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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值得拥有更美好的未来，只要我们记得提醒自己，我们才是能够决定怎样利用科技的人。我们应该拥有更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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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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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ALO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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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家书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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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9月，我从都柏林回波士顿。我带着女儿丽贝卡去了爱尔兰，帮她料理好她在都柏林大学的公寓。刚从都柏林回来一天，我就已经忍不住要跟她联系了，这些联系都很温馨。有些短信是这样的：她忘了拿一件最爱的红色外套；她想要她那件绿色的羽绒夹克和那条她想用来当床罩的粉色围巾，问我能不能都邮寄给她。我把她说的东西打成包裹，然后给她发了条信息：“正在去邮局的路上。”我已经下载了Skype，并准备好面对它“无情”的注视。才第一天，我就已经开始想念她了。我坐在地下室里，身边被一堆发霉的盒子包围着，看着我大学第一年，同时也是我第一次离家居住时，跟我母亲往来的信件。那时打电话的费用太昂贵。于是，她每个星期给我写两封信，我则一星期一封。我记得我们的信总是很长，很情绪化，充满抵触和冲突。我们那时分居两地，寻找接触新事物的方法。40年后的今天，我拿着这些信件，感觉就像将她的心握在手中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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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一天天过去，我和女儿照常通过Skype和短信保持着联系。因为我是长辈，所以在我们轻松愉悦的交谈信息中，我好像需要保持魅力和简洁，这让我觉得很拘束。有一次，发短信的时候，我突然想到了我曾经历过且对于女儿迟早要到来的时刻。40年后，当她找到接触新事物的方法时，她会知道多少关于她母亲的心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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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拿着母亲的信件，已经很难读出其中的愉悦与留恋。她在将要逝去的时候写了这些信件并且不希望我知道她的情况。她的信都是有规律的，带着沉甸甸的、不可能写完的未来信件的重量。那时候我还是一星期给她写一封信，把我想要她了解的我的生活告诉她。谨慎起见，我省略了一些重要的环节。但是，我仍然分享了很多。她是我的楷模，我想让她理解我。我的信也总是力图为这种交谈创造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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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儿的短信和Skype留言却没有给这种交谈保留空间，是因为我们之间的关系活泼，还是因为我们所使用的工具？通过我女儿的高年级朋友介绍——我女儿上的是全日制女子学校，我认识了一群儿女刚离家上大学或者第一年离家居住的妈妈们。我跟她们交流自己的经历以及科学技术在现代所扮演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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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妈妈的故事”有特定的相似之处。她们总是以赞许科学技术的价值开场：妈妈们坚持认为她们都频繁地联系自己的女儿，一个人说：“比自己希望的频繁程度更频繁。”妈妈们把短信和Skype都一一列举。一些妈妈，只有一些妈妈，说她们偶尔会收到邮件。自从Skype既有声音、又有图像之后，妈妈们说她们现在可以知道自己的女儿看起来是否安好了。每个人都很警惕，担心禽流感。一些妈妈则讨厌她们的女儿能看见她们。这些母亲都是40几岁快50岁了，她们不是很高兴被人近距离观察。“我早就停止为Skype通话而化妆了，”一位妈妈说，“那样简直是滑稽。”另一位妈妈则坚持认为，为了Skype通话而化妆是很重要的：“我想要让她看到我最好的一面。我不希望她为我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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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妈妈们的叙说中也都有着渴望。其中一位妈妈说：“我基本上已经习惯了‘复习这周的消息’，除非这个消息就是当天的。但是即使一直更新，我也感觉不到她到底发生了什么，她真正的想法是什么。”另一位说：“短信让撒谎变得简单了。你永远不知道她们真正的所在地。你永远不知道她们是不是真的回家了。她们可以在任何地方给你发短信，或者用她们的iPhone跟你通话。用固定电话的话，你还能知道她们真的就在她们应该在的地方。”还有一位妈妈跟我一样，认为Skype是不可理喻的肤浅。不像我，她把原因归于她自己网络连接的技术局限。“就像我们对着彼此大喊只是为了能够被听到。信号切断，我就只能对着电脑大喊大叫了。”对于这位妈妈，当她和她的女儿互发短信时就更肤浅了。她说：“我知道很多人认为它（发短信）及时，可它就不是一个可以让你长篇大论的方式。”对于这位妈妈，我承认，关于Skype确实有些感觉是短暂的，我有时候也会在跟我的女儿通话时使用屏幕截图。在通话的时候你们可以看到彼此，但是不能进行任何的眼神交流。我也不喜欢这些截图，因为这些截图上我女儿的表情就是一个独处的人的表情。当然，我面前的数字化的信息转瞬即逝，在我放松的时候，想象我的女儿在40年后对于我们之间的谈话居然无迹可寻时，不免让我觉得有些讽刺。