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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说他不再觉得网络生活是一个放松或是做回自己的地方。“因为这里一切都被记录，这完全就是另一码事了，你得时时刻刻提醒自己做事要小心。”如果在聊天当中发脾气了或是被误解了，他说：“我可能会说，‘不好意思，抱歉’或是‘让我重复一遍’。或者我可以讲个笑话一笑而过。”在线时，即使没人记录你，Facebook也在记录着。“我听过太多这样的故事：一些人在他人Facebook的留言板上留言或是跟帖，第二天，他们为此而感到难过，因为他们认为这么做是愚蠢的。只是一时冲动的，他们就像冲昏了头一样。”但它就在那里，代表着最差的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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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承认说：“当然，如果你亲口说一些愚蠢的话，或是亲自做一些愚蠢的事，之后你还会想起此事。”但在面对面的交流当中，他便有余地解释那些一般性错误。在网上，可能总是有人在收集你犯错的“视觉证据……保存好的书面证据”。布拉德也不再埋怨科技带来的种种可能性或是那些未经你许可而做记录的人。他说他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意思是那些生活在数字世界的人应该知道发脾气是不容许的，或在线说些你不想因此引来麻烦的话。除此之外，布拉德说：“没有必要使用在线交流方式来表达你发自内心的情感……你没有必要在网上快言快语，因为你完全可以等上几分钟，不在键盘上敲打任何东西，慢慢冷静下来。”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自我管制对达到一个完美的自我是有作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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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布拉德谈论那些破坏交流的“视觉证据……保存的书面证据”的时候，他听起来像是受过他人追踪似的。我向他询问那些保存他信件的人，他说这并没让他感到烦恼。在信中，他解释说，他在写之前会先想好，有时候为了写好一封信他会重复好几次。但是对于他来说，尽管在这方面有经验，互联网对话感觉还是像试探性的。你要养成边写边思考的习惯。尽管一切都是“组合而成的”，他勉强感受到了“一种进入自由区的体验”。16岁的奥德丽描述了一个类似的“断开”。她觉得在线生活是一个试验的瞬间。但她知道电子消息是永存的，学校和未来的雇主有办法进入她的Facebook。她所感觉到的和她所知道的并不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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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拉德和奥德丽都经历过电子通信的矛盾论。你盯着办公桌上或是手中的屏幕。在电子信息的束缚里，我们想象着我们在写给我们所希望的那些人，我们写给那些人中间的一部分，这让我们感到安全。你觉得身在一个私人而又短暂的地方。但你的通信都是公开的、永存的。对数字通信和它的现实情况两种感觉之间的脱节，向人们解释了为什么大家仍然在发送破坏性的电子邮件、短信和消息，这些都证明了他们对法律的侵犯，对配偶的欺骗。人们试图强迫自己，使得他们的行为与他们所知道的、而不是他们所感觉到的相一致。当人们试图忘记“互联网没有隐私”这一事实的时候，媒体却与之串通一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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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17岁的伊莱恩，她认为互联网让害羞的人更容易交到朋友，因为躲在屏幕之后，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压抑。伊莱恩对于这种“自由”空间的感知是相互冲突的。比如，她知道她在任何一个像Facebook的网站上所做的一切都会始终存在，并被Facebook占有。但一旦在线，伊莱恩就没了信心，她会记得她说的每一句话都将传给后代。互联网可能是永远的，但要牢记这一点还需要一个过程。她认为如果说“在互联网上发生的事情会一直停留在互联网”有点不切实际。她表示那样说也“太难了，健忘有时候也是人之常情”。有些人说他们可以将他们的现实生活和网络生活很好地区分开来，对这样的人她持怀疑态度：“对于在互联网上的一切，每个人都可以复制、粘贴或保存……如果你和某人面对面聊天，而这没有被录音，那么你可以改变你的意见和想法，但是在网上就是另一回事了。在互联网上，你说的一切都被录音。你不能说，‘我的想法已经不同了’。你也许可以的，但同时，你之前说过的已经在那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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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互联网视为实验和自我表现的平台是有道理的。然而，伊莱恩认为她能自由地去做一些“将被永远记住的”事情。