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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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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只想做个家庭主妇，可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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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丹‖勃朗特‖吉尔伯特‖古巴尔‖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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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者努力让女性拥有更广泛的选择，对自己的生活有更多的支配权，因此她们绝不会认为选择做家庭主妇绝对是“错误的”。不过，她们可能都会对这一无偿的职业选择感到惊讶，毕竟长期以来，它迫使女性不知不觉地承担了更多的家务劳动，远超过她们应该做的部分。更糟糕的是，它还迫使女性成为某种“类别”的女人——纯洁、高尚、无私，甚至是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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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少在西方世界，居家生活已然再次焕发光彩。我们的杂志曾就一系列影响深远且复杂的话题为聪明的职业女性撰写各类文章，如今却仿佛一夜回到了20世纪50年代。现在，这些杂志上已不再刊登关于政治和职业的文章，取而代之的几乎全是名人琐事、“必备”购物清单和各式体验，以及节食法则（通常伪装成“健康饮食法则”）。手工艺制作作为休闲活动也重新兴起，各个年龄段的女性（和少数男性）都热爱做编织和钩针的活计。食谱中费时费事的工序曾一度被交给超市，现在却有文章问道，既然你可以在几小时内烤好自己的面包，为什么还要买面包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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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小时？可是，一想到当下的时间文化——人们总是觉得时间紧迫，整天匆匆忙忙，压力巨大，怎么可能有时间烤面包呢？2016年面包房世界杯的获胜者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些线索。排名前三的参赛队包括11名男子和1名女子。而BBC在报道全由男性组成的韩国队获胜的新闻时指出，“现在男性做饭的情况越来越多了，至少在向人炫耀和公开展示时是这样”。女性主义者黛利拉·坎贝尔在《麻烦与纷争》杂志上发表了《家庭主妇的选择？》一文，她认为男人已经占领了“家庭生活的公共领域”，随时准备显露出自己才是烹饪名家和“专家”的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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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的奥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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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回到家里，情况则另当别论。研究表明，尽管相比20世纪50年代（当时贝蒂·弗里丹 在为创作《女性的奥秘》进行相关研究），现在的男性更多地参与到料理家务、做饭和照顾孩子的工作中，但是在2010年后，情况又开始逆转，女性再次在家庭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夫妻俩面临照顾孩子和工作的冲突时。在家庭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全职家庭主妇似乎成为一种更有吸引力的选择，而弗里丹在书中提出的警告至今仍然适用。全职家庭主妇曾向弗里丹抱怨过自己全身不适的感受，具体表现为困倦、注意力不集中和抑郁。弗里丹发现，这是由于在家工作完全没有新鲜感，日复一日地重复处理例行事务（尤其是对孩子还年幼的妇女而言），让人很无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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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全球女性重度抑郁症的患病率高于男性（女性占5.5%，男性占3.2%），而且研究表明，这种情况不因社会阶层、收入、种族、文化、饮食、教育或其他社会经济因素而发生变化，那么考虑到全职家庭主妇工作令人抑郁的特点，我们最好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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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没有杀死她［家中天使］，她就会反过来杀了我。她会在我的作品中摘掉我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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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吉尼亚·伍尔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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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重要的是，早在19世纪工业革命时期，当人们的工作环境、工作时间和工资出现了跟我们现在类似的剧变时，女性就曾经陷入这样的陷阱。我们目前所经历的信息技术革命，据说跟工业革命一样，引起了许多恐惧和不确定性。规范、传统甚至社会中的角色似乎都在令人不安地变化着，期望和责任都需要重新确认或重新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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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革命催生出三种女性角色：新女性、堕落女性和家中天使。新女性是为妇女解放和选举权奔走的女性，虽然被视为怪人，却仍然有可能被社会容忍；堕落女性可能是与（已婚或未婚）男人有染的女性、有私生子的女性、不忠的妻子、演员、模特或妓女，她们遭到社会的排斥。这两种女性角色有一个共同之处：她们都拒绝按照第三种女性“家中天使”所遵从的规则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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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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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天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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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奇怪的短语来自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作家考文垂·帕特莫尔的一首诗作标题。在这首诗中，他讲述了一位名叫霍尼亚的淳朴乡村女人的恋爱和婚姻故事，并对她的特性大加赞赏。他还探讨了“妻子的悲剧”（第九诗章第一诗节）。他说：“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霍尼亚努力地让丈夫快乐，虽然他显然是个难以对付的无聊之人。正如帕特莫尔所暗示的那样，妻子“把她的心拴到冰柱上”，但是丈夫的“每句不耐烦之语都会引出他的，而不是她的，又一句不耐烦之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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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莫尔认为，妻子的工作就是把丈夫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她“天生”无私、温柔、不非议、优雅、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虔诚，最重要的是纯洁。这些吸引人的品质将对她的丈夫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成为（用今天的话说）“他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首诗非常受欢迎，作家约翰·罗斯金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家中天使”的说法。他坚信女人的天职是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家人；而她丈夫的领域乃是公共空间，他在那里挣钱和保护家人（这是“善意父权”的另一个发端，参见上文第34—35页）。罗斯金在文章《女王的花园》中解释道：“女人的力量在于统治，而不是战斗——她的智慧不是为了发明或创造，而是为了甜蜜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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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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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对此持有不同看法。1837年，她收到诗人罗伯特·骚塞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说：“文学不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可能是。”作为回击，她写下了小说《简·爱》。她不仅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相当多的“发明和创造”，而且还为女人想象出一个与前面所述完全不同的角色。简·爱本人“古雅、安静、严肃而单纯”，但她拒绝做天使，即使是为她爱的爱德华·罗切斯特也不行。“我不是天使，”她说，“我不是天使，就是到死也不会是。我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该在我身上指望或强求天上才有的东西，你不会得到的。就像我无法从你那儿得到一样。而且我一点也不指望。”（这是非常简练的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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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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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做无报酬的“家庭主妇”时，谁的日子过得最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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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简·爱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她感觉到一个可怕的身影，那与其说是她自己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家中天使”的对立面：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1936— ）和苏珊·古巴尔 （Susan Gubar，1944— ）发现，疯女人伯莎有着迷人的野性，她的脸庞是紫色的，面容浮肿，头发灰暗花白。她就像简·爱的另一个化身，只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出现，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危险女性形象。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噩梦：一个公然违抗当时所有规则、规范和期望的女人。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重写了伯莎早年的历史，使她获得了重生。在这本书中，读者发现，伯莎是被不再对她抱有欲望的丈夫逼疯的——他更改了她的名字（她原名安托万内特），更换了她的住处（把她从牙买加带到英格兰），并囚禁了她。她的命运也是拒绝成为天使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像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女性疾病》（1985）中指出的那样，那些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范的人，发现自己被贴上了“离经叛道”、“有悖自然”和“疯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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