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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特莫尔认为，妻子的工作就是把丈夫变成一个更好的男人。她“天生”无私、温柔、不非议、优雅、富有同情心、自我牺牲、虔诚，最重要的是纯洁。这些吸引人的品质将对她的丈夫产生巨大影响，使他成为（用今天的话说）“他能成为的最好的人”。这首诗非常受欢迎，作家约翰·罗斯金以极大的热情赞扬了“家中天使”的说法。他坚信女人的天职是在家里照顾家庭和家人；而她丈夫的领域乃是公共空间，他在那里挣钱和保护家人（这是“善意父权”的另一个发端，参见上文第34—35页）。罗斯金在文章《女王的花园》中解释道：“女人的力量在于统治，而不是战斗——她的智慧不是为了发明或创造，而是为了甜蜜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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阁楼上的疯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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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作家夏洛蒂·勃朗特 （Charlotte Brontë，1816—1855）对此持有不同看法。1837年，她收到诗人罗伯特·骚塞写给她的一封信，信中说：“文学不是女人一生的事业，也不可能是。”作为回击，她写下了小说《简·爱》。她不仅在这部小说中表现出相当多的“发明和创造”，而且还为女人想象出一个与前面所述完全不同的角色。简·爱本人“古雅、安静、严肃而单纯”，但她拒绝做天使，即使是为她爱的爱德华·罗切斯特也不行。“我不是天使，”她说，“我不是天使，就是到死也不会是。我是我自己。罗切斯特先生，你不该在我身上指望或强求天上才有的东西，你不会得到的。就像我无法从你那儿得到一样。而且我一点也不指望。”（这是非常简练的平等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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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思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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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女人做无报酬的“家庭主妇”时，谁的日子过得最舒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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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简·爱坚定地站在大地上，她感觉到一个可怕的身影，那与其说是她自己的对立面，不如说是“家中天使”的对立面：阁楼上的疯女人。女性主义作家桑德拉·吉尔伯特 （Sandra Gilbert，1936— ）和苏珊·古巴尔 （Susan Gubar，1944— ）发现，疯女人伯莎有着迷人的野性，她的脸庞是紫色的，面容浮肿，头发灰暗花白。她就像简·爱的另一个化身，只在一天中的某些时间出现，代表了一种失控的危险女性形象。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噩梦：一个公然违抗当时所有规则、规范和期望的女人。简·里斯在《藻海无边》中重写了伯莎早年的历史，使她获得了重生。在这本书中，读者发现，伯莎是被不再对她抱有欲望的丈夫逼疯的——他更改了她的名字（她原名安托万内特），更换了她的住处（把她从牙买加带到英格兰），并囚禁了她。她的命运也是拒绝成为天使的女性的共同命运。像伊莱恩·肖沃尔特在《女性疾病》（1985）中指出的那样，那些反对维多利亚时代女性规范的人，发现自己被贴上了“离经叛道”、“有悖自然”和“疯子”的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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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对于更消极的反抗者来说，等待她们的则是另一种命运。1877年，美国医生塞拉斯·韦尔·米切尔在医学著作《脂肪与血液》中提出，患有神经衰弱（一种以极度消瘦和贫血为特征的疾病）的女性应该接受休养疗法，包括被强制卧床休息、隔离和强迫进食。他说，这一疗法“可以管教通过患病来逃避家务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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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人必须被愉悦，而愉悦男人是女人的愉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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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文垂·帕特莫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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抉择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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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许多女性主义者来说，成为完美的家庭主妇意味着成为“家中天使”，因而充满了危险。小说家弗吉尼亚·伍尔夫 （VirginiaWoolf，1882—1941）在一篇题为《女性的职业》的演讲中写道，如果有一天你也感到内心有个声音在敦促你“要富有同情心；要温柔；会奉承”，“永远不要让任何人猜到你有自己的想法”，你可能会像伍尔夫一样，想要亲手扼杀这个声音。可是伍尔夫说，在那之后，一个女人“只需要做她自己。啊，可是‘她自己’是什么？”这才是真正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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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能再忽视女性心中的那个声音：“我需要的不仅仅是丈夫、孩子和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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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蒂·弗里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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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1702398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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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有什么用？ 我的收入为什么比他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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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巴布科克‖拉斯切弗‖桑德伯格‖沃尔拜‖莱姆利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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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上大部分地区，几乎每一份工作、每一个行业都有女性的身影。我们有女总统、女外科医生、女核物理学家、女卡车司机和女焊接工。乍一看，女性似乎享受着平等的工作机会和平等的薪酬待遇——那么，为什么还要大呼小叫呢？因为很不幸，虽然法律试图防止职场的不平等，但以美国为例，女性在同等工作岗位上的平均收入仅为男性的54%—79%，在收入最高的人群中，女性的收入仅为男性的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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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女性主义哲学家詹妮弗·索尔 （Jennifer Saul，1968— ）在2003年发表的著作中指出，女性所面对的一大问题在于她们一直被社会视为抚养孩子的人。这无论对无子女的年轻妇女和对有子女的妇女都会造成损害。因为公司认为生育和养育子女的问题会影响妇女的自我效能和潜力。索尔指出，任何工作的遴选程序都倾向于能够最好地履行工作职责的人，如果女性被认为有（或以后可能有）其他责任，并且会干扰工作，那么她们在这个过程中将被降级。索尔说，结果便是得到高薪和高福利工作的男性比女性多得多。这个问题的核心是，女性很难从这种文化视角中解放自己，很难被视为专业人士，而只会首先被视为女性，其次被视为劳动者。（这是女性遭受“第二份工作”之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参见上文第105—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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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董事会成员玛丽亚·克劳表示，女性一旦得到工作，她有时会发现自己很难要求加薪。她在2014年的“计算机领域的女性”会议上向微软首席执行官萨蒂亚·纳德拉提出了这一点，并询问他，如果女性发现很难向老板提出加薪的要求，她们应该怎么做？纳德拉认为如果女性保持沉默，他并不觉得这会是个问题，因为她们“应该相信，随着年限增长，这个系统自然会给你适当地加薪”，并补充说，女性不要求加薪会积累“善报”。他的言论引起了公众的强烈抗议，因为世界各地的女性主义者认为，这种善意的性别歧视实际上阻碍了女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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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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琳达·巴布科克 （Linda Babcock）和萨拉·拉斯切弗 （Sara Laschever）在著作《女人不问：谈判与性别差异》中指出，谈判至关重要。她们在查看美国的统计数据后发现，如果一个人对起薪不进行谈判，那么他在职业生涯中可能会损失50多万美元，而男性的年薪之所以比女性高出约4000美元，就是因为男性会谈判。此外，不断协商加薪的女性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比从不协商加薪的女性多赚至少1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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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布科克和拉斯切弗指出了影响女性协商工资的两个主要原因。首先，许多女性在社会中对自己和成功的期望值很低，因此她们光是能得到一份工作就很感激了，以至于没有想过要和老板协商薪资。其次，在很多情况下，女性不知道自己工作的市场价值。研究表明，男女对同一份工作的薪酬预期相差甚远；根据巴布科克和拉斯切弗的研究，在同样的工作上，女性的薪酬预期比男性低3%至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