但还是俗话说得好：“自由”与“永恒”在一起是行不通的。伊莱恩说：“我觉得我的童年被互联网夺走了。我不应该去考虑这些事情。”当唐上大学的时候，她试图擦除她的Facebook页面。她说：“我想要一个全新的开始。”但她能删除的东西并不多。她的朋友们的页面上有她的照片和她留下的信息。所有这些都将一直在那儿。她说：“这就像有人即将发现一个可怕的秘密，一个我自己并不清楚在哪儿遗漏的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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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就像布拉德那无法原谅的自我批评（“我应该知道……你没有借口……”），你将看到工作中的自我监察的一个新的管理体制。还是刚刚学步的小孩，他们学习如何在线打字，随之他们发现它是永存的。我们知道第一代人经历青春期的事情，知道他们第一次失足，知道所有尴尬的姿势，这一切都被“冻结”在计算机的内存里。有些人可以忘了这一切，有些人却做不到，有些人不会忘记，而有些人，我觉得也不应该忘记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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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一代人的时间，人们才开始渐渐明白：在互联网上，“删除”和“擦除”只是隐喻。文件、照片、邮件和搜索历史只从你的视线里“删除”和“擦除”。互联网却从来没有忘记。其记忆能力强大得让人难以相信，因为人的第一直觉是它令人难以置信。一些青少年否认正在发生的事情，有些人觉得它“不公平”，他们宁愿像乌龟一样，一辈子背着自己重重的壳。哈德利高二学生科尔宾评论这个观点——在互联网上什么都不会消失。他说：“我在Facebook上写的所有东西，都将永远存在。对于你做了些什么，你不可以逃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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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在那，当然人也会在那。你加某人为好友，并当成10岁小孩看待，如果不想做朋友，则需要采取积极行动。原则上，每个人都想跟他的发小保持联系，但是Facebook使得“一个过去结识的人”这个概念比较接近“不合时宜的人”。科尔宾有一种方式来表达自己的不安。他说：“作为第一次，人们跟你保持朋友关系。这样你就更难放开你的生活和向前迈进。”16岁的桑杰不知道当他长大之后，会不会在他朋友的留言板上留下什么。他总结了他的担忧：“第一次人们可以与他们生活中的所有人保持联系，人们会遗忘高中同学，重拾一个新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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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种永恒不息的焦虑。10年前，我认为我们网络生活的流动性、灵活性和多重性鼓励着某种自我，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将此称作“千变万化”。现在我仍然认为这是一个有用的比喻。但千变万化的自我受到持久的人和各种资料的考验。一个不确定未来的幻觉支撑着这种千变万化的感觉。出现在他人的电脑或者手机上面的这种经历是如此的隐私，隐私到我们很容易忘记我们的真实处境。每一次的联系，我们都留下电子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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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我也认为互联网为青少年提供了凭借身份去尝试的空间，相对而言，对于这种尝试他们不需要为其后果负责。就像埃里克·埃里克森所认可的——他们必须这样。但持久的人和各种资料同样也破坏了这一可能性。我曾跟一些青少年聊过，他们一个月收发短信高达6 000～8 000条，一天花几个小时在Facebook上，同时还交错着即时信息和谷歌搜索，所有活动都留下了痕迹。“暂停”这一想法很难与本身就能产生电子阴影的生活达成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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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得·潘看不到他的影子，他是永远都长不大的小男孩。我们大多数人都喜欢他。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得说这里有许多焦虑），电子阴影下的生活也开始显得自然，这种阴影好像会消失——直到一个危急时刻降临：诉讼、丑闻、调查。那时候，我们真是到了“有患无备”的境地了，转过身来才明白，现在我们一直都在作茧自缚。但大多数时候，我们表现得好像阴影根本不存在，而不是简单的看不见。事实上，大多数跟我一样担心这种持久在线的资料的青少年，他们都试图把它抛诸脑后。对于“冻结”空间的需求是如此强烈，如果他们一定要忘掉这些的话，他们愿意去虚构小说中寻找，这是一种可以理解但不稳定的决定。