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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特琳·莫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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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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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不需要那么多孩子。有趣的是，许多女性主义者把自己与生态事业相联系，她们会坚决地告诉你：你没有义务让这个已然人口过剩的星球雪上加霜。生养孩子只对想要孩子的人来说是快乐的。然而，社会需要接受女人做女人的新方式。或者正如莫兰所说：“我们需要让更多的女性去证明她们作为人的价值，而不是让社会对女性的评价落在她们养育后代的能力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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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究竟什么样的家庭才算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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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特‖格里尔‖费尔斯通‖罗博瑟姆‖胡克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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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高离婚率、同性婚姻和精子捐献的时代，你很难以肯定的姿态回答这个问题。正常家庭真的再也不存在了？难道它最初曾经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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枝干家庭或核心家庭由丈夫、妻子和大约两个孩子组成，以父亲供养家庭、母亲抚养子女为基础。它曾被视作20世纪的孩子成长的理想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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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它其实是一个相对现代的概念。在许多西方国家，家庭成员直到20世纪之前都聚居在几代人共享的房子里。人们不必去很远的地方工作，而是以家庭为单位在社会上运作，并不会分布到全国乃至世界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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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一切都变了。人们开始重视自己的独立性，女性逐渐获得更多的自由。20世纪下半叶，男主外、女主内的家庭模式受到广告的推崇，但渐渐地，社会主义者和女性主义者开始质疑这种模式的存在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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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80年代，酷儿理论与当时的女性主义理论都得到了迅速发展。随着始于20世纪60年代末的同性恋解放运动逐渐走向兴盛，各类作家都开始反对社会的普遍假设：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对异性恋家长，并以特定的方式运作。然而他们收到的反馈是一种直到如今都在大多数地方盛行的看法：核心家庭才是正常家庭，其他都属于“另类”家庭。无论是女同性恋家庭还是单身妈妈，社会都难以理解不以成年男性为主导的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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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已成为一种荒谬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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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拉·罗博瑟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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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之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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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作为一家之主的成年男子正是父亲，他在经济和社会上被赋予对于妻子和孩子的所有权。而从历史上看，这其中还包括对妻子和孩子进行人身虐待的权力。例如直到1920年，“殴打妻子”才在美国被定为非法。直到20世纪70年代，家庭暴力才开始被视为严重犯罪，而不仅仅是私人家庭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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纵观历史，每当我们说到生育，似乎都是男性在延续血脉。家庭的女主人只是生育的工具，她的女性后代也不如男性后代重要。正是这种思想为当代的家庭结构奠定了基础，它遭到女性主义者凯特·米利特 的激烈反对。米利特先嫁给一个男人，后又同一位女性结婚，由此知行合一。由于她不循规蹈矩，她因此受到了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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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利特经常指出男女结合的社会局限性，并把传统家庭视为压迫的工具。“家庭是父权制的主要体制，”米利特在《性政治》中写道，“它既是社会的一面镜子，也是个体与社会相连的纽带；它是父权制整体之下的一个父权制单元。家庭在个人与社会结构之间起着中介作用，它在政治和其他权威力有不逮时，实现控制和遵从。”对米利特来说，正常家庭只是男权的延伸，它是父权制控制人们个人生活的私人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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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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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家庭又是一种令人窒息的父权制结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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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者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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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家庭是父权制的压迫工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一些女性主义者建议，我们需要的是一场革命，而不是仅仅放开单亲家庭、同性恋父母的叙事。20世纪的核心家庭代表了一种妥协；它需要被彻底破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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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建议，家庭应该以社区为中心，更具有流动性。例如，吉尔曼·格里尔 和舒拉米斯·费尔斯通 都分别主张建立一种非传统的家庭模式，让两个以上的成年人共同承担照顾孩子的责任，由此赋予人们更多自由，并抛弃传统的性别角色。正如费尔斯通在《性的辩证法》中所写的那样，这是因为核心家庭是一种压迫性的结构，它使两性之间的斗争无休无止。随后，格里尔则在《女太监》中设想了一个新时代，它以一种较灵活的家庭结构使男女获得解放，而经过扩展的家庭将生活在一起，由此打破传统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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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性主义者希拉·罗博瑟姆 （Sheila Rowbotham，1943— ）也认为，这将有助于减轻家庭生活的负担。她相信，随着现代家庭规模的缩小，其施加给家庭成员的情感负担也在加重。她在《女性的意识，男性的世界》（1973）一书中写道：“一夫一妻制核心家庭已成为一种荒谬的理想，以致它几乎在自己被发明出来之前，就已经被无法实现的希望之重压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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