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渐渐的，我们对于生活中的许多事情、甚至是抚养老小的事情，都愿意尝试使用机器来完成。托尼试着把注意力放在积极的一面上。老年痴呆症患者可以由一台技术精良的机器人来照顾，孩子们也可以由机器人照料，这样就可以把家长们从每天“一把屎、一把尿”的日常事务中解脱出来。但他心里还是隐隐地有一个疙瘩：机器人平常看来都没有问题，只是那个小猴子被剥夺了母亲的画面，让他久久难以忘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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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尼最后的这个反应也许是非常美国化的。在日本，对于机器人的热情则是无条件的。使用机器人的哲学基础已经完备。日本机器人科学家很喜欢说，即使是使用报废的缝衣针，也要由仪式来安葬。在日本的一些神殿，包括性玩偶在内的玩具娃娃都会被妥善地安置。给非生物体赋予生命是日本文化的惯例。如果缝衣针都可以有灵魂，那么为什么机器人不可以有？在机器人时代，一场遍及日本全国的宣传活动，描绘出未来机器人帮助日本家庭照顾孩子、料理家务的场景，而女人们则可以被解放出来生育更多的后代——延续传统的日本家庭价值，同时也重建由于互联网导致的彼此隔离的社交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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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日本人认为手机、短信、即时信息、电子邮件和网络游戏是造成社会隔离的原因。许多人将注意力放在屏幕上，却对家庭生活不理不睬。人们不再面对面地交往，也不加入社团组织。在日本，网络带走了人际交往，而机器人却被视为重塑这种人际交往的方法。科技已经异化了我们，而机器人会治疗病态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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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已经绕了整整一圈。机器人让我们越来越痴迷于没有生命的科技，最后却被视为解决人们沉迷于虚拟网络社交的“解药”。我们希望机器人把我们从虚拟的时间中解救出来，重新回到现实的物理世界中，去和彼此进行真实的社会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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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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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LIZA效应通常泛指一种将计算机的所作所为，依照人的理解看得过于神奇的倾向。例如，计算机化心理治疗程序ELIZA，能够根据人的顾虑给出同理思考的回应，但事实上这只是在利用一组既定的响应集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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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170242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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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08 永远在线 网络自我的三种新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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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通过移动设备把自己牢牢地拴在网络上，从而获得自我的新状态。第一种状态是“逃离现实世界”：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第二种状态是“双重体验”：人们能够体验到“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人生”；第三种状态是“多任务处理”：人们由于可以同时处理多种事情而赢得了更多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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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皮娅·林德曼带着“半机器人”的梦想走进了麻省理工学院。她并不是我见到的第一个有这个梦想的人。早在1996年夏天，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就遇到了7位背包的年轻研究员，他们的背包内装有电脑和无线电发射器，口袋内装有键盘，数码显示屏夹在眼镜框上。身着如此装备，他们称自己为“半机器人”，并时刻通过无线与网络连接，丝毫不受电脑桌和电缆的限制。这组研究团队即将创造三个可以同时在现实和虚拟时间中生存的新型“半机器人”。和皮娅·林德曼带给我的感觉一样，我被这几个所谓的“半机器人”感动了：我看到了他们为人体与科学技术融为一体的理想而心甘情愿牺牲自己的大无畏精神。笨重的机械或芯片植入皮肤下，导致皮肤受损，然后结痂愈合，这些“半机器人”却并不在意。植入体内的智能系统使他们看起来像是残疾人，但他们却可以耐心地向别人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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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麻省理工学院，“半机器人”成为老师、同学谈论的话题，人们在讨论到底这些“半机器人”想要做什么呢？支持者乐此不疲地向他人解释人体和智能机械体的结合是如何神奇，可以提高工作效率和记忆力。据说“半机器人”看起来有点像科幻片里的外星人，但这种技术并不可怕。