像强化个人的判体断力责任，鼓那舞样人的，良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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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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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现在不需要再为这一切担心了，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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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卡迪·斯坦顿和埃米琳·潘克赫斯特认为，妇女选举权将在劳动、工资、财产和身体主权（她们的身体使用）等权利方面赋予女性发言权，并且帮助女性抵御包括丈夫在内的任何人的身体侵害。今天，世界各地的女性仍在为争取上述权利而进行着斗争，而政府的每一次改弦更张都可能对她们提出挑战。全世界所有议会的议员中仅有22%是女性，这就意味着男性仍然控制着世界各地的立法机构。虽然如今除梵蒂冈以外，所有国家均已赋予妇女选举权，但有些国家的女性权利依然受到严格限制。在沙特阿拉伯，妇女于2011年首次被允许参加选举。但是，没有男性的同意，她们仍然无法进入政府机构。在法国，妇女直到1944年才获得选举权，然而到2000年，她们已经对政府有足够的影响力，使得性别对等法得到采纳，以确保政府候选人名单上男女比例均等，由此促使妇女参选和被选人数增加。2012年，法国内阁成员男女比例出现均等之势。在法国女性主义者看来，这是一个良好的开端，但她们也承认，还有很长的路要走。2014年当选巴黎首位女市长的安妮·希尔达戈在获胜演讲中明确表示：“我是巴黎的首位女市长，我明白这是个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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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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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女性不参加投票和选举，让男性掌握所有的政治权力，法律将为谁的利益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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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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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各国议会联盟统计，自2015年以来，全球范围的女性议员人数一直停滞不前。女性未能增加属于她们的议会席位，对政治的参与度也越来越少。暴动小猫乐队的女性权利积极分子玛利亚·阿廖希娜 （Mariya Alyokhina，1988— ）曾因参与运动而入狱，她说：“无论情况如何，你都必须坚持行动。我反对漠不关心和无动于衷……我为自由和选择而战。”她邀请你与她为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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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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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素不相识的男人为什么要喊我“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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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莱‖波伏瓦‖古里安‖吉拉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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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球上的每一位女性可能都遇到过这种奇怪的现象：一个完全陌生的男人会用假装亲昵的词来称呼你，就好像与你已经有了某种关系，而事实并非如此。这种事为什么这么烦人呢？男人为什么会这样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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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完全陌生的男人说出“甜心”等明显“充满爱意”的词时，大多数女性都会产生特定的反应。她们一般会觉得自己在精神上（甚至是肉体上）对这个男人退避三舍。男人只想表现得好像他只是“很友好”，而女人却似乎蛮不讲理。如果她真的反对，他很可能会说“亲爱的，你怎么一点都不幽默呢？”他又用了一个假装亲昵的词，把这种令人不安的交流的所有责任都推给女人。女人感到手足无措，男人却肆无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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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主义者玛丽莲·弗莱 （Marilyn Frye，1941— ）仔细琢磨了这些日常经历，她注意到，它们常常会造成一种双重束缚。她在《性别歧视的系统性鸟笼》一文中指出，“oppression”（压迫）一词的词根是“press”（按压），因为压迫意味着让一群人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使他们被限制、被约束或者被束缚。女性在生活中面对着一张复杂的压力网络，如果女性违反了任何规则，她们就会受到惩罚，遭受损失或蔑视。这些规则源自女性面对的各式压力，而压力则取决于一个女人是否在外工作，是否依靠救济生活，是否抚养孩子，是否结婚，是否异性恋、同性恋，两者都是或者都不是。压力源自经济地位和文化期望（来自家庭、宗教、阶级或对某一种族或政治团体的忠诚），而它们决定了“女人应该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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