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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如今，人与人之间的联系并不取决于我们之间的距离，而是取决于我们可以使用的交流技术。大多数时候，我们随身携带着这些科技手段。事实上，孤单也许看起来更像是群聚的前提，因为当你心无旁骛地、不受干扰地盯着你的屏幕时，可能更有利于交流。在这一套新规则里，一个火车站（又比如一座飞机场、一间咖啡馆、一所公园）不再是一个公共场所而是一个社交聚集之地：人们在此相聚，但并不相互交谈。每个人都“拴”着一台移动设备，这台设备就像一扇大门，使他们与更多的人和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在布鲁克林长大，那里的人行道看起来很特别。过去无论在什么季节——即使是冬天，当白雪被刮去时，地上会露出粉笔画的“跳房子”游戏格子。我与一个曾是多年邻居的同事说起这件事。如今这些游戏格子消失了，孩子们依然会出门，但他们都在打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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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人们在公共场所进行电话交谈时，他们一直持有这样的隐私意识：假设他们周围的人不仅是匿名的，而且是不在场的。在最近一次从波士顿到纽约的火车旅行中，我坐在一位男士旁边，他正在与女朋友谈论他的问题。虽然我试着不去听，但还是听到了以下内容：他最近酗酒发作，他父亲不再愿意添补他的收入。他认为他的女朋友花钱太多，而且他不喜欢她十几岁的女儿。我感到非常尴尬，于是在走道里来回寻找看看有没有其他座位，但是火车上都坐满了。我只好无奈地坐回到我的座位上，挨着这位喋喋不休的抱怨者。万幸的是，他没有对我抱怨，但是我真的希望我能马上消失。也许这没有必要，因为我已经被他当作一个不在场的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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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解释这件事情，也许会更有意义：正是那些在打电话的人，把他们自己标为不在场的人。有时候，人们通过把电话贴在耳朵上来暗示他们不在场，但是这种情景经常以更加微妙的方式发生——在宴会或会议期间，人们可能都在低头看手机。“场所”原本包括现实环境和其中的人。但如果人们身体在场，而注意力却在别处，那么这个场所是什么呢？在离我家一个街区远的咖啡馆里，几乎所有人在喝咖啡的时候都抱着一台电脑或者智能手机。这些人并非我的朋友，但某种程度上我想念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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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当我们旅行时，会对“场所”有新的体验。离开家园，是一种重新审视自身文化的方式。但是如果这一过程是被束缚的，如果我们一直携带着自己的家园，结果又会怎样呢？我认识一位负责把美国学生送到西班牙大学留学的项目主管，有一次她向我抱怨学生们并没有“体验西班牙”，而把业余时间花在Facebook上与家乡的朋友交谈。我深有同感，想起我十几岁的女儿首次得到手机之后的那个夏天，在一次去巴黎的旅行中，我花了好几个小时与她一起散步。当我们坐在一间咖啡店里、等着一位朋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时，丽贝卡接到了一个同学的电话，邀请她在波士顿一起吃午饭，此时波士顿时间比我们晚了整整6个小时。我女儿说得很简单：“现在不行，但是星期五怎么样？”她的朋友并不知道她不在波士顿。在我小的时候，“地球村”的概念还很抽象，而我的女儿却生活在一个具体的“地球村”里。无论是从情感层面，还是社会关系层面，她都从未远离家乡。我问她，如果与波士顿断了联系是否就无法安心地体验巴黎（我当时暂不考虑我本人就能让人回忆起波士顿，而她，谢天谢地，没有提到这个问题）。她告诉我，她很开心。她喜欢和朋友们保持联系。她好像并没有理解我的提问。我有点伤感，担心丽贝卡正在错过一段我年轻时珍惜的经历：一个纯粹的巴黎。我的巴黎，来自一种与我熟悉的一切隔绝的兴奋感。而我女儿的巴黎并不包括这种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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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丽贝卡和我从法国回到家中时，我与一位心理分析学家好朋友谈起了这场旅行。我们的讨论让她追忆起自己第一次去巴黎的经历。那时她16岁，和父母一起旅行。但是当他们与她的弟弟一起看风景时，她却坚持要待在酒店房间里，给她的男朋友写一封长信。少男少女们总是在若即若离之间平衡着。我们得承认我们的需要是相似的，我们的环境是新奇的。互联网就像往一个新瓶里装上旧酒。现在我们能总是在别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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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与丽贝卡从巴黎回来的第二个月，我记下了我与同样在别处的同事们在一起的情景：一次会议上，成员们因为被要求放下他们的手机而抗议；一次学院会议上，参加者在自己上台发言之前一直在发电子邮件；一次会议上，与会者建立起网络通道，当发言者演讲时进行私下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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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在大学任教之后，我发现了许多这样有趣的例子。但关于注意力分享的一些稀松平常的习惯，却真正改变了我们的日常生活。家长们在他们推婴儿车时查阅邮件。儿童和父母在家庭聚餐时收发短信。2009年11月，我在意大利佛罗伦萨观看一年一度的马拉松比赛，一个跑步者经过我时，手里还编着短信。当然，我也试着用我的手机把她拍下来。5年之后，我上网的能力终于赶上了我女儿。现在当我出门旅行时，我与网络的接口总是处于开启状态。