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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职业女性，我与众人一道反对令人难以忍受的条件。我也厌倦了那些泛泛而谈的演讲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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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拉·莱姆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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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书首席运营官、《向前一步》作者谢丽尔·桑德伯格 （Sheryl Sandberg，1969— ）坦言，她的丈夫和妹夫都对她本能地接受公司的起薪感到非常惊讶，并指导她通过协商获得更高的薪酬。她说根据她的经验，女性在会议上表达自己重要的意见方面往往会犹豫不决，并且总是低估自己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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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行业女性就业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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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来源：世界经济论坛，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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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表示，女性往往只在具备全部必要的技能后，才会申请升职；男性则不同，他们通常只要具备部分技能就会极其自信，就会开始申请升职。桑德伯格在2013年建立了“向前一步”基金会以及“向前一步”群组，这些女性小组每月聚会一次，学习能让她们在工作中获得平等待遇的技能，与20世纪60年代的提升觉悟小组遥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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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事务还是政治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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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德伯格的书并未受到许多女性主义者的欢迎，她们认为，这本书只讨论了中产阶级女性所面临的挑战，没考虑到全球范围内更广大的从事低薪、不稳定工作的女性。它似乎还认为，薪资问题不是需要社会采取集体行动予以解决的政治问题，而是可以由个人来解决。社会学教授帕特里夏·希尔·柯林斯指出，由于种族分工、体制化种族主义和家庭结构差异，有色女性承受了更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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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需求和结构对女性实现同工同酬能力带来了长远的影响，所以社会学教授西尔维亚·沃尔拜 （Sylvia Walby，1953— ）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类型的父权制交叉作用的结果：一种是“私人”父权制，另一种是“公共”父权制。沃尔拜在《论父权制》（1990）一书中指出，女性最初被“私人”父权制所困，在父权制家庭中获得了最初的体验。在这种环境中，她们必须依靠男性（父亲或丈夫）才能获得基本的食宿保障。第一波女性主义者通过争取政治公民权（包括选举权、受教育权和就业权），使女性进入了“公共”父权制，即有偿劳动的资本主义世界。资本主义的兴起和第一波女性主义的成功，意味着资本主义雇主欢迎女性这种新劳动力，并将之视为廉价劳动力的灵活来源。从那时起，这种观点就始终挥之不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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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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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你的公司中，和你从事同样工作或同等价值工作的男同事，收入会比你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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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舒拉米斯·费尔斯通指出的那样（参见上文第122—123页），只要女性承担着生育和照顾孩子的主要责任，她们就会为了承担这些责任被迫寻求灵活的工作，以便有时间来生养孩子。这意味着她们的工作选择将不可避免地受到限制，她们会被雇主视为“不可靠的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许多女性主义者对家庭中的无偿工作（做家务，做饭，照顾孩子、老人、病人和残疾人）现象进行了调查。哲学教授安·弗格森认为，在理想的社会中，无论是通过家庭分工或国家补助措施，使得男性能分担这类工作，那么从事看护职业（包括教学和护理）的人的工资将因此得到提高。她指出，关于女性“天生关心别人”的刻板印象，很容易使她们额外承担家里的无偿劳动，并使她们在从事与“情感劳动”相关的工作时获得与付出并不匹配的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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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联合国统计，2018年女性平均工资为男性的77%，以目前的速度需要一百年才能追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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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工作”价值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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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女性主义者已经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护理行业和辅助性行业（清洁工、学校里负责照顾孩子吃饭的工作人员或厨房杂工等）主要被视为“女性”工作，且报酬较低。但是，一项工作如果从主要由女性完成变成由男性完成，薪酬就会急剧上涨，计算机编程领域便是如此。《全球性别差距报告》（2017）指出，只要女性开始大量进入某个行业，那么“该行业与工资相关的福利就会减少”。这意味着，尽管一些国家已立法确保“同工同酬”，然而当女性占工人的大多数时，工作本身似乎就贬值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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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女性进入资本主义职场以来，就一直存在“女性工作”价值较低的观点，而呼吁人们关注这种不平等的往往会是社会主义女性主义者。1909年，移居美国的俄国人克拉拉·莱姆利奇 （Clara Lemlich，1886—1982）号召两万多名制衣女工举行罢工，以争取提高工资。她还指出，女工工作时间过长，工作环境过度拥挤，经常遭受监工侮辱。尽管她们取得了成功，但有一家工厂（三角女式衬衣厂）拒绝执行罢工者和工会倡导的改革。两年后，该工厂发生火灾，致使146名被锁在厂内的工人丧生。“三角女式衬衣厂”多年来一直都是“血汗工厂”的代名词，今天的女性还在与1909年莱姆利奇所处的恶劣工作环境做斗争。2012年，位于巴基斯坦的卡拉奇和拉合尔的工厂发生火灾，造成数百名工人（主要是女工）死亡。这些工厂人满为患，却没有安全或消防设备，出口常常被锁或堵塞，窗户则被封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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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工资真的比他低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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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家克里斯蒂娜·霍夫·萨默斯认为，关于男女工资差距的看法是假想出来的。她写下了一篇题为《女性主义者所揭露的工资差距神话》的文章，声称“23%的男女工资差距仅仅是所有全职男女平均收入的差距”，且“没考虑职业、职位、教育、工作年限或每周工作时间的差异”。结果，女性主义者不仅没有承认所谓工资差距只是神话，反而集体指向她罗列的问题清单，并一致认为问题就出在这份清单上。男女工资差距不仅仅是一个精英群体试图打破“玻璃天花板”或无法“向前一步”的问题，女性恰恰因为无偿的“第二份工作”，被挡在各种职业和岗位之外，被剥夺了教育和培训，在获得全职工作方面处处受限。而对“女性工作”的低估又将女性困在性别角色中，继续眼看着当今世界每个国家的女性收入都远低于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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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整理床铺，购买杂货……开车接送儿女，晚上躺在丈夫身旁，她甚至不敢无声地质问自己：“这难道就是生活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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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弗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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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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