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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科技本身没有创造这种联系我们的感情和别人的方式，但是它的确使其变得容易。随着时间的沉淀，一种新的与人交往的形式被社会认可了。在我们的时代，如果我们能不断地与外界保持联系，那么“需要不断与外界联系”看起来就不是个难题或病症，而是适应科技发展的新鲜事物。这变成了一种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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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神病理学的历史是动态发展的。在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如果某些行为看起来是分裂性的，那么它们会被贴上病态的标签。例如在19世纪，性压抑被认为是一件有道德的好事，但是当女性失去知觉或言语的能力，就会被认为是兴奋过度。随着女性有更多发泄性欲的途径，这种症状的发病率有所下降，其他症状替代了这种症状。女性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广泛参与社会活动，但之后又重新在家中被边缘化，因此镇静剂的畅销也证明了那个时代女性的普遍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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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天生有害怕被孤立和被抛弃的症状。在研究“网络文化下的成长”课题中，我遇到了许多感到自我被驱逐的儿童和青少年。一些人的父母有好的初衷，但他们有好几份工作，因而无暇关心自己的孩子；一些人忍受着父母离异的痛苦——有时是多次离婚，从一个家长辗转到另一个，他们对自己真正的家没有信心。有些孩子是幸运的，他们拥有完整的家庭，父母收入稳定，但也经历着不同形式的抛弃。忙碌的父母经常全神贯注于手机。当孩子们回到家，在父母下班回来前，面对的通常只是一个空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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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处在上述所有境况中的年轻人来说，当家人不在身边时，电脑和移动设备提供了一个新环境。在这种背景下，我们会发现，联系还是不联系的确成了麻烦的问题：一些人只在网上“说话”；一些人严格避免面对面接触；一些人每天与父母发短信10或20次；一些人甚至认为打电话太“暴露”，表示他们将“发短信，不通话”。但是我们会把这些当作一种病态么？随着社会习俗发生改变，曾经被认为是坏的东西，现在看来似乎也是正常的了。20年前，作为一名在职的心理学家，如果我遇到一位大三女生一天打15次电话给妈妈，询问该买什么样的鞋和裙子、称赞一种新的脱咖啡因的茶、抱怨物理题太难，我会认为她的行为是病态的。我会鼓励她去直面与母亲分离的困境。我当时认定要在成年后获得成功，她必须解决以上困难。但是现在，一个每天给家里发15次短信的大学生并不少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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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生和大学生总是在发短信——在自助餐厅排队时、吃东西时、等校车时。并不令人惊讶的是，许多短信是发给父母的。我们曾经认为这是病态的，如今却变成了我们的常态。但是习以为常的行为也许依然存在着问题，也正是这些问题曾使我们把这种行为看作病态的。甚至说，一种典型的行为也许并不利于青少年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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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来看看利奥这个案例。他是一名大二的学生，离家很远，因此在学校常常觉得很孤单。他告诉我，他“处理”这个难题的方法是每天发短信、打电话给妈妈，多达20次。他说自己并不觉得这么做有什么夸张的，他认识的每个人每天都在煲电话粥。但是即使这种行为很普遍，他依然把自己的行为当作一种病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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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我们对心理自主性的观点正在发展当中。我曾说过，埃里克·埃里克森对年轻人的核心看法，就是他们需要一个中止的、暂停的、不在乎结果的试验空间。但在埃里克森的思想中，曾经成熟的自我相对比较稳定。尽管根植于关系网中，但最后它变得具有局限性和自发性。精神病学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Robert Jay Lifton）是埃里克森的学生，他对成熟自我的看法与老师不同。他称成熟自我是千变万化的，强调多面性。这个自我，是“流动的和多面的”，可以接受和修饰不同的思想和观念。