因为数字化的信息这种东西，如果你没有费心去把它变成永恒的话，那么它就是转瞬即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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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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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内瓦·布什（Vannevar Bush），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科学研究与发展办公室的负责人，曾担心一旦战争结束之后将会发生什么，科学家们能为文明社会贡献什么。他没有担心过生物学家，因为他们总能解决实用的医药学方面的问题，但是物理学家则需要新的方向。在里程碑式的《亚特兰大月刊》（Atlantic Monthly）中的一篇文章《如我们所想》（As We May Think）中，布什建议：物理学家们应该发明一个“扩展存储器”。这会是“一个个人存储他所有的书籍、录像以及通信记录的设备，也会是一个机械化的、能够拥有高速度和高灵活性的设备”。它将会是，布什写道，一个“人类记忆的瞬间补漏工具”。布什曾梦想着科学家们能够戴着可以自动录制“值得录制”的事物的眼镜。他也曾梦想着注释所有被捕获的事物。在他关于个体如何在这所有的数据中获得一条路径的描述中，布什的叙述揭示了网络搜索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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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计算机科学家史蒂夫·曼（Steve Mann）开始以一种不同的情绪记录他的生活，这种方式被认为是发了疯。在一个充满了监控摄像的世界——在街道上、在商场、在银行，曼想要用相机来对抗世界。为了实现他的计划，曼找到了一种把电脑、键盘、屏幕和无线电传送仪戴在身上的方法。他拍摄他的生活并发布到网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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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的作品一部分是行为艺术，一部分是工程学研究，一部分是政治观点陈述。现在，他昔日的颠覆性举动——记录生活并把它发布到网上，已经人尽皆知。现在，每个拥有智能机（相机或摄像设备）的人都近乎于拥有一个便携式档案保管员。而且确实，很多人说当他们不使用手机记录生活时，他们会觉得玩忽职守，甚至会觉得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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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先锋戈登·贝尔（Gordon Bell）开始了一个引领他创造完整生命档案的项目。他的第一步是扫描书籍、卡片、信件、备忘录、明信片、照片，甚至他的咖啡和T恤上的标志。然后，他开始制作家庭电影，拍摄讲座，以及录音。当然，贝尔还把他在电脑上写过或读过的每样东西，从个人邮件到学术报告都存了档。为了组织和检索这些数据，贝尔开始和他在微软的同事吉姆·格默尔（Jim Gemmell）一起着手，就这样，MyLifeBits项目产生了。当这个系统开始运行的时候，贝尔所戴着的录音装置和相机被设置成新的模式，这些设备在感应到贝尔（通过周围光线的变化来感应）是与不同人在不同场景时就会拍摄新的照片。MyLifeBits会记录贝尔的电话，他听过的歌曲，他在收音机、电视上听过和看过的节目。当贝尔使用电脑时，它记录他浏览过的网页、他打开过的文件、他发送过和收到过的信息。它甚至会在任何时候监视他屏幕上的窗口是哪个，以及有多少次鼠标单击和键盘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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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记录有它的实际用途。比如说，现在贝尔的医生就能够获得他的详细且实时的生命记录。如果贝尔不运动或者吃高脂肪食品，系统就会感知。但是贝尔真正关心的是后代。对于他来说，MyLifeBits是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故事告诉后代”的方式。他的程序有望成为收集生活素材的终极工具。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程监控的生活中追忆年华会是怎样的滋味？如果科学技术帮我们记住了，我们自己记得的会不会少了些呢？我们以后将要从远处感受我们自己的生活吗？贝尔谈论摆脱记忆，把它们都放进电脑中是如何的令人满足。说到摄影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它的影响下写道：“旅行变成了积累照片的一种策略。”在数字文化中，生活难道成为了安置监控的策略吗？年轻人改变自己的生活只为了制造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Facebook简历。当我们知道生活中一切都被记录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过我们所希望被记录下来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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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认为，生活记录是对人类渴望永恒的回应，是古老的想要蒙骗死神的幻想。但是建立这种监控的经历却可能颠覆这种想法。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记忆，记忆那些好的与不好的。监控难道就能让我们相信记忆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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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2008年的夏天去旧金山跟贝尔和格默尔交谈时，MyLifeBits程序正式版已经每况愈下，贝尔只戴了少许的设备参与采访。他打开磁带录音机，给我拍了照。