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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黎塞留学院的所有大二学生都赞成需要避免的是电话。曼迪对手机通话一通抱怨：“不想打电话是因为，一旦电话拨通后你就会进入谈话。”而谈话是“只在你需要的时候才想要进行”。对于曼迪而言，“几乎永远不会需要……打电话的刺探性太强，时间太长，很难挂断”。她同意奥德丽提出的问题：尴尬地说再见似乎是在拒绝别人。而发短信，她说：“你只需要提问，然后谈话就可以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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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打电话的厌恶不分性别。一个菲尔莫尔学校的16岁男孩很少打电话，除了他的妈妈让他给一个亲戚打电话。“发短信时，你有更多的时间来思考自己写的东西。打电话时，你不能像发短信那样很好地考虑自己所说的内容。电话里，通常会表现得过多。”他喜欢看似随意地表达自己深思熟虑的事情。这种“看似不在乎”的风格是青春期的情绪特征，而现在的数字通信技术又加深了这种特征：你发送了一条信息，你看起来并不在意，事情就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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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信会给收信人留下一种即兴的印象。但是青少年承认，他们也许会花上10分钟来编辑恰当的短信内容。菲尔莫尔的高三学生斯潘塞说：“你收到短信回复时，就忘了所花费的时间。你从来不会想到其他人在发送短信时也绞尽脑汁。因此，你也似乎忘了自己编写短信内容的时间。”我问他有没有发送过仓促编辑的短信，他承认有过。“但发送重要的短信则不会这么轻率……在我发送一条重要信息之前，我已经反复推敲了许多遍。”斯潘塞的同学德瓦尔说他自己是一位短信高手，他把发送短信看作“在交谈”。一天中午我遇见他，他说自己当天“已经发了约100条短信”，大多都是以对话的形式。德瓦尔解释说：“一场对话是告诉我的朋友，昨晚的比赛我没能参加；另一场对话是有关我蒙特利尔的表妹，她问我关于今年夏天的一些事。我打算明年去加拿大念大学，那时我会去她那，所以她问我这个夏天是否要过去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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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问德瓦尔，跟他蒙特利尔的表妹发短信和打电话有什么区别。他大部分时间都在早上给她回短信，不打电话的原因不是为了有效地管理时间，而是“她的声音很吵”。不仅如此，他说：“短信更为直接。你不需要找别的话题来填补谈话空白。”他们通过短信的互动“只有相关信息”。德瓦尔说：“她问我直接的问题，我给她直接的回答。给一个你不想与其交谈的人打电话，就是在浪费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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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短信能让德瓦尔在不受声音打扰的情况下与别人“谈话”。他习惯于不用任何寒暄，也不用对他的表妹表现出任何兴趣，就能计划这个夏天去她家玩的事。双方都希望将这种交流简化为一项用计划软件就能完成的沟通。用软件来完成就不需要“谈话填料”而是“只有相关信息”，这会让人觉得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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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德瓦尔不知道是不是一生都可以这样只发短信。他说也许很快有一天，他会“逼着自己”去给某人打电话。“这也许是一种让自己学会交谈的方法……因为在以后的生活中，我需要学会如何与别人对话，而不是长时间这样尴尬的沉默。我觉得从长远来看，现在的电话交谈对我有利，因为这样我能学会交谈。”现在，就连老一辈都开始避免电话交谈。如果你发现自己好像随时待命，那么你就可以开始逃避现实中严酷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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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打电话，源于我们的“脆弱”而不是“打扰”或“被打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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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研究的孩子们生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很多孩子刚过了蹒跚学步的年龄，就通过美国在线接触到了网络。而他们的父母则是成年后才开始网络生活的。在这一领域，他们这代人从开始就扮演孩子们的追随者的角色。这一模式还在持续发展：统计显示，Facebook上增长最快的人群年龄介于35～44岁之间。传统观点总是强调这些成年人同他们的孩子之间的差别——从根本上区分数字世界的“移民”和“土著”。但是他们有很多共同点：这当中最重要的就是被操控的感觉。如果孩子们出于学校或是异性关系方面的原因，将网络视为可以藏匿或划清界限的场所，那么他们的父母则筋疲力尽地想要掌控一切，唯一有效的解决方法就是让大多数交流通过网络或短信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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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一直在线，一直工作，一直随时待命。