当被赋予多元的、彼此毫不相干的、全球性的事物时，这样的自我可以变得活跃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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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公开场合，埃里克森表示赞同利夫顿的工作。但是，在1994年埃里克森去世后，利夫顿询问其家人能否归还他私底下写的、送给老师的书稿时，埃里克森的家人同意了。在《千变万化的自我》（The Protean Self）的书稿中，埃里克森写了大量的旁注。在看到“千变万化的男人”这个短语时，他潦草地在旁边写了“千变万化的男孩？”埃里克森不能接受，成功的成熟自我却带来不一致的结果。以他的标准，在网络空间的不和谐声中形成的自我不是多变的，而是幼稚的。而如今我认为，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成长，会让他们以自恋的方式与世界建立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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虚拟化身，我们的“第二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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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里克森说，身份游戏是青少年的专利。近些年来，青少年利用网络上生活丰富的内容来玩转这个游戏。例如，《模拟人生》游戏（这是《第二人生》非常初级的版本）中，你可以塑造一个表达自己各方面特征的形象，建造一座房屋，按照自己的品味装饰它。通过这些游戏，你可以在虚拟生活中重新塑造一个比现实世界更完美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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翠西是一个羞怯又忧虑的13岁女孩，她曾经遭受酒鬼父亲的毒打。她在“模拟人生”中建立了一个暴力家庭。在游戏中她仍然13岁，但是她的身心都很坚强。在虚拟世界中，她一遍又一遍地体会抵抗残暴的父亲的场景。凯瑟琳是一个有性经验的16岁女孩，她在网上塑造了一个萝莉的形象。“我想休息一下”，她说。凯瑟琳告诉我，除了休息她还可以练习“扮演一个不同身份的人。对我来说，这就是‘模拟人生’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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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瑟琳吃早饭时在游戏中“练习”，学校放假时在“练习”，饭后也在“练习”。她说在虚拟生活中她感到很舒畅。我问她，除了练习本身，她在游戏中的活动对她的现实生活还有没有其他影响。她说：“没有。”但是接着她开始描绘她的生活实际上是怎么变化的：“我一直在考虑和我的男朋友分手。我想要男朋友，但不再发生性关系。我在虚拟人生中的角色有男朋友，但是不发生性关系。他（她的虚拟男朋友）帮助她完成任务。我想，要开始新生活就必须和男朋友分手。”凯瑟琳并不是完全认同她的网络角色，她用第三人称来称呼她的角色。然而，对她来说，“虚拟人生”仍然是一个可以看到自己开始新生活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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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你在哪里创建一个新的用户，都会产生这种认同。在社交网站上，这种情况也可能发生。人们在那里填写的资料就变成了一种形象，你的陈述不仅表明了你是谁，还表明了你想变成什么样子。青少年的活动表明：游戏、现实和Facebook有很多共同点（从表面上来看，有更多的不同点）。它们都要求你填写并提交一种身份。16岁的奥德丽是纽约市郊区的一所公立中学罗斯福高中（Roosevelt）高二的学生。她清楚形象和资料的联系，她把自己的Facebook资料称为“我的网络双胞胎”和“我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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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娜是罗斯福高中一年级学生，她最近注册了Facebook。她的父母规定她在14岁才能注册Facebook。她注册之后，我与她有一个短暂的照面。莫娜告诉我，她一登录这个网站，“立刻感受到了能量”。我问她什么意思，她说：“我首先想到的是‘要让别人了解真实的我’。”但当莫娜坐下来填写资料时，她发现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有写作、编辑和删除，就有修饰和美化。最终，那个“真实的我”变成了难以捉摸的人。莫娜填写了资料后又做了修改，她把资料放了两天又再次修改。要添加哪张照片？表明哪些事实？透露多少生活隐私？她是否该透露一些家庭的问题，还是应该表现得一帆风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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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娜担心她没有足够的社会生活来使自己听起来更有趣：“我应该怎么形容我的个人生活？”