在世界的另一端，住在一间好酒店里总让人感到安全而舒适，但这些都比不上不间断的网络连接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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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研究把美国人描绘成这样一群人：他们有越来越强烈的不安全感、与世隔绝、非常孤单。我们比以前工作时间更长，经常身兼数职。即使是高中生和大学生，在时间本该是最充裕的那几年，也说他们不去约会，而是“挂在网上”，因为“谁有那么多时间（去约会）”？我们远离我们出生的社群。在没有大家族支持的情况下，我们不得不拼命养育小孩。那些曾经把我们牢牢连接在一起的宗教组织和公民社团已经被遗忘了。对那些已经丧失了现实连接感的人来说，连接意味着你做一张自己的主页、建立一个自己的场所。当你身处其中时，通过定义你所属的地方，在网上加的“好友”中间，你获得了自己的归属感。对于那些感到自己没有时间的人来说，社交关系可以替补取代，通过它你可以便利地获得陪伴。机器人随时待命，而且既有趣、又顺从。在网络上，你总是能找到这样的人。“我绝对不想远离我的手机，”一位同事告诉我，“我的游戏在里面，我的个人网站在里面，没有了它，我简直紧张得要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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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的机器之梦不再孤单了，而是总在掌控之中。这些在面对面的交流时代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却能通过机器人、亦或通过迈入数字人生的大门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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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二：虚拟与现实的双重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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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一开始，用于分享实用信息的网络技术就被处理成一种关系技术。因此，例如互联网的始祖阿帕网（Arpanet），发明之初是为了便于科学家能在研究中相互协作。但是很快，它成了一个流言泛滥、打情骂俏、聊天闲扯的场所。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互联网的发展脉搏与新的社交形态一同跳动。网上出现了聊天室、电子公告等多用户同时在线的社交场所，然后很快就出现了诸如《Ultima 2》和《无尽的任务》（EverQuest）这样的角色扮演网络游戏，它们都是《魔兽世界》游戏的前辈。在这些游戏里，人们制造出虚拟化身，这是可以进行自我表达的虚拟自我，而且生活在与现实相平行的世界里。人们坐在电脑前面，从现实世界的电子表格和商业文件里逃离并转向他处，在那里居住着他们的在线角色。虽然这时的游戏大多数以中世纪大探索之类的题材出现，但虚拟世界仍然引人入胜，因为这里提供了全新的社交生活以及扮演理想自我的机会。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一名网络游戏玩家告诉我：“开始时，我在虚拟世界里‘打打杀杀’，但现在我只是进去找朋友聊天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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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人生的进程里，我们一直在处理身份问题，而且这种努力从未停止。我们的做法很简单，就是用好手头的材料。从一开始，在线社交世界就提供了新的材料。在线上，相貌平平的人扮演着富有魅力的角色，上了年纪的人扮演着年轻人，年轻人扮演着上了年纪的人。这些普通人穿戴着制作复杂的虚拟珠宝。在虚拟空间里，跛脚的人行走不需要拐杖，害羞的人也有机会引诱别人。现在，网络游戏和网络世界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了。《魔兽世界》就是最受欢迎的一款付费游戏，它把你与1 150万玩家一起放在艾泽拉斯的世界里。在这里，你可以控制一个人物、一个虚拟化身，它的性格、天赋、获得的技能都处于持续的发展变化之中，为此，它需要参与交易、勘查地形、与怪兽搏斗，以及继续探索。在有些游戏中，你能自己一个人玩，这种情况下你大多有人工智能的帮助，比如像Bots这样的机器人程序就能扮演人物的角色。或者你能与其他玩家结成同盟，在网上攻城略地、征服世界。这可是一件需要高度协作才能完成的事情，社交生活也因此而展开：你需要跟你的玩家伙伴发电子邮件，或是发信息聊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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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人生》和其他游戏类型不同，与其说它是一款游戏，不如说它是一个虚拟的“场所”。在这里没有输赢，只有生活。你创建一个你自己的虚拟化身，给它起名字。你可以在一大列菜单里进行选择来设定虚拟化身的相貌和衣着。如果这还不够，你还可以给自己量身定做一套外貌。当你对“你”的外表感到满意了，就可以在《第二人生》中去过一段足以让你“爱上人生”的生活。你可以获得教育、开创生意、购买土地、装修家园，当然，也可以拥有社交生活——包括爱情、性和婚姻。你甚至可以赚钱——《第二人生》里使用的货币可以兑换成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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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的生活在这里展开，你可以在虚拟的酒吧、咖啡馆、餐厅闲逛，可以在虚拟的海滩上放松自己，也可以在虚拟的会议室里开商务会议。如果一个人花费大量时间在《第二人生》和角色扮演游戏上，那么有时候他们会觉得自己的网络虚拟身份比真实身份更接近真实的自己。这当然只是个游戏，但这是一款严肃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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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角度来看，人们在“假装另一个人”这件事上并没有什么新意。