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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肖指出，黑人女性所受到的歧视既没有被纳入种族主义的法律范畴，也没有被纳入性别歧视的法律范畴，她们往往发现自己两头都得不到保护。例如，在1964年的“德格拉夫雷德诉通用汽车案”中，五名因非法解雇而提起诉讼的黑人女性未能赢得官司。通用汽车公司解雇她们的依据是“优先解雇最晚招募的员工”，而与歧视无关。法官说，她们显然没有因为是黑人而被解雇，因为黑人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她们显然也没有因为是女性而被解雇，因为白人女性仍然在这家工厂工作。正如克伦肖所指出的，多年来，通用汽车雇用工人的优先级顺序一直都是白人男性，黑人男性，白人女性，黑人女性。正是由于黑人加上 女性的双重身份，使得黑人女性处于最岌岌可危的境地。然而，最高法院裁定，尽管“原告若受到歧视，则显然有权获得救济”，但并不存在将两种形式的歧视结合起来的“超级救济”。黑人女性于是就身处种族歧视和阶级歧视的十字路口，她们落入了法律的“灰色地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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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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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有的白人能理解贫穷或富有的有色人种女性的生活经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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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裔美国活动家贝尔·胡克斯 （bell hooks，1952— ）指出，环环相扣的政治体系是美国和欧洲政治的核心特征，它们在19世纪就结合在一起，刮起了一场“帝国主义、白人至上主义的资本主义父权制”完美风暴。胡克斯说，白人至上主义者认为白人比其他人种优越，他们就像活动家安杰拉·戴维斯 （Angela Devis，1944— ）所证明的那样，同样也是“帝国主义者”，自认为有权开发殖民地国家的资源和人力，而这也就包括他们有权让白人奴隶主攻击和强奸黑人女性。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有利于手握生产资料的人。胡克斯把父权制定义为“一种政治社会制度，它坚信男性是天生的支配者，高人一等，被赋予支配和统治的权利”。全世界工人阶级女性和有色女性都受到这两种相互交叉的力量的影响，而中上阶级白人女性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胡克斯认为，更糟糕的是，白人女性并不急于引起人们对种族和社会特权的关注，因为她们也在从中受益，许多富有的白人女性都指望“有一个中下阶层、低眉顺目的受剥削女性来做她们拒绝做的脏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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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交叉性到身份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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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交叉性带来了身份政治的发展。身份政治令人们认识到了差异，却也愈发导致各类群体拒绝相互合作，宁愿单独组织和抗议。这又导致女性主义者越来越难以在大学和其他公共场所获得发言的机会。伊朗女性主义者和人权活动家玛丽亚姆·纳姆奇关注由身份政治引发的言论收缩问题。2016年，她在“当下的女性主义”播客上指出，对一些女性来说，言论自由是她们用来表示反对和抵制的仅有的自由，而全世界的女性主义者都要努力消除女性贫穷和针对女性的暴力。纳姆奇说，女性应该团结起来，相互支持，在平等和人权等更宏大的政治目标下共同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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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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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美国黑人女性主义女同性恋组织科姆拜河集体（Combahee River Collective）发表了一份著名的“声明”。在这份声明中，她们说女性主义者的任务是“认清主要的压迫体系环环相扣的事实，并在此基础上开展综合分析和实践”。女性主义者若想要改善所有女性的生活，就需要不断地“抓住中心”，倾听所有女性的声音，锁定所有反对女性的力量，并发出抗议的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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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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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女性主义为什么没能给我们带来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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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鲁迪‖沃斯通克拉夫特‖桑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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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好问题，因为联合国的研究表明，尽管女性主义已经掀起了四波“浪潮”（参见上文第12页），但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的女性实现了与男性的社会平等、经济平等和政治平等。然而在2017年，益普索公司在23个国家开展调查，却发现45%的女性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完全平等。这是怎么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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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根据从23个国家收集的信息，发布了《性别平等指数》，表明认为女性享有平等机会的男性在美国占72%，在印度和加拿大均占76%，在英国占67%。而或许让人并不奇怪的是，在接受调查的女性中，认为自己拥有平等权利的人数比例要小得多（约占45%）。也就是说，男性和女性的观点都无法准确地反映现实。美国作家苏珊·法鲁迪 （Susan Faludi，1959— ）在20世纪90年代初对这种差异进行了研究，并意识到这种对于现实的扭曲是一种更为宏观的现象的组成部分，它最终将导致每一波女性主义浪潮的失败。她将这种现象称为“反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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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在我生活的国家里，女性已经获得了与男性平等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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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益普索，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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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鲁迪将这个词用作《反冲：对美国女性的未宣之战》（1991）的书名，并且详细地探讨了女性主义的每项成果是如何迅速地被社会上的反对者（特别是通过媒体）破坏的。她说，逆转女性主义多年努力成果的手段每次都是一样的，总是把女性主义归结为伤害女性的因素，认为女性主义本身（而不是不平等或父权制）才是所有女性问题的根源。法鲁迪发现，无数头条新闻在宣称：职业女性“过度劳累”，年纪轻轻就突发心脏病，同时也成为“不孕不育流行病”的受害者。据说，单身女性因“缺少男性”而感到悲伤，对自己的处境感到“沮丧和困惑”。法鲁迪说，在报摊上，在电视上，在电影里，在广告里，甚至在学术期刊上和医生的办公室里，到处都能听到这样的呼喊。《纽约时报》称未婚女性“歇斯底里”；她们由于“深层的信心危机”而精神崩溃。这些纷纷扰扰的讯息足以让任何理智的人大喊：“够了！无论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场噩梦，都必须被阻止！”当然，这正是他们想要的效果——因为他们所谓的这个“东西”就是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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妓女和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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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第一本重要的女性主义理论著作是玛丽·沃斯通克拉夫特 的《为女权辩护》（1792）。沃斯通克拉夫特被公认为是女性主义的鼻祖，因为正如英国作家弗吉尼亚·伍尔夫所说：“即使是现在，我们也能听到她的声音，追溯她对世人的影响。”沃斯通克拉夫特呼吁人们采取行动，反对女孩和成年女性缺乏教育和经济独立的现状。然而在此之后的一个世纪里，她的名字几乎被无可挽回地抹黑了。她说，她为之奋斗的目标不是让女性“拥有主宰男性的力量，而是拥有主宰她们自己的力量”。按照现在的观念，这话听起来一点都不激进，但事实上，它却提前六十七年为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尔特·密尔的“经典”原则铺平了道路：“个人拥有主宰自己，主宰自己身心的至高无上的权利。”密尔的版本自其著作《论自由》发表之后，就受到了哲学家的追捧，而沃斯通克拉夫特的版本——阐明女性拥有主宰自身的权利——却遭遇了混合着困惑、赞同和敌视的目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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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针对女性主义的反冲而言，其导火索并非女性实现了彻底的平等，而是女性越来越有可能达成这一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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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珊·法鲁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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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她三十八岁去世时，沃斯通克拉夫特的思想已经在当时的媒体和知识分子中遭到了彻底的抨击。他们还大声指责她是个可耻之人：因为她生了个私生子，接着又对一位挪威船长一见钟情，满世界地追随着这位船长，并且沿途写了一本畅销书。由其丈夫威廉·戈德文撰写并在她身后出版的传记无意中揭示了她是一个思想多么自由的女人，但是沃斯通克拉夫特（连同她的思想）却因此被斥为“可怜的疯子”和有悖自然的人：一只“穿衬裙的鬣狗”。她年纪轻轻就死于难产，他们说这正是她应得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