你打个电话、发条短信、在Facebook上留言都会留下痕迹，这种想法，在某种程度上都是可以理解的，也正因为此，人们表现得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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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年人也生活在小说里。一些人表现得好像电子邮件是私人的一样，尽管他们知道不是这回事。还有一些人说，他们在网络上从来没有进行过重大的业务或是私人的谈话，他们坚持对于任何重要的事情，他们只通过安全的固网电信交流。然而，就在我们交谈的时候，他们也常常承认，很多次他们并没有按照自己的规则办事。很多时候，经常出现因为电子邮件中的轻率行为而导致羞愧脸红的低头认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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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这个问题算不上是什么问题。他们指出，从历史观点上说，隐私是一个全新的理念。这的确没错。尽管在历史上是全新的，但隐私已经很好地“服务”了现代 “亲密”和“民主”理论，没有隐私，亲密的界线便会变得模糊。当然，要是所有信息都被收集，那么每一个人都将成为情报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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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上的隐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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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为政治做的好事已经司空见惯了，它为我们的信息提供了新的来源。比如，我们可以通过由手机摄像头拍摄的照片和视频，来了解世界各地的政治事件。网上可以进行组织与筹款活动。霍华德·迪恩在2004年的民主党初选中，网络已经被用来聚集人群。贝拉克·奥巴马竞选阵营把迪恩时代的“偶遇”理念，转变成一种把支持者从虚拟中“拖”到彼此的家中或是“拖”到大街上的工具。当谈及隐私问题时，如果涉及互联网的是非，我们不会轻视其中任何一个积极的方面。除了被动性和解析度，政治言论还有个寒蝉效应。[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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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们谈论互联网时，年轻人做了一个令人不安的区分，这个区分介于将会受到原谅的尴尬行为和可能会让你陷入麻烦的政治行为之间。对于高中和大学生，彼此之间的“潜行跟踪”和其他的任何事情属于第一类行为。将此类动作编码为尴尬的，他们觉得你可以为你的尴尬行为道歉然后继续生活。毕竟名人文化都意味着“入侵”和“改造”（这些年轻人以“欺负”他们的同辈而得到慰藉，这也是上述模式的一部分——他们的那些将被原谅的尴尬行为）。但对于你的政治行为，比如签署请愿书或示威活动，你就必须得为自己的行为负责。一位18岁受访者这样说道：“互联网有时肯定会让你想抗议或是其他什么，不过那时会有数不清的摄像机对着你。你都不知道应该在哪儿发表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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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私问题有其政治主张。对许多人来说，“总之，我们无时不被监视，所以谁还需要隐私？”这种想法已是司空见惯了。但这种心态是要付出代价的。威比奖是一个发掘最好和最具影响力的网站的评比奖项。在它的一次颁奖典礼上，有关庆典仪式的新闻铺天盖地，仿佛是政府的窃听丑闻。当非法窃听的问题被提出时，那些“在互联网上有极具影响力的人物”的普遍反应是不把这个问题当作问题。有很多人在讨论“所有信息都是好资料”、“信息想要免费”和“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这些话题。在颁奖前的一个鸡尾酒会上，一个网络大师向我生动讲述了窃听的争议问题。令我惊奇的是，他引用了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圆形监狱”理论（用来隐喻那些数字监控和数据挖掘等）来解释为什么他不担心互联网上的隐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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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福柯看来，现代国家的任务是创建一个自我监控的公民体系，以此来降低对实际监控的需要。自律的公民遵守规则。福柯写道：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之所以要设计一个“圆形监狱”是因为它捕捉到了一个公民究竟是怎样被塑造的。“圆形监狱”仿佛是一个车轮般的结构，监视人就在其正中心位置，不论监视人实际上有没有在场，人们总有一种被监视的感觉。如果这个结构是一所监狱，犯人知道警卫人员可能随时看到他们的所作所为。