在当今信息环境日益复杂的情况下，我们的大脑需要帮助，“半机器人”技术不过是使人类具有更好的适应和协调能力的一种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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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那些“半机器人”却告诉我另一种说法：他们感觉自己脱胎换骨。一个二十五六岁的“半机器人”对我说，他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件电子设备。他曾经很害羞，而与人相处的焦虑状态导致他记性也不大好。经过改良后，他感到自己可以“运转”得更好，因为当和别人再次谈话时，他几乎可以立刻在头脑中“搜索”出和这个人之前相遇的情形。他说：“有了这一系列的连接设备，我感觉自己不仅能更好地记住别人的名字，知识储备也增大了，而且感觉自己的社交能力和适应能力大大增强，我感到自己无所不能！没有它，我感觉自己是裸体的，什么都做不了；有了它，我成为了更棒的人。”但伴随着这种魅力而来的是一种游离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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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机器人”是一种新型游牧者，在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中来回穿梭。现实世界不过是在其视野范围内所能看到的一种事物而已。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半机器人”在剑桥肯德尔广场来回走动的时候，他们就不仅能够搜索网络，而且还能发送电子邮件和即时信息，并对远程计算机进行访问。他们的世界是多重的：也许他们正在你身边，但他们的精神已经游离到了另一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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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年的时间内，微型智能手机取代了“半机器人”制作精密的装备，我们每个人都成了曾经看似外星人的“半机器人”。我们体会到全天候在线的生活方式，在某些方面，我们的生活将变得更加自由；但在另外一些方面，也会受到限制。现在，我们全都是“半机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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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热爱这种新的连接技术。它使父母和儿童更有安全感，并引起了一场商界、教育界、学术界和医学界的技术革命。美国公司用糖果和冰激凌的口味（如巧克力味、草莓味或香草味等）来给手机命名的做法绝非偶然。对于他们来说，新的通信技术是甜蜜的。这项技术改变了我们约会和旅行的方式。全球范围内的网络连接技术可以使穷乡僻壤变成学术中心或经济活动的中心。“手机应用”（APP）这个词代表了通过移动设备完成任务的乐趣。其中一些最新设备是我们以前几乎连想都不敢想的（就我个人而言，比如有一种iPhone手机应用，它可以“听”音乐、对歌曲进行识别，然后推荐你在网上购买下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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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网络连接技术还给人们，尤其是青少年，提供了一个自由的空间，进行自我身份和认同感的探索，这正如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所说的“停滞的时空”（moratorium）。年轻人可以自由地做着成长历程中需要做的事情：和某人相恋或分手，追寻或摈弃某种想法。现实世界往往很难为他们提供这样的场所，但网络使这一切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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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必像转动中的曲轴或挂了挡的机器（不得不向前进）一样，从生命的一个阶段进入到另一个阶段。我们并不能在适当的年龄完成所有属于那个年龄应该做的事情。我们必须继续向前，用现有的资源在生命中的每一个节点尽力做到最好。尚未解决的问题，可以重新解决；错过的经历，可以重新体验。网络给我们提供了新的空间，去弥补人生中这些残缺的经历。这也是成年人和青少年利用网络来进行自我身份或认同感探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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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生活的一部分是在虚拟空间中度过时——可能是在社交类游戏《第二人生》中，在现实和虚拟之间就建立起了一种复杂纠结的关系。在游戏中，我们将以某个虚拟化身示人，却将真实的自我完全展露。在Facebook这样的社交网站中，我们貌似以真实身份出现，而实际上却常常在简介中把自己美化包装成为另外的人——我们想要成为的那个人。现实和虚拟的界线变得模糊。虚拟空间给我们提供了作出承诺而不必履行的连接。因此，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要指望网友会来探望，更不要指望网友会和我们一起庆祝孩子的成功，或者和我们一起哀悼去世的父母。尽管人们都深知这点，但还是会在网络空间投入许多感情。人们将数字化生活描绘成“希望之城”，在那里可以得到很多新的东西。过去，人们驻足聆听马车、脚步或是邮车的声音，它们带来远方的消息；而如今，只要有片刻的空闲，人们就会去查看自己的电子邮件、短信和即时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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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网络技术带来的好处趋之若鹜，相比之下，我在踏上“半机器人”之路上却显得缓慢而平庸了许多。我每天都带着移动电话，而之前我坚持抵抗了许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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