我记得几年前同朋友和她的儿子共同庆祝感恩节。他的儿子是一名年轻的律师，公司刚刚给他配备了BP机。那时，所有在座的人，包括他自己，都嘲笑“法律紧急情况”这一说法。到第二年，他就无法想象如果不随时与办公室取得联系将会是什么样子。曾经只有医生才有BP机—— 一种轮休时的负担。现在，每个人都有这样的负担，这成为一种个人资产或是一种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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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家人和同事，我们随传随到。一天早上，我在伯克郡徒步旅行时，遇见了47岁的曼哈顿地产经纪人霍普。她随身携带手机。她说她的丈夫可能会给她打电话。事实上，他每半个钟头就会打一个电话。霍普略带歉意地说，她并不喜欢打电话，但是她爱自己的丈夫，而她丈夫需要如此。她每个电话必接，直到最后一个电话信号不太稳定。“太好了，我们已经出了服务区，”她边关机边说，“我需要休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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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感到越来越需要理由来让自己独处，需要不接电话的理由。当人们想要化解压力时会求助于科技，而这种压力恰恰是科技带来的，这是一种辛辣的讽刺。人们开始使用来电、短信过滤软件，这些软件可以帮助自动屏蔽他们不想看的短信、不想接的电话。霍普和奥德丽年龄相差30岁，两人却都将发短信视作解决“电话”问题的方案。两人都认为压力来自实时通信。正因如此，霍普解释说她正在劝说丈夫改为发信息。也许她的丈夫会发送更多的信息，他可以比打电话更频繁地发信息，而她则没有必要立刻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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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电子通信错综复杂的感情，并不表示我们对联络人缺乏感情。只是信息流让我们无法找到独处的时间——没有人向我们展示依赖或是情感的时间。独处时，我们并不是拒绝这个世界，只是有自己思考的空间。如果电话总在你身边，想要独处似乎变成了躲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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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用不断变化的关系填满我们的生活，拒绝独自思考和梦想，忙到精疲力竭，我们做了一场新的浮士德式的交易。即在彼此独处的情况下打交道，这是数字时代人们新的共处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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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就职于波士顿一家大医院的36岁护士，每天早上都会去看望她的母亲。然后到商店买食品，打扫房间，准备上班。上完8个小时的班，吃完晚饭后，就已经晚上9点多了。“我没有时间和精力社交，”她说，“甚至给朋友打个电话的精力都没有。我的同学遍布全国，我会给他们发邮件。登录Facebook，我就不觉得孤单了。即使我登录的时候别人不在线，但感觉上他们却在。我看到他们的新照片，了解他们最近做的事情，我就感觉与时俱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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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52岁的离异者从小就乐于参与志愿者工作，并且喜欢和朋友一起喝下午茶。如今，她是一个全职办公室经理。她对于新时间表感到很不适应，她说她“很惊讶”地发现自己不再给朋友打电话。她满足于发送邮件和Facebook信息。她说：“打电话就像‘入侵’一样，我感觉扰乱了朋友的生活。同样，如果他们给我打电话，我也感觉被打扰了。工作之余，我想要回家，在Facebook上看看孙子们的照片，发发邮件，就感觉与人联络了。我很累，没有准备好见人——我说的是面对面的相见。”对于曾经十分普遍的电话，两位女性都感到为其所累。它的设计缺陷是通话只能实时进行。电子邮件的初衷是避免人们奔波劳顿，结果使人们连措辞打电话都觉得困难了，更不要说见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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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多岁的丹是一名法律教授，他说他从不在工作中打扰同事。他不打电话，也从不要求见面。他说：“他们可能在工作，或是忙别的事情。可能时机不对。”我问他这个习惯是不是刚养成的。他说：“是的，我们曾经出去玩。那感觉很好。”然后他用“人们现在都很忙”来回应他的观点。曾经在学校里经常做的事情现在变成了一种打扰。接着，他停顿一下更正说：“我这么说不是很诚实，其实我现在也不想跟人说话，不想被打扰。我觉得我应该去打电话，那种感觉会很好。但是在手机上跟人沟通更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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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普遍流行的态度对于25岁的休来说有些艰难。他说他的需求要超出电子邮件和Facebook所能提供的。如果没有时间见面，他希望朋友可以给他打电话，这样他就能“享有此人的全部注意力”。但是当发信息给朋友安排电话时，休说一定要清晰表达自己的意图：他想要“私人电话时间”。他解释说：“这一时间内，需要打电话的对方承诺不会接听别人的电话，也不做任何别的事情。”他说当与朋友通电话时，感到对方还在发信息或是登录Facebook，就会感到很沮丧。这种情况很常见。