但是在过去，这种玩法一定要依靠具体的身体代替。十几岁时，我很爱读这样的小说：年轻的男人和女人为了度过不愉快的爱情风波而出国旅行散心的故事。在欧洲，他们“假装”在经历令人心碎之事以后仍然毫发未损。如今在马萨诸塞州的威斯顿，46岁的皮特正在试着找到一种方法让他迅速走出婚姻失败的阴霾。他只须打开他的iPho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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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与皮特在秋天的一个暖和得有点反常的星期天见面。他照顾着两个孩子，一个4岁，另一个6岁，同时照看着他的手机。这部手机给了他一条通向《第二人生》的通道。在《第二人生》里，皮特已经创造出了一个虚拟化身，一个浅棕色皮肤的帅气小伙，名字叫罗洛。作为罗洛，他已经向另一名叫杰德的女性角色求婚，她是一个小精灵一样的女人，留着短短的、锥形的、金色的头发。一年前，罗洛已经与杰德举行了一个精心安排的虚拟“结婚”仪式，参加的人都是他们在虚拟世界里最好的朋友。皮特从来没见过虚拟化身杰德背后真实的那个女人，而且他也不想这样做（当然，也有可能操控虚拟化身杰德的是一个男人，皮特也知道这一点，但是他说“我不想去见”）。皮特是这样评价杰德的：聪明、热情、容易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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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日子里，皮特会在出发去上班之前登录《第二人生》。他和杰德（用打字）交谈，然后让他们的化身彼此亲热一下，这得益于《第二人生》支持的动画功能。生活和游戏之间的界线已经变得很模糊了。在线上，皮特和杰德谈论性，以及《第二人生》中的绯闻，他们也谈论金钱、经济衰退、工作和健康的话题。皮特正在服用降低胆固醇的药品，但效果并不很明显。皮特说他很难和“真正的”妻子艾莉森谈论自己的担忧，因为她会“担心我可能死去并丢下她孤单一人”。但是 他能和杰德说这些。皮特说：“《第二人生》给了我一个比现实生活中更好的夫妻关系。在《第二人生》里，能最大限度地做回自己，杰德能接受我这样的人。我与杰德的关系使我能继续留在之前的婚姻里，和我的家人在一起。”这真是显而易见的讽刺：杰德是一个虚拟化身，她从来没有见过皮特，也没有和他亲口说过话，而皮特向她展示的也不是一个忠于原貌的躯体，但是对皮特来说，杰德是最能接受他“最真实自我”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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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喜欢星期天去运动场，他和他的孩子们，也同样和杰德在一起。他说：“我的孩子们看起来很满足……我感觉我和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但是只是作为背景。”我迅速环顾运动场四周。许多成年人既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们，同时也在看着自己的手机。他们在查阅家人、朋友或是同事发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吗？他们是在看手机相册吗？他们是在平行世界里与虚拟情人约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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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说：人一直都在寻找逃避自我的方法，无论是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可能性来说，互联网都是一个不算新奇的选择。我认为这话是对的。皮特的虚拟人生与有些人所采用的、更传统的婚外情有些类似。这也与人们在商务旅行和度假中“假扮他人”的行为十分相像。当皮特一手摇晃着孩子们的秋千，一边对杰德倾诉衷肠时，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一个男人发现婚姻之外的关系能给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感到陌生的问题，即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和混搭：一方面要在虚拟世界里浪漫倾诉，同时却要在现实生活中对6岁的孩子大声吼叫。皮特说他的网络婚姻是他的“混合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问他“混合人生”这一表述是怎么来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皮特解释说，“混合人生”就是把你在线上和线下的生活混搭在一起。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包括对“混合人生”的满意度。我们已经从“多任务处理”转向了“多向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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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须连接移动设备，就能进入“混合人生”。在此之前，人们必须坐在电脑屏幕前才能进入虚拟空间。这意味着经过显示屏的信息都是经过思考的，并且与你能在电脑前花多少时间有关。现在，有了移动设备作为媒介，人们可以轻松流畅地进入虚拟世界。这让我们更容易地使用虚拟化身来缓解每天的紧张不安。我们把Facebook当成是“我们自己”，但我们的线上表现已经承担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在线自我发展出清晰的个性。有时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更好的自己”。我们为他们投入时间和金钱，希望能因他们而获得赞扬。然而，我得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是一片高科技领域——最近有些人给过我名片，上面包括他们的真实姓名、Facebook链接，以及他们在《第二人生》中虚拟化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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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社交机器人时，我曾说过：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只是聊胜于无，而后来却认为它的确比真人更加出众，因为它可以陪伴我们，满足情感需求。