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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得到的恭维同样适用于男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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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敌意性别歧视的男人往往信奉以父权为主导的社会体制（通过暴力和威胁来管束妻子）是合理的，因为女人柔弱，就应该 受男人控制。男人的这类性别歧视把女人视作（在工作、金钱等方面的）竞争者，必须对她们加以限制和控制。从这个角度来说，男人好斗且占据优势，而女人则试图通过控制男人来扭转局势。在充满敌意的刻板印象中，女性被描述为婊子、丑八怪、母老虎、老古板和悍妇等。女性主义者注意到，男女之间这种公开的斗争很容易被发现和制止，相比之下，善意的性别歧视却更难对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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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意的性别歧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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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家用“善意的性别歧视”来描述如下男性行为：他们对女性怀有感情，但仍然觉得有必要在任何男女关系中占据主导地位。他们为男性主导权辩护的理由更温和，他们所持的刻板印象“更容易令人接受”。这种形式的性别歧视看起来或听起来都相对文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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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利克和费斯克说，虽然父权制本色未改，但它不再公然地专横跋扈。采取“善意”态度的男人表现得更像“父亲”。他们认为女人比男人更柔弱，但不以此为借口威胁她们屈服，而是把自己看作女人的保护者和供养者，尤其是当他们身处与妻子的二元依赖关系中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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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些性别歧视的方式更加隐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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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善意的刻板印象也不那么咄咄逼人。研究者发现，采取这种态度的男人不贬低女人，反而把女人理想化。他们倾向于崇拜女性，而不会对她们弃如敝履。在这些男人眼中，女人是冷静的、有同情心的、有教养的、有爱心的、可爱的，并具有成为完美妻子和母亲的特性。好像纯属巧合一般，这些有爱心的女人也与她们的家庭角色形成绝配。所有善意的性别歧视观都摆出一副“自然”的态势，这样它就能变得无可争议。格利克和费斯克认为，采取善意性别歧视态度的男人最喜欢把妻子形容成“更好的半边天”。在性观念方面，这些男人不会把女人的身体当作可以恣意对待的对象；在他们看来，女人的身体能够以一种浪漫的方式，令男人“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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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们的社会还有希望吗？1998年，女性主义者约拿·格克瓦 （Jonah Gokova，1956— ）在津巴布韦发表了一场著名的演讲，题为《挑战男性，让他们拒绝性别刻板印象》。他提出了一个办法，来摆脱当下男女两分、双方皆输的局面。他说，男人应该改变他们对性的态度，并意识到父权制也给他们带来了极大的损失，比如无权公开表达自己的情感，甚至在女性面前也不行。而事实证明，对情感的完全抑制会造成高度紧张，甚或引发心脏疾病。他说，男人在父权体制内也不得不“塑造一种不符合他们天性的形象——这是不可持续的”。他的观点实际上与波伏瓦一致。他认为活在“男性优越的神话”中会让男女都受伤，所以男人需要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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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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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奉承令你感到不适，你可能经历过善意的性别歧视。它听起来很有礼貌，却会让你在权力格局中处于劣势。同样地，将女性描述为“比男性更富有同情心”，就是坚持认为女人会更频繁地动用自己的情感。由于在大多数当代社会中，理性都比感性更受重视，这就更加促使男性处于优越的地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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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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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只有白人女性才关心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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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朗‖里奇‖阿普特克‖克伦肖‖胡克斯‖戴维斯‖科姆拜河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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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在一场白人妇女会议上，美国黑人妇女选举权论者和教育家夏洛特·霍金斯·布朗 （Charlotte Hawkins Brown，1883—1961）讲述了她在孟菲斯乘坐火车前往会场的经历。她说起自己如何被一群白人男性强行赶出卧铺车厢，又如何被他们拖到“黑人专用”的日间旅客车厢。她满怀愤怒和屈辱地对听众说：“最令我伤心的是，车厢里有女人，却没有人发出反对的声音白求恩一起创立了全美黑人妇女协会，她请听众中的白人女性想想，如果换作她们自己，在那种情况下会怎么做。她说：“请你们做几分钟黑人。”她接着告诉听众，黑人在20世纪20年代的美国有着怎样的遭遇。她说到黑人女性对私刑和强奸的恐惧，以及每天被迫忍受的攻击和侮辱。霍金斯·布朗试图迫使白人女性跳出自己的体验去思考，认识到白人女性的体验和理论是她们特有的，一直以白人为中心，而不是无所不包的，她从而重新定义了人们关于“女性”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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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美国犹太白人作家阿德里安·里奇 （Adrienne Rich，1929—2012）再次帮助白人女性实现霍金斯·布朗所提议的转变：超越自己的特权去审视问题。里奇在《身份位置的政治笔记》一文中写道，在美国，电视“新闻”“告诉我国公民［共产主义］正在中美洲前进，自由正受到威胁，拉丁美洲受苦的农民必须被唤醒”。里奇认为这种极端狭隘的世界观使白人陷入一种把有色人种都视为低等种族的话语，无法发现差异，探索差异，无法想象作为“有色人种”的情形，即使“只做几分钟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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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我们的并非我们之间的差异，而是我们无法认识、接受和赞美这些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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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德丽·洛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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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具象来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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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奇说，我们必须考虑身份位置的政治。我们每个人都处于一个特定的身体里，这个身体“甚至从最开始……就拥有不止一个身份”。从一开始，“我被视为女性，也被视为白人”。里奇认识到，不同身份在同一个身体中共处，意味着“我不仅要理解拥有外阴、阴蒂、子宫和乳房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还要理解我所拥有的白色皮肤将我引向的地方，以及未将我引向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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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适用于所有男人和女人，以及所有身体特征。身份位置影响着世人对于我们的反应，并带给我们一种对于世界的特殊体验。里奇解释说，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参见上文第9—11页）一直“试图从中心看问题”，即从女性的角度，而不是从男性的角度来提出有关女性的问题。她说，我们都想创造一个无人主宰、人人平等的社会；“问题是当我们说着‘我们 ’的时候，我们并不知道‘我们’指的是谁。”她说，白人女性必须接受自己的白人身份，并认识到尽管她们作为女性被边缘化，但她们“也在把别人边缘化，因为［她们的］生活经历完全是白人特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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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贝蒂娜·阿普特克 （Bettina Aptheker，1944— ）在《生活的挂毯：女性的工作、意识和日常经验的意义》中写道，如果白人女性真正希望了解有色人种女性的经历和遭受的压迫，她们就需要“转变中心”。这意味着要以另一个人（或群体）的经历作为主要视角，同时保持对自身位置的认识，这样，两个人或群体都能处于有价值的位置，并且真正实现对不同视角的理解。尼拉·尤瓦尔——戴维斯在《女性、种族和赋权》（1994）中引用了埃尔莎·巴克利·布朗教授的话说：“所有人都无须与自身做比较，也不必采用自身框架，就能学会以另一种经验为中心，验证它，并根据该经验自身的标准判断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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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性和差异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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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1989年，法学教授、民权倡导者金伯利·克伦肖 （Kimberlé Crenshaw，1959— ）提出了“交叉性 ”的概念，来解释黑人女性在同时受到多种力量压迫时拥有的是怎样的体验。在其开拓性文章《关注种族和性别的交叉》中，克伦肖请我们想象一个交通十字路口，许多条道路交会在一起，交通可以向任何方向流动。如果发生事故，可能是由来自任何方向、任何道路的一辆或多辆汽车造成的。同样，一个黑人女性可能受到性别歧视、种族歧视或阶级歧视的伤害，或同时受到所有这些方面的伤害，因为她就生活在这些交叉路口的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