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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无法成为真正的“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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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机器人实验室里，儿童的周围围绕着和机器人说话、教育机器人的成年人。儿童很快就明白了“卡格”需要布莱恩·斯卡塞拉蒂（研究人员的名字），而“凯斯麦特”需要的是辛西娅·布雷齐尔（研究人员的名字）。这些孩子想象斯卡塞拉蒂和布雷齐尔是机器人的父母。实际上，他们俩即将离开人工智能实验室，他们已经是研究生了，而且即将走上教师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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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雷齐尔将会留在麻省理工学院，但是要离开“媒体实验室”旗下的“人工智能实验室”。这两个人将各奔前程，但是学术著作权要求把“凯斯麦特”和“卡格”留在支付了开发费用的实验室。这个夏天的“第一次邂逅”研究也是布雷齐尔最后一次和“凯斯麦特”接触的机会。布雷齐尔说自己有一种强烈的失落感。即使再造一个新的“凯斯麦特”，也不会一模一样。因为这台“凯斯麦特”是她从一个“孩子”开始一手“养大”的。她说自己没办法安心地离开“凯斯麦特”，除非可以确定她的继任者会好好照顾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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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布雷齐尔来说，分别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这容易理解；但是更引人注目的是，对于那些天天和“凯斯麦特”泡在一起的人来说，想象机器人没有她的日子真的很难。一个10岁的孩子偶然听到了一段研究生之间的谈话。他们谈到被独自留在实验室里时“凯斯麦特”在静静地抗议：“因为辛西娅是‘凯斯麦特’的妈妈。”如果看到布雷齐尔与“凯斯麦特”之间的互动，会感到一种母亲般的情感维系，被布雷齐尔形容为“超越了与一台机器的情感”。她知道“凯斯麦特”的每一个动作，但“凯斯麦特”也常常带给她出其不意的惊喜。她的经历使人回想起布莱恩·奥尔迪斯（Brain Aldiss）的一部经典科幻小说——《整个夏季的超级玩具》（Supertoys Last All Summer Long），这部小说被史蒂文·斯皮尔伯格改编为电影《人工智能》之后声名鹊起。在《人工智能》这部电影中，科学家们制造了一个人形的机器人“戴维”，它的程序里有“爱”的功能。“戴维”向从小收养了它的、一个叫莫妮卡的女人表达了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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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电影想要传递的最急迫的主题，并不是一个机器人将来有可能去“爱”——我们离制造机器人“戴维”这样的水平还很遥远，而是莫妮卡感受到了什么。莫妮卡是人类，她回应了一台机器人的请求，照顾它，养育它。她对一台向她伸手的机器人作出回应，是爱与依恋这两种情感的复杂混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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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布雷齐尔和莫妮卡的处境放在一起，很容易做一个简单的类比。布雷齐尔可能是现实生活中获得类似小说中这种体验的第一人：它由你一手养育，并结出了深厚的感情，却要被迫与你分离。可以说，这种情感背后的原因并非“凯斯麦特”的人工智能水平，而是因为布雷齐尔的经历使然。简单地说，布雷齐尔“养育”了“凯斯麦特”。但即使是如此有限的经历也激发了强烈的情感。养育一台机器的经历，把我们塑造成了它的父母。这种新型的关系生成了一套自己的发展路线，吸引着我们成为机器的“共谋者”，使这一切梦想成真。我们被要求去抚育机器人，我们也想提供帮助，我们也可以与之配合，也愿意尊重机器人的一举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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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小说和神话里，人类想象他们自己“扮演上帝”并创造出新的生命形式。现在，在现实中，社交机器人显示了巨大的活力。我们创造出的东西，已经可以成为与我们平等的“它者”，而非我们在它之上行使上帝般的权力。当这些机器人进化得更加精密、复杂时，它们为人类服务的能力更加精巧时，这种感觉就会更强烈。我们被人性所驱动，给予这些机器人一些关怀，就像我们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一样。因为我们渴望付出和回报，我们希望它们也能反过来关心我们，就像我们照顾它们一样。同时，它们也能伤害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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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前记录过麦迪逊和“凯斯麦特”之间令人震惊的互动故事，以及那些极其渴望机器人关注的、孩子们的绝望无助。