“我甚至都不想他们走路。我无法与赶场参加销售会议的人认真地通话。私人电话时间是最难得的。人们不愿作出这样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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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热衷于通过发信息进行联络的年轻人也同意休所说的全神贯注的困难。一个16岁的男孩说：“我对别人讲，跟我说话，现在到我的时间了。”另一种尝试就是要求朋友打有线电话，因为那意味着当通话时他们是在固定位置，通话信号也很清晰。他说：“最好是让人给你打有线电话……那是最佳了。”曾几何时，用有线电话通话而不被打扰是再普遍不过的事情了，而如今却成了稀奇的事情，就像王冠上的珠宝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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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说，最近他得到私人电话时间时，倒有些后悔了。这要求人们坐下，专心聊天。他把标准定得太高了。“如果我没有谈论到忧郁症、离婚或是被炒鱿鱼之类的事情，他们就会感到失望。”休笑着说，“你要求私人电话时间，你最好有不错的谈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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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电话的壁垒如此之高，以至于有重要事情时人们也会退缩。律师塔拉在之前承认，通过电子邮件交流，是“处理”她的朋友。她给我们讲述一个友谊如何被削弱的故事。塔拉同她法学院的同学艾丽斯每年相聚4次。最近，两位朋友互发邮件来确定约会日期。在错过很多次之后，她们最终敲定了时间和餐馆。艾丽斯并没有为聚餐带来好消息。她的姐姐去世了。尽管相隔千里，这对姐妹却每天通话。失去了她的姐姐和每日的通话，艾丽斯觉得无所依靠。吃饭时，艾丽斯告诉塔拉她姐姐的死讯，塔拉觉得很沮丧，几乎发狂。她和艾丽斯发了几个月的邮件，为什么艾丽斯不说呢？艾丽斯解释说，她和家人在一起，忙于各种事务。她轻描淡写地说：“我只是觉得这样的事情不适合在邮件里说。”艾丽斯是最需要得到朋友支持的人，却反过来安慰塔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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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叙述这个故事的时候说，她为自己的反应感到羞愧。她那时和现在都应该安慰艾丽斯，而不是关心自己作为对方闺蜜的等级。但她还是觉得受到了冒犯。毕竟，她们“联络”了很长时间。塔拉不断回想，若是打电话商定约会的事情，也许她就会知道艾丽斯经历了什么。她说：“我或许能从声音中觉察出来。我会生疑并邀她出来见面。”但是对塔拉来说，和其他人一样，电话是打给家人的。而朋友，即使再亲近，也不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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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拉逃避打电话，但是觉得有所失。对年轻人来说，情况就不甚明了了。西尔弗学院的大三学生梅雷迪思谈到她几个月前通过即时信息获悉一个朋友的死讯。她很庆幸当时没必要见人或是说些什么。她说：“当时在放假，我待在家里，也没有去看任何住在附近的人，然后朋友罗茜发信息给我说朋友去世了。我很震惊，六神无主，但是还好。要是看见什么人的话，我可能会不知所措。我不见任何人，只是在线跟人们诉说，我挺过来了。如果她们当面告诉我的话，情况可能会更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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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让梅雷迪思继续说下去。她解释道，如果坏消息是通过信息传递的，她能够自持。如果是通过电话，那就太糟糕了。她说：“我没必要在人前表现得很沮丧。”事实上，得到消息后的一整天，梅雷迪思仅通过短信和朋友交流。她用简短的文字叙述：“仅仅陈述事实而已。‘你听说了吗？’‘听说了。’就这样。”即时信息使她得以排遣情绪。在学校见到其他人的时候，她几乎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一见到我的朋友们，我感觉糟透了。”卡伦和比阿特丽斯讲述了类似的故事。经由即时信息得知她最好朋友卡伦父亲的死讯。她说：“通过电脑知道消息会好过一点，更容易一点。我可以一点点地接受，没必要在任何人面前失态。”比阿特丽斯回应说：“我不想听到坏消息。但如果发信息告诉我，我能保持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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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轻的女性想通过网络的庇护来处理强烈的感情。同现实相比，网络提供了另一条处理情感的途径。压力之下，她们最想保持镇静。但她们无法沉着，无法保持镇静的时候，她们找到了新的逃避方法：拿起电话，发信息给不在屋子里的朋友们。当这代人迅速地说出“不要打电话”时，我看到了他们的脆弱。他们将自己的真实感情拒之门外，同样被拒之门外的还有能帮助他们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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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音传递情感，我们却巴不得让声音在生活中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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