现在，有些相似的事也发生在互联网上。尽管电子邮件、文本信息以及Facebook上的短消息是一种清淡关系，但如果和失去联系之间进行取舍，它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特殊的满足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想联系、需要联系，我们就能联系，而且中断联系也很容易。过不了多久，你就能看到人们把Facebook上的生活描绘得无与伦比的好。他们用个人站点来分享个人思考、音乐和照片。他们的熟人圈子持续不断地扩大。不管他们的兴趣有多么小众，他们都可能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情的粉丝簇拥着；不管他们周边的文化有多么狭隘，他们都是世界性的。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当皮特聊起《第二人生》时，他高度赞扬了这款游戏的国际化风格，以及他获得了在虚拟世界中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声明，他在“现实生活”中也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但是他觉得《第二人生》是他更愿意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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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二人生》外，皮特在《魔兽世界》里也有一个虚拟化身，而且他也定期登录Facebook、LinkedIn、Plaxo之类的社交网站。他每天要查阅一个工作账号和三个私人电子邮件账号。我曾经把这种在不同身份之间的游走比喻成“骑脚踏车兜风”。但是现在，有了移动科技，“骑脚踏车兜风”已经加快发展成为虚实参半的“混合人生”，固化成一种持久的、共存的关系。即使是一部简单的手机也能把我们带入“心不在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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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对我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穿过整个校园的过程中，对方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我的学生很生气，几乎完全不能相信：“他把我放在‘暂停’键上，难道他指望我会在他打完电话以后，提醒他聊到哪个话题并接着聊下去？”在那时，他朋友的行为显得粗鲁而令人困惑。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就见怪不怪了。移动科技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可暂停的人”。我们面对面的谈话经常被突如其来的电话和短信打断。在用纸张写信的年代，如果一个同事在开会期间阅读私人信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行为。但从当前的新礼节来看，你的朋友当着你的面转身接电话或者回复短信，几乎成了标准动作。当别人手持手机，很难说他的关注点是不是在你身上。低头看手机的家长、伙伴或孩子都已经心不在焉却不自知。在餐馆里，客人们被要求将手机调至震动状态。但是很多人根本不需要铃声或是震动就能知道他们的手机有动静。“当我的手机有动静时，屏幕会变化，”一名26岁的律师说，“这时屏幕会发亮。即使我把手机放在提包里……我也能看见它，感觉到它……我总能知道我的手机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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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熟练地制定规矩，以划出界线来区别工作场所和家庭、游戏、娱乐场所。比如特殊的时刻（安息日），特殊的会餐（家庭晚餐），特殊的服装（在家卸下的“盔甲”，不论它是商人的西装还是工人的工装），以及特殊的场所（餐厅、客厅、厨房、卧室）。现在，科技随时随地都陪伴着我们，这些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在推动科技持续发展方面走得太快，而忽略了这条传统的、有益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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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62岁，丧偶，把这条被抹去的线形容成“瑞普·凡·温克尔体验”（Rip van Winkle experience，比喻时代的落伍者）。5年前，当他的妻子生病时，他痛不欲生。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一年了，萨尔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开始在家里款待客人。在他第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上，他告诉我：“我邀请了一位女士，大约50岁，在华盛顿工作。在谈论到中东问题时，她在谈话中拿出自己的手机，但并没有对着手机讲话。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查阅电子邮件。我当时觉得她这么做不太礼貌，所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发博客，她在‘博客’这场会议。”这件事过去几个月后，萨尔仍然将信将疑。他觉得一场私人朋友之间的聚会应该似乎包围着一道无形的墙。但他的这位客人生活在“混合人生”里，却把这场晚会当成了可以在更广阔的虚拟舞台上展示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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