最后，这种架构使得他们形成了一种自我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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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圆形监狱”就是一个隐喻，形象地描述了在现代国家，每一个公民是如何成为他自己的警察。暴力已经不需要了，因为国家创造了顺从的公民。国家时刻在监控、监视，每个人都在自我监察。以此类推，在威比奖典礼上，我的聊天伙伴说，互联网会一直监控，所以即使偶尔有人真的在监控也没有关系。只要你没有做错什么，你就是安全的。福柯对规训社会的批判态度，在技术专家的手中，为美国政府利用互联网来监视其公民提供了理由和依据。鸡尾酒会上，我们身边到处都是点头赞同。我们已经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一种变体，这在技术社区里十分常见，且在高中生和大学生的群体中越来越受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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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放弃你在MySpace或是Facebook上的隐私，比如从你的音乐喜好到你的身体疾病等方面的隐私，那么与其他人相比，你受到那些知道你跟谁打电话，或是知道你频繁登录什么网站的、匿名政府机构的麻烦要少得多。有些人甚至对一定程度的公开曝光感到高兴、满足，感觉像是一种认可而不是违规。被人注视意味着他们并不是微不足道的或孤独的。互联网使得一代人在线交谈，对于他们之间的所有对话，任何关于网络隐私的讨论都会导致“辞呈”与“疾病”。青少年的隐私将会被侵犯是必然的事，当我跟他们谈起此事时，我沉浸在20世纪50年代布鲁克林的那段与众不同的成长经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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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还处在麦卡锡时代，我的祖父母被吓坏了。他们有着东欧的背景，他们看到在听证会上麦卡锡并不是被判定为抵制爱国主义，而是被判定为人权攻击。约瑟夫·麦卡锡（Joseph McCarthy）曾让政府监视其公民。政府查看你的邮件，从来就没有什么好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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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情况不同了。当我还是个小孩时，我和祖父母一直住在一座公寓大楼。每天早上，我的祖母带我到楼下的邮箱。看着那闪闪发光的黄铜大门，她读着门上写的名字说：“人们并不害怕写上他们的名字，他们不怕所有人看到。”我的祖母会这样跟我说，好像它从来没有发生过一样。“在美国，没有人能看你的邮件。因为这是一个弥天大罪。这也是这个国家美好的地方。”最早的时候，我邮箱里的公民教育课程把隐私和公民自由联系到一起。我想到对于那些懂得他们的电子邮件和信息都是共享、不受保护的情况下而生活的孩子们，今天的一切是多么不一样。我又想到那位在威比奖颁奖典礼上“谦虚引用”了福柯的话的互联网专家，他们认为互联网完成了“圆形监狱”的梦想，并总结了自己关于网络的政治立场——这样做只是为了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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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有时一个公民不应该简单只做顺民。“你必须留有说 ‘不’的空间，真正的说 ‘不’。还需留有技术空间（一个神圣不可侵犯的邮箱）和心理空间。这两者相互交织。我们创造技术，反过来，技术塑造、影响着我们。祖母让我成为一个布鲁克林公寓大厅的美国公民，一个公民自由的支持者，一个个人权利的捍卫者。我18岁的女儿仍然认为Loopt（一种使用苹果手机的全球定位系统功能，来显示她的朋友在何处的应用程序）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她还是表示如果她所有的朋友都用Loopt，她觉得很难把它从手机中删除：“他们会觉得我有事在隐瞒，对此我也无可奈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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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主社会里，也许我们最开始就应该假设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些事情需要隐藏，一个私人行动和思考的小区间，不管我们对技术有多么狂热，这个区间必须受到保护。一个16岁男孩一直在我脑间萦绕，他跟我说当他需要打私人电话时，他使用塞硬币的付费电话，他抱怨在波士顿找一个付费电话是多么困难。还有一个女孩也在我脑间萦绕，她是如此概括她对失去网络隐私的反应的，她问道：“谁会在乎我和我平凡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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