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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喜欢星期天去运动场，他和他的孩子们，也同样和杰德在一起。他说：“我的孩子们看起来很满足……我感觉我和他们是在一起的……我来这里是为了他们，但是只是作为背景。”我迅速环顾运动场四周。许多成年人既关注着自己的孩子们，同时也在看着自己的手机。他们在查阅家人、朋友或是同事发的电子邮件和短信吗？他们是在看手机相册吗？他们是在平行世界里与虚拟情人约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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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总说：人一直都在寻找逃避自我的方法，无论是从主观愿望还是从客观可能性来说，互联网都是一个不算新奇的选择。我认为这话是对的。皮特的虚拟人生与有些人所采用的、更传统的婚外情有些类似。这也与人们在商务旅行和度假中“假扮他人”的行为十分相像。当皮特一手摇晃着孩子们的秋千，一边对杰德倾诉衷肠时，这一幕我们并不陌生：一个男人发现婚姻之外的关系能给他想要的东西。但是也有一些是我们感到陌生的问题，即虚拟与现实生活的同步和混搭：一方面要在虚拟世界里浪漫倾诉，同时却要在现实生活中对6岁的孩子大声吼叫。皮特说他的网络婚姻是他的“混合人生”中重要的一部分。我问他“混合人生”这一表述是怎么来的，我从来没听过这个说法。皮特解释说，“混合人生”就是把你在线上和线下的生活混搭在一起。现在，我们关注的不仅仅是对生活的满意度，还包括对“混合人生”的满意度。我们已经从“多任务处理”转向了“多向度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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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只须连接移动设备，就能进入“混合人生”。在此之前，人们必须坐在电脑屏幕前才能进入虚拟空间。这意味着经过显示屏的信息都是经过思考的，并且与你能在电脑前花多少时间有关。现在，有了移动设备作为媒介，人们可以轻松流畅地进入虚拟世界。这让我们更容易地使用虚拟化身来缓解每天的紧张不安。我们把Facebook当成是“我们自己”，但我们的线上表现已经承担起了他们自己的人生。我们的在线自我发展出清晰的个性。有时我们会认为他们是“更好的自己”。我们为他们投入时间和金钱，希望能因他们而获得赞扬。然而，我得承认，麻省理工学院是一片高科技领域——最近有些人给过我名片，上面包括他们的真实姓名、Facebook链接，以及他们在《第二人生》中虚拟化身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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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说到社交机器人时，我曾说过：人们一开始认为它只是聊胜于无，而后来却认为它的确比真人更加出众，因为它可以陪伴我们，满足情感需求。现在，有些相似的事也发生在互联网上。尽管电子邮件、文本信息以及Facebook上的短消息是一种清淡关系，但如果和失去联系之间进行取舍，它就变得非常有用了。我们开始习惯于这种特殊的满足感——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们想联系、需要联系，我们就能联系，而且中断联系也很容易。过不了多久，你就能看到人们把Facebook上的生活描绘得无与伦比的好。他们用个人站点来分享个人思考、音乐和照片。他们的熟人圈子持续不断地扩大。不管他们的兴趣有多么小众，他们都可能被来自世界各地的热情的粉丝簇拥着；不管他们周边的文化有多么狭隘，他们都是世界性的。在这种精神的鼓舞下，当皮特聊起《第二人生》时，他高度赞扬了这款游戏的国际化风格，以及他获得了在虚拟世界中接受教育的机会。他声明，他在“现实生活”中也花了很多时间与朋友和家人在一起，但是他觉得《第二人生》是他更愿意与人打交道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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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第二人生》外，皮特在《魔兽世界》里也有一个虚拟化身，而且他也定期登录Facebook、LinkedIn、Plaxo之类的社交网站。他每天要查阅一个工作账号和三个私人电子邮件账号。我曾经把这种在不同身份之间的游走比喻成“骑脚踏车兜风”。但是现在，有了移动科技，“骑脚踏车兜风”已经加快发展成为虚实参半的“混合人生”，固化成一种持久的、共存的关系。即使是一部简单的手机也能把我们带入“心不在焉”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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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我的一个研究生对我说，有一次他和一个同学穿过整个校园的过程中，对方都在不停地打电话。我的学生很生气，几乎完全不能相信：“他把我放在‘暂停’键上，难道他指望我会在他打完电话以后，提醒他聊到哪个话题并接着聊下去？”在那时，他朋友的行为显得粗鲁而令人困惑。仅仅在几年之后，这种事情就见怪不怪了。移动科技把我们每个人都变成了“可暂停的人”。