他已经厌烦了他的那些硬件设施。但是两名科学家使我确信——我也确实认为他们说得对，当记录你生活的科学技术不再如此麻烦的时候，完整清晰的生活记录会更得人心。未来我们将不再需要改动相机的位置也不用调节声音。你将能够轻便地佩戴录音摄像设备，如同小小的钻石珠宝，或者更甚之，可以移植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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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戈登·贝尔相处的一天中，我甚为感动。我们一起看他的那些在复杂的模式当中的照片，这些模式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日期、主题以及照片中的人物来检索。我们也一起看横跨了他职业生涯的电子邮件监控。但这次拜访让人讽刺的是，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谈论物品：我们都喜欢漂亮的笔记本，贝尔向我展示了他一本画满简洁计算机线路的日本制造的笔记本。我们一同谈论他收藏的物品，那些原本属于他父亲的东西。一次，贝尔拿出他50多年前写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论文。那是通过手动打字完成的。那上面有他设计的线路的“蓝图”——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简图确实是刻在蓝色的纸上。我们都带着一丝敬畏去触摸它，虽然现在电脑可以简单地生成这样的简图。然而贝尔怀着崇敬之心触摸这些铅字，如同我对待母亲的信件一般。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放弃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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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仍然是生活记录的热衷者，但也承认它也许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其中一样就是，他怀疑他的项目会改变记忆的种类。贝尔描述了他对生活细节的好奇心的丧失，因为他可以在生活记录中很轻易就找到。而且他关注监控可以让那些细节的回忆变得简单。例如，贝尔对个人监控程序中的随机快照这种功能很着迷。很久以前的生日照片，家庭出游的照片都可以触动一发不可收的怀旧情节。但在我的拜访过程中，贝尔尝试使用搜索引擎找到没有在屏幕上出现的一张特定照片。他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另一种，再另一种。但是都没有用，于是他失去了兴趣。有人就有了新的想法：当你依靠电脑来帮你记忆过去时，你关注的是储存在电脑中的过去。你慢慢偏爱那些容易被找到的过去的回忆：我的照片，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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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贝尔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书本了。他拿到一本书，看着它，然后说：“我很快就会把它丢掉，因为它们不在我的电脑记忆中。对于我来 说，它们已经消逝了。”另一位贝尔的拜访者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思考了贝尔实验的这个方面。汤普森说：“如果它不在你的数据库里，它就不存在。这是贝尔实验所引发的可怕的哲学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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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也许并不算哲学论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就拿华盛顿来说，在2009年的就职典礼那天，人们高举着手臂，手机在阳光下闪烁。人们在给自己，给陌生人，给朋友，给将要直播庆典的超大等离子屏幕拍照。这本是有形存在的庆典，但拥挤的人群却拼命想要靠近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手机里有那天的照片似乎很重要，把这些照片发送出去似乎也很重要。一张在庆典现场的照片，或短信，或信件，或电子邮件，或Twitter—— 一切都只为证明你在现场。过去都认为拍一张照片就意味着参与——想想那些想要拍一张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Mona Lisa）的照片，并想拍一张和那张画合影的游客吧！但是现在，照片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发送才意味着存在。在庆典台上，被邀请的嘉宾高举着手机和相机拍摄。那些出现在别人照片中的名人们都在自拍。我们都被逼使用记忆与确认的科学技术的服务了。正如我在2010年1月所写的一样，《纽约客》的一个新话题展现的是一男一女在某滑雪坡顶端的情景：他用数码相机在拍照，而她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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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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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MyLifeBits软件是如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自动标记图像时，我想起了与母亲在一起的童年时光，那时她会在家庭照片的背后写一些有趣的话语，荒诞的诗歌或者多愁善感的题词。她喜欢把这些照片一起放在一个大大的抽屉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就像找到一个惊喜。在满是照片的抽屉周围的时光是追忆的时光，有欢笑也有遗憾。而贝尔和格默尔却把标示照片当成烦人的技术问题，一项电脑必须具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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