类似的问题还困扰着她们班上的其他女孩。她们开始交男朋友。如果她们刚开始和一个人约会，是否应该把自己的资料填写为单身呢？如果她们认为自己和某人是恋人，而对方不这么认为，那该怎么办？莫娜告诉我，“通常情况”下，在表明你和对方谈恋爱之前，要看看对方的资料是怎么写的。但是，“这可能是一次非常尴尬的对话”，其中会有误会和争吵。对于14岁的人来说，Facebook可能是个令人心碎的地方；对于很多人来说，即使是大学生和研究生，也会觉得伤心。很多看起来很直接的方式都让人担忧。例如，罗斯福高中高三学生海伦说：“当在Facebook上接受好友请求或者忽略请求时，我总是觉得有点惶恐，我该加谁好友？我真的只想加我那些很酷的朋友，但是我在学校时对其他同学也都很好。所以我加了很多不受欢迎的同学，但那时我又不开心了。”这不是她想表现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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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维多利亚时代，通过交换名片，人们可以选择自己想见到谁。来访者前来拜访，留下一张名片，但不一定会被接受。他来你家拜访后留下一张名片，意味着你们的关系可以进一步发展。Facebook也有自己的交友方式，它跟这种传统有点像。在Facebook上，你发送一个交友请求，收到请求的一方可以选择接受请求或者忽略。这和在维多利亚时代一样，你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筛选。但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遵循了社会公认的规则。例如，一个人如果只接受跟自己社会地位相似的人，这是被理解的。在这一点上，Facebook的做法更民主，它让成员制定自己的规则，那些联系这些成员的人没必要理解这些规则。有些人以一种“我是你的粉丝”的心态，请求做别人的Facebook好友，也因此被对方接受。有一些人只和自己认识的人交朋友。另一些人和自己的朋友的所有朋友都交朋友，把Facebook当成扩大自己交际圈的工具。这些行为既令人兴奋，也让人紧张。大部分时候，个体会同时体会到这两种感觉，因为交朋友是有代价的。这意味着某人可以看到你在自己的资料里是如何评价自己的，看到你贴出来的照片，你的朋友在你的版面上贴出来的照片，以及你和你朋友共享的交流空间。和某人交朋友就意味着你默认他可以和你的朋友交朋友。实际上，这个网站会不断地鼓励成员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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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研究项目的早期，我在一次会议晚宴上坐在一位作家旁边。她的出版商坚持让她用Facebook告诉读者她会在哪里发言，把书的主题与自己不断扩大的潜在读者群分享。她的出版商希望这个策略可以让她的书热销。她以前把Facebook看成是一种商业策略，但是因为自己的粉丝数量不够多而焦虑。而且她还嫉妒她的同为作家的丈夫，因为他的朋友比她多。她觉得不该用“朋友”这个词来形容她Facebook上的所有“好友”，因为有很多好友加她只是为了职业需求。她对我说：“这个网站好像把我带回了高中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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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向她保证，当我注册Facebook时，这个网站对我来说还很新鲜，我会把第一感觉记录下来。现在看来，我的第一感觉稀松平常：我在交友计划A和交友计划B之间游离不定。计划A是我只在这个网站上联系我认识的人；计划B是我会接受所有人的好友请求，因为他们都表示很欣赏我的工作。我前几周执行了计划A，转而又选择了更具包容性的计划B，因为我为吸引了众多陌生人的注意力和称赞而沾沾自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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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既然我已经同意让陌生人走进我的生活，那我该不该走进陌生人的生活呢？我本来以为不会，直到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我很喜欢的作家是一个朋友的Facebook好友。我心里想着或许可以和这个作家做朋友，于是就发送了请求，他接受了我。一个餐厅的画面浮现在脑海中，我在他的虚拟餐桌旁坐了下来，但我感觉自己就像不速之客。我很现实地思考了一下，发现我太拿这个当回事了。在Facebook里，粉丝确实是“朋友”，但是当然，他们算不上真正的朋友，他们只是加了好友。这就是Facebook和现实的最大区别。而我还是不能从高中时代的感觉中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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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展示的焦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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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acebook上有多少真实？