我们面对面的谈话经常被突如其来的电话和短信打断。在用纸张写信的年代，如果一个同事在开会期间阅读私人信件，是很难让人接受的行为。但从当前的新礼节来看，你的朋友当着你的面转身接电话或者回复短信，几乎成了标准动作。当别人手持手机，很难说他的关注点是不是在你身上。低头看手机的家长、伙伴或孩子都已经心不在焉却不自知。在餐馆里，客人们被要求将手机调至震动状态。但是很多人根本不需要铃声或是震动就能知道他们的手机有动静。“当我的手机有动静时，屏幕会变化，”一名26岁的律师说，“这时屏幕会发亮。即使我把手机放在提包里……我也能看见它，感觉到它……我总能知道我的手机发生了什么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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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能熟练地制定规矩，以划出界线来区别工作场所和家庭、游戏、娱乐场所。比如特殊的时刻（安息日），特殊的会餐（家庭晚餐），特殊的服装（在家卸下的“盔甲”，不论它是商人的西装还是工人的工装），以及特殊的场所（餐厅、客厅、厨房、卧室）。现在，科技随时随地都陪伴着我们，这些界线也变得模糊不清。我们在推动科技持续发展方面走得太快，而忽略了这条传统的、有益的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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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62岁，丧偶，把这条被抹去的线形容成“瑞普·凡·温克尔体验”（Rip van Winkle experience，比喻时代的落伍者）。5年前，当他的妻子生病时，他痛不欲生。现在他的妻子已经去世一年了，萨尔重新开始了自己的社交生活。他开始在家里款待客人。在他第一个小型的晚餐聚会上，他告诉我：“我邀请了一位女士，大约50岁，在华盛顿工作。在谈论到中东问题时，她在谈话中拿出自己的手机，但并没有对着手机讲话。我想知道她是不是在查阅电子邮件。我当时觉得她这么做不太礼貌，所以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发博客，她在‘博客’这场会议。”这件事过去几个月后，萨尔仍然将信将疑。他觉得一场私人朋友之间的聚会应该似乎包围着一道无形的墙。但他的这位客人生活在“混合人生”里，却把这场晚会当成了可以在更广阔的虚拟舞台上展示的一个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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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态三：多任务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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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我就生活与科技的话题采访了一些孩子，他们写作业时，常常开着电视、听着音乐，并时不时被掌上游戏机分散注意力。孩子们常常一边做代数题，一边玩《超级玛丽》。今天，这种回忆听起来几乎就像田园牧歌一样遥远。儿童做作业（包括做其他事情时）通常还登录Facebook、上网购物、听音乐、玩在线游戏、发短信、看视频、打电话和收发即时信息。这里唯一没出现的就是电子邮件，因为大多数25岁以下的年轻人都认为电子邮件已经过时了，只是在大学里或提交工作申请时才需要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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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任务处理曾经被认为是一种缺陷。随着时间推移，它似乎已经渐渐地被重塑为一种优点了。长期以来，年轻人吹捧自己有同时处理多件事情的能力，关于其优点的讨论也变得有些离谱。专家们宣称，多任务处理不仅是一种技能，而且是你迈向成功和在数字文化中必须学习的一种技能。甚至还有这样的观点：老派的教师一次只能做一件事情，这对学生的学习是不利的。现在我们必须惊讶了，因为我们是如此容易被打动。当心理分析学家研究多任务处理时，他们并不关注它有多高的效率，与此相反，多任务处理在任何一项研究任务中都表现不佳。但是多任务处理仍然让人自我感觉很好，因为身体会回馈一种引起多任务处理“高潮”的神经化学物质。这种“高潮”物质误导当事人认为他们自己是极具成效和富有创造力的。为了追求这种“高潮”，他们甚至想要同时处理更多的事。在未来，会有很多这样的现象需要我们去整理和研究。科技容易实现什么，我们就容易爱上什么。我们的身体和科技“共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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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甚至有一些教育工作者也试图把智能手机引进课堂，而另外一些人却尝试禁止学生携带手机以让他们能安心于课堂学习。在我任教的大学里，教授们分成干预和不干预两派。我们的学生都是成年人，我们没有义务去命令他们怎么做笔记，或者当他们上课走神时命令他们专注听讲。但是，当我站在充满Wi–Fi信号的课堂里，学生们在上Facebook和YouTube、在线购物、听音乐时，我当然还是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回到课堂。