机器人“卡格”和“凯斯麦特”很成功，与孩子们“真实”地建立起了人际关系。机器人的成功让我犹豫，我期待人类最穷苦的人群之间发生“对话”——例如那些地位低下的年轻人、缺少食物的老年人、精神残疾和生理残疾的人，甚至包括逼真传神的社交机器人。机器人专家希望我们考虑一个“最佳案例”设想，在这个设想中，机器人伙伴扮演“顾问”的角色，首先介入的是那些更复杂的情境。甚至“真宝”也被营销鼓吹成一个能教你的孩子“如何社会化”的机器人。我对此持怀疑态度。我相信社会型机器人的技术会让人失望，因为它承诺的是它不能兑现的东西。它承诺给人类带来友谊，但是它只能带来表演。我们真的想制造那些永远不可能成为我们朋友的“朋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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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专家会争论说，人类与机器人交谈是没有坏处的；谈话可能会很有趣，很幽默，有教育意义，或者给人以安慰。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机器扮演朋友的角色，这是对人类友谊的一种贬低。我们喜欢谁，谁喜欢我们，这些问题决定了我们是谁。当麦迪逊在与机器人“凯斯麦特”的感情中获得快乐时，我实在高兴不起来。我感到自己正在这个实验的阴影下，仅仅只是开始，在这个实验里，人类是被研究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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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现在，我们依然为机器人与人类交互的可能性而激动不已，这促使我们动作更快而且更自由地表达情绪。在一篇已经出版的实验记载里，两个年幼的儿童被要求与一个人，以及一个他的克隆机器人待在一起。这个实验有很重大的幕后故事。日本机器人专家石黑浩（Hiroshi Ishiguro）制造了几个人形机器人，是他自己、他的妻子，以及他5岁女儿的复制品。当他的女儿看到自己的人形克隆人时，第一反应就是被吓跑了。她拒绝靠近这个机器人，而且再也不进她父亲的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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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以后，当他的女儿10岁时，一组心理学家设计了一个实验，在这个实验里，这个女孩和一个4岁的小男孩（其中一个研究人员的孩子），被要求与石黑浩和他的人形复制品互动。实验一开始，这两个小孩都很不愿意与人形机器人互动。然后，通过诸如“制造眼神交流”或是“不断说话”的方法，这两个孩子的态度发生了变化，他们愿意平等地对待他和他的复制品。石黑浩的女儿最终能够和她父亲的人形克隆人单独坐在一个房间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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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很难评论这个故事，一个被吓坏了的小孩对她在这个实验里的角色，做了任何可能的、轻微的反抗。看起来这里面没有任何积极的东西。然而，作者把这个故事作为成功的依据：儿童将来会接受和人类一样的机器人，比如机器人老师、机器人保姆、机器人伙伴。但是对一个孩子来说，与和自己父亲一样的机器人复制品坐在一起意味着什么呢？她想从这个复制品身上得到什么呢？为什么她最终愿意和这个机器人进行眼神交流和说话呢？为什么我们希望她这么做呢？我们很容易就沉浸在技术里，而忽略了生命的真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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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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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6 能治病的“帕罗” 半个心理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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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罗”是“最具治疗性”的机器人。这种机器人所唤起的“倾诉欲”，只有一半的疗效，只有让真正的人与它们一起工作，才能收获另一半疗效。机器人的情绪表达，也许是“作秀”，可我们还能找回无可替代的亲密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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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2009年春天，当柴田崇德（Takanori Shibata）在麻省理工学院老年实验室（AgeLab）的会议中上台发言时，他看上去像一个胜利者。这次会议的中心议题是讨论为老年人设计机器人，而柴田则是小型的、外观像海豹的社交机器人“帕罗”的发明者，当然它也成为这次会议的荣誉嘉宾。老年实验室的主旨是通过科技创造帮助老年人满足他们的生理和心理需求，而机器人“帕罗”则是这个领域的重要成果。在2002年，“帕罗”被《吉尼斯世界纪录》评选为“最具治疗性的机器人”，成为了老龄化问题严重的日本帮助老年人的前沿和核心科技手段。柴田在发言中骄傲地宣布：丹麦政府刚刚为本国的养老院预订了1 000台“帕罗”机器人。