你可以在上面撒多大程度的谎？如果你撒谎了，又会有什么后果？南希，一个来自罗斯福高中的18岁女生回答了这些问题：“一方面来说，风险很低，因为没人真的去查那些内容。”然后她做了个鬼脸，继续道：“不对，风险大着呢，大家都看的。”几分钟后，南希回到了问题上：“只有我最好的朋友才知道我编了一点点，但她们完全能理解。”她笑道：“这一切，我想，还真有点儿让人精神紧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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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克兰斯顿的一群高中生描述了这种紧张感。其中一个说：“你需要填写13～18岁的个人资料。”多年的个人身份在编写这些资料的过程中被重塑。这些私立学校的学生在申请中学时需要编写一套个人资料，进高中的时候再写一套，在Facebook上再写另外一套。现在他们又开始为大学写新的资料。而对于这一点，汤姆说：“你得为不同的大学准备稍微不同的材料，比方说，为申请达特茅斯（Dartmouth）准备一个，为申请卫斯理（Wesleyan）得准备另一个。”对这种“个人资料编写迷”来说，每套资料都需要不同的写法。“等到你能把大学申请提到的问题都写到位了，你就成了专业资料写手。”他的同学斯坦详细地描述了他的网上资料。每一套资料都特别针对一个目的，但是这些资料必须彼此有重叠的部分，否则会被质疑真实性。创造这种“真实性”的假象是需要一定的艺术鉴赏力的。在多种媒体上、为了多种不同的目的、在各种特殊情况下，展示自我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其中的奥妙，按照斯坦的话说就是：“将这些不同的资料一起编织……这样人们看了才不会觉得你太疯狂……我在高中所学到的就是写资料、写资料、写资料，以及如何制造出一个‘我’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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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早先的研究中，曾有一位大二学生警示我说，在采访过程中千万不要被那些声称自己的Facebook页面上的资料是“真实自我”的人骗到。那就是演戏，你塑造了一个角色而已。埃里克，新泽西哈德利男子大学（Hedley）预科学校的一个大二学生，称自己通晓如何“建一个Facebook页面”。然而，即使是他，当发现女生们使用美图软件让自己在头像照片里显得更瘦一点时，也表示震惊。“从那么小的照片里你根本看不出来她们做过处理。除非看大图，你能看到背景都变形了。”还没到18岁，他已经成了一个“身份侦探”。Facebook个人资料是精神压力的一大来源，因为它对于高中生的社交生活是那么重要。有些学生感到自己被其奴役，决定放弃Facebook，哪怕只是放弃一段时间，来重新找回原来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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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哈德利的二年级学生，打算利用预科毕业后去中西部一所小型自由艺术学院上大学前的间隔时间来做交流服务。他的父母都是建筑师，他自己则对生物以及游泳很有热情。布拉德想要在哈德利的社交圈子里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并不喜欢发短信或者即时信息。他向我强调自己并非那种“勒德分子”（Luddite，反对使用新机器及方法的反对技术进步者）。对于网络，他也有许多溢美之词可说。他认为这种交流方法对那些没安全感的人来说的确更容易些。可以在线上随时编排自己的想法 “让人感到安心”，他说，因为你总有机会去“想好了、计算好了、编排好了，来保证尽可能简洁明了”。然而，当我们的对话继续深入，布拉德换了套说辞。尽管有些人因为有掌控感而觉得能够更好地对话，线上交流还提供了机会让人们可以无视他人的感受，你可以避开眼神接触，你可以选择不去听“他们声音里的痛苦或愤怒”，但是在网上，人们错过了肢体语言和对话的声调。人们已不再是真实的自己。而更糟的是，线上生活让他错信了他的朋友。他的朋友将他的短信内容“记录”了下来，在没有告知他的情况下，上传到了“剪切、粘贴”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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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当我在布拉德上二年级的那年春天遇到他时，他已经放弃了网络生活。“我戒网了，”他说，“至少这个夏天，在我上大学之前都戒了。”他解释说这并不容易，因为他所有的朋友都在Facebook上。在我们谈话之前的几个星期，他也曾尝试重回网络世界，但是立刻就感到自己陷入了响应不完的网络需求中。他说自己不到一天就感到了“简单粗暴”和跟不上节奏。他觉得没有时间回复所有人的来信很有罪恶感。他说Facebook会消耗很多的时间和精力，没那么容易让人随便上上线就行了，只做到最低程度就已经“令人筋疲力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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