我认为他们不应该用上课时间来干别的事情。有一年，我在上课时提出了一个讨论主题，并建议学生们把要点写在纸质的笔记本上。有些学生说自己似乎解脱了。一个大二学生说：“现在我不会再被Facebook上的消息所吸引了。”其他人很生气，甚至有些粗暴无礼。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捍卫利用上课时间上网购物和下载音乐的权利，而是坚持说他们喜欢用笔记本电脑来记笔记。我要求他们手写笔记然后把这些内容敲进电脑。当他们抱怨为什么要两个步骤、多此一举时，我悄悄地想：这是个多么棒的学习策略啊。我坚持了我的决定。但是第二年，我向这股风气低头了，我允许学生做他们想做的事。但是我与我的一些同事们都注意到：那些在课堂上一直开着笔记本电脑的学生表现并不如其他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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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介总是随时能够满足人们的需求，人们也因此失去了选择交流方式的意识。那些使用智能手机的人说，他们有时似乎看着他们的人生在电脑屏幕上“上下移动”。他们看自己的人生就好像是在看一部电影。其中一个人说：“我看手表是为了感知时间，我看手机是为了感知人生。”许多成年人承认，电子邮件和短信打扰了他们工作，让他们分心，但是他们也说自己永远不会放弃使用这些媒介。当我特意问一些十几岁的年轻人，关于在做作业的时候被类似Facebook消息或是新短信之类打扰是什么感受时，很多年轻人似乎并不明白我的提问。他们的回答是这样的：“事情原本就是那样的，我的生活就是那样的。”当一个人在手机上的生活真的成了他的现实生活，问题就来了：手机版本是一个未经编辑的生活版本。它所包含的内容太多，超过了一个人的生活时间。虽然我们跟不上它的步伐，但我们仍觉得有必要对它负责。毕竟，这是我们的人生。我们力图成为一个能跟上科技发展节拍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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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设备允许我们在上面同时叠加更多的任务，因而促成了一种全新的时间概念。因为你在做别的事情时也可以发短信，发短信不仅没有占用你的时间反而给了你时间。这不仅是令人愉悦的，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我们千方百计想要挤出一点额外的时间，但是发展迅速的生活促使我们开始读诸如《慢活》（In Praise of Slowness）这一类的书。而且，我们找到了许多方法来陪伴家人和朋友，虽然在陪伴他们时，我们很可能是心不在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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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年长年幼，我们都被这样强大的媒介使用习惯所影响。十几岁的年轻人抱怨父母不允许他们吃饭的时候查看手机，也不让他们把手机带到学校参加体育活动。汉娜，16岁，是一个看起来有点阴郁、安静的高中一年级学生。她告诉我，好几年来，当她妈妈接她放学或者下舞蹈课时，她都试图引起妈妈的注意。汉娜说：“汽车要开动了，妈妈会一边低头看短信、一边开车，对我甚至没有说过一句‘你好’。”类似的故事也发生在其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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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们说，他们为这样的举动感到羞愧，但是他们马上又开始为自己开脱和辩解。他们说，他们比任何时候压力都大，他们努力应付这些邮件和短信。他们总是觉得自己落后了。他们如果不琢磨公司的事，就没办法安心度假。他们的办公室就在他们的手机上。他们抱怨雇主要求他们一直在线，但是随后也承认他们对交流设备的喜爱超越了一切专业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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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轻人感到时间紧张时（比如交作业的时间到了），可能会试图从这种“随时在线”的文化要求中逃离。有些人会使用父母的网络账号，因此他们的朋友就不知道他们在线了。成年人此时也会隐身。在周末，移动设备被忘在办公室或是锁在桌子抽屉里。当雇主联系他们时，这些人会运用各种花招。他会说自己在冒险旅行或是从事极限运动。当我写到这里时，坐飞机时依然可以长时间没有手机信号或网络信号。但是现在甚至连这一点也有变化了，许多飞机开始引入Wi–Fi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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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被科技束缚的世界里，很可能产生过载的情况。然而大多数人都承认，衡量成功的办法是看一个人处于随时在线的情况下能做成什么事。