而此次老年实验室的会议标志着他们在美国业务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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柴田展示了一系列视频：在日本养老院中，老爷爷、老奶奶们微笑着欢迎毛茸茸的小“动物”；而在家养老的老年人，感激“帕罗”给他们带来的温暖和关爱；因为有了“帕罗”的陪伴，激动、焦虑的老年人逐渐平静下来。会议中热烈讨论了如何令“帕罗”更好地为美国老年人服务。与会的工程师、医生、卫生部门管理者、记者等针对这个议题进行了活跃的、有建设性的讨论。他们还讨论了如果要“帕罗”机器人通过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的严格审核，柴田应该将它注册为哪种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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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只听到一句负面的评价。一位自称是护士的女士说，她和同事们花费了巨大的时间和精力才不再将老人当作孩子看待。但对她来说，“帕罗”看上去则更像是“一种倒退，是一种新的、更炫的‘泰迪熊’玩具”。她认为护士们应该阻止“帕罗”这样的东西进入养老院。因为我是以旁观者的身份参加此次会议，因此听到这番言论以后我低下头、一言未发。我已经花费了数年的时间研究马萨诸塞州养老院中的“帕罗”机器人。通常情况下，护士、护理员和管理者都很满意它所起到的分散注意力的作用。因此我根本就不相信护士会反对“帕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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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位护士的忧虑没有得到任何回应，在这样的会议上是可以预料到的。在机器人领域，新的“模型”很少被质疑。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精湛的技术和有效实施的可能性上。在老年实验室中，会议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帕罗”的价格上。6 000美元的定价对于这个也许会被当作玩具的设备来说，会不会太高呢？柴田认为不会。养老院已经有为这样宝贵的资源买单的意愿。并且柴田坚持认为“帕罗”并非机器人。人们对它做什么，它就会作出相应的反应（比如是温柔地、还是粗野地触碰它）；人们对它说什么，它也会作出相应的反应（它懂得500个英语单词，会更多的日语单词）。它可以有效地安抚焦虑和忧郁的人。柴田说，“帕罗”不是玩具，它很强壮，随时可以应对照料老人这样复杂、辛苦的工作。我咬住自己的嘴唇，因为我自己家的地下室里就有三台坏了的“帕罗”，它们是我进行养老院研究过程中的牺牲品。我们为什么要相信我们所梦想的下一代科技不仅是补偿性的，而且是不可摧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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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这些狂热者相反，我们已经看到了孩子们的忧虑。一些孩子认为，机器人也许可以帮助治疗祖父母的孤独症，但同时也担心机器人的表现会过于出色。安静的、顺从的机器人也许会成为真实情感的竞争对手。在过去的数年里，我向在家或养老院中的老年人们介绍了各种机器人：“真宝”、“爱宝”和柴田的“帕罗”。这让他们的孙辈孩子们很困惑。因为大多数老年人都接受了机器人的陪伴，有时候甚至更愿意和简单的机器人相处，而不愿意和复杂的真人相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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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家养老院中，我留下了4台“真宝”，放了整整一个夏天的时间。当我在秋天再次回到这里时，4台“真宝”变成了7台。因为老人们对“真宝”机器人的需要如此强烈，以至于工作人员只能自己去网上又购买了3台。的确如此，尽管孩子们也很喜欢“真宝”，但老年人却真正爱上了这样的机器人。机器人也需要照料，这让老人们有了被需要的感觉。它的需要看上去如此真实。而工作人员也非常认真地对待它。老年人需要被照料，但他们能照看的事情却寥寥无几。有些人担心自己连宠物都无暇看管。而“真宝”看上去的确像一件真东西，同时因为它又是从麻省理工学院借来的机器人，因此肯定也并非儿戏。当老人们的身边有了机器人，他们会感到有了可以彼此交流的“重要”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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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级的孩子们考虑得非常细致，他们认为自己的祖父母会喜欢机器人，是因为机器人不像真的宠物，它们永远不会死去。孩子们说对了，因为老年人在收到机器人不久后，就很快意识到这些“生物”不仅不会死去，而且可以“被修复”。孩子们认为，机器人娃娃会让老人们想起他们当初为人父母时的回忆，它提供了重新想象人生的方式。但在所有的故事里，关于机器人对老人有好处的故事，我却一个都没能找到。在我所研究的养老院中，“与机器人共度的时光”是每个机构项目的一部分，因此老人们只能选择和机器人相处。但在数年的研究中，当老人们可以选择是和机器人共处，还是和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的研究人员聊聊天时，大多数老人都充满感激地选择了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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