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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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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措施旨在保护军人免受疾病的侵害。在那个时代，军人通常都未婚，而同性恋又被视作犯罪，因此嫖妓成了一种必要的恶。然而，法律并未对男性施加同样的检查和监禁，由此引发了一场关于不平等的愤怒辩论。这一早年的政治问题促使女性第一次组织起来，为争取权利而积极地开展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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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性行为女性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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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通过任何必要手段赚钱的权利，还是与任何你认可的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诸如此类的争论至今仍在激烈进行中（尽管声势已不如从前）。如果说你想运用你的性自由的想法是错的，那么这显然是一种反女性主义观点。现代女性主义建立在女性的选择权之上；而20世纪70年代兴起的亲性行为运动就针对这一议题——人们推崇性解放，在于他们认为它是性权力和性快感的表现。因此，这一时期同时见证了LGBT（女同性恋、男同性恋、双性恋和跨性别者）权利运动：性解放意味着爱任何你想爱的人，用任何你想用的方式表达自己，而无所谓是否通过异性恋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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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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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男人被称为“种马”，而女人却被称为“荡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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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同亲性行为女性主义、性激进女性主义或性自由女性主义等思想流派的男男女女，会非常支持你自由选择性伴侣的决定。性自由是人权的基本组成部分，而且不管怎么说，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关系不该由他人来评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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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性行为女性主义者反对通过法律或社会手段，来控制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活动。著名的亲性行为女性主义者包括美国作家卡罗尔·奎恩和苏茜·布莱特（号称“性行为专家苏茜”，而《洛杉矶时报》曾称她为“女性主义坏女孩”）。该报在1994年刊登的一篇文章写道：“她的信条很简单：性是乐事，大惊小怪使人痛苦。”“人的幻想是健康且重要的，只要有共鸣、安全套和一些基本的指导，两个成年人之间自愿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没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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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行为专家苏茜成名之时，正值美国所有性取向的人都陷入困境。《洛杉矶时报》文章接着承认：“在艾滋病、基督教守贞俱乐部、反色情运动和约会强暴争议盛行的时代，民众的性欲似乎正在全面消退。对于苏茜这位拥有图书管理员的广博知识、母亲的关怀和妓女的坦率的人来说，重新把性定义为乐事 的时机已经成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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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既是一个限制、压抑和危险的领域，也是一个探索、愉悦和能动性的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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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尔·万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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卧室里的父权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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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80和90年代，安德里亚·德沃金和凯瑟琳·麦克金农等激进女性主义者发起了“性战争”，反对亲性行为运动。她们会告诉你，大多数情况下，当你做爱的时候，你只是在参与男人对于狂喜的追求。德沃金和麦克金农的思想流派认为，只要女性继续生活在对强奸和性虐待的恐惧中，她们就永远不会拥有性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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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女性可能不会说你享受一夜情有什么不对，但她们希望你能保护自己免受男性的侵犯。20世纪70年代的激进女性主义者认为，只有获得比现在更大的安全感，你才能真正满足你的性欲。美国女性主义者卡罗尔·万斯 （Carole Vance）在《愉悦与危险：走向性的政治学》（1984）中探讨了这一观点的微妙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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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性的生活中，性之危险和性之快感之间的紧张关系是个非常重要的议题。性既是一个限制、压抑和危险的领域，也是一个探索、愉悦和能动性的领域。只关注愉悦和满足，可能会忽视女性行为的父权结构；只谈论性暴力和性压迫，则可能会忽视女性在性能动性和性选择方面的体验，并无意中增加了女性生活中的性恐惧和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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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洛丽亚·斯泰纳姆 也参与了这场争论。她认为，女性在性行为中常常被视为单纯的客体。正是社会理解性的方式，使得你无法掌控自己的性生活。斯泰纳姆在《日常反叛的出格行为》（1983）中写道：“即使是我们用来表达情感的词语，也充斥着同样的预设。”“性话术常常带有征服和羞辱（被占有、被灌醉、被搞到手）的意味；而在性方面积极主动或擅于自我表现的女性，则可能是荡妇，甚至是女色魔，但同样主动的男性却是正常的，甚至为人们所钦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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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每间卧室都发生革命，现状就会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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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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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革命的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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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女性主义者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曾对性革命及其赋予女性自由的潜力寄予厚望。但在实现这一点之前，还有许多需要改变的地方。她表达了这样的希望：“社会主义女性主义革命将使妇女和儿童获得解放，给她们带来完全的经济独立和性自由，并更为全面地融入广阔的世界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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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尔斯通还指出，男人无法在不贬低女性的前提下爱上她们。她说，这就是为什么“性革命”并不意味着女性的解放。因为女性仍然受到双重标准的束缚，她们需要时刻把爱和性结合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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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问题，美国哲学家玛丽·戴利 （Mary Daly，1928—2010）采用了一种不同寻常的属灵态度，她认为：女性的性欲和贞洁理想只不过是厌女主义者和父权制的另一种压迫手段而已。戴利会让你同时考虑你的性欲和灵性，不仅把性看作一种人体的功能，还是一种超脱尘世的狂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