黛安娜，36岁，一家美国中西部地区大型博物馆的馆长，面对科技为她设定的节奏，她感到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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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想不起周末什么时候有这么一件事，也不记得什么时候做了备忘录，也常常忘记地址簿里的这个名字是谁。我的电子邮件程序有这样的功能，单击一下发件人的名字，然后“噗”的一声它们就进了我的地址簿。现在每一个给我写信的人都被登记在我的地址簿里了。任何人都是潜在的联系对象，一位买家、捐赠者或是基金募集者。过去所谓的地址簿，现在更像是一个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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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希望让自己做得更好，但是我的工作已经占据了我全部的生活。或者说，我的全部生活就是工作。当我在日程表、地址簿、电子邮件和短信之间奔忙时，我感到自己就像是一个“宇宙之主”，一切都是如此有效率。我是一台全速运转的机器。直到凌晨两点，我的手机都开着。我睡眠不太好，但是我仍然对发给我的这些信息应接不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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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说到工作，有人希望我能开通一个Twitter feed同步程序，在Facebook上推介博物馆，以及开通一个博客，更新博物馆动态。这意味着这些事情我都得负责。我的嗓子有些问题，已经嘶哑很长时间了。不是因为谈话太多，我大多时候是在打字，但是工作强度伤害了我的嗓子，医生说这可能和神经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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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和程序在一起时，感觉自己像是一个“宇宙之主”。然而，她是唯一一个受到网络生活侵蚀但仍然足够坚强，并把自己视为“全速运转的机器”的人。她和丈夫已经决定要好好休一个假。她盘算着告诉自己的同事她要“断网”两星期。但是黛安娜一直在拖延她的计划。她不知道休假计划怎么实施。博物馆的惯例是：可以休假但是休假期间要保持网络畅通。因此，假期往往就意味着在某个风景如画的地方工作。确实如此，无线网络的广告一般是这样的：一个英俊男子或一个美丽女子坐在海滩上。被科技拴住的我们，并非想否认美丽风景给我们带来的乐趣，仅仅是想在一个风景美丽的地方处理工作而已。曾经，移动设备争相出现在广告画面里。现在，它们只是被巧妙地暗示。我们知道成功总是离我们不远。人们去休假时，腾出的只是空间，但没有卸下责任。在一个即时交流的世界里，黛安娜的症状是与之相符的：她开始成为一台交流的机器，但是她失去了属于自己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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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黛安娜计划她的“离线假期”时，她承认她真的非常想去巴西：“但是我得有个在巴西时不在线的理由。在亚马逊帮忙造房子，又有谁知道他们是否有Wi–Fi呢？我的假期新说辞：我至少必须得假装没有理由让我带电脑。” 她在遥远巴西的假期终于成行了，但是假期结束时，她告诉我：“每个人都随身带着手机。他们坐在帐篷里，把手机放在身上，好像是一些巨大的卫星在天空中停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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黛安娜说她每天会接到大约500封邮件，数百条短信和大约40个电话。她指出，有些商业信息是通过多个渠道发过来的。有人会给她发短信和写邮件，然后打个电话，并在她的语音信箱中留言。“这是客户焦虑，”她这样解释，“他们通过交流让自己更好受一点。”在她的世界里，黛安娜已经习惯于接到一条急匆匆发来的、希望她马上回复的信息。她担心自己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处理信息里说的事情。而且，在一片喋喋不休的交流喧哗之中，很难判断到底有哪些事需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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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一个用快速回复电话、邮件、短信和联系来衡量成功的世界里形成自我。而对自我的测量，基于科技的诉求变得更容易了。但是在大容量、高速率的科技压力下，我们发现了一个悖论。我们坚持认为我们的世界越来越复杂了，然而我们已经创造了这样一种交流文化，这种文化削减了我们坐下来不受干扰地思考的时间。当我们运用那些几乎是需要立即回应的交流方式时，我们也失去了考虑复杂问题的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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