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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这个问题总结成人们“不想成为自己数字监控的管理员——我们希望电脑去做这个管理员”。潜移默化中，人们对待自己生活的态度改变了。我的母亲，满心欢喜地标示自己那一抽屉的照片，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个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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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说把记忆“卸载”进电脑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是记忆一干二净了？还是混乱的、不可靠的交际往来干净了？我们真的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清洁”吗？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储存并重组他的记忆——那些很清晰的、那些他觉得稍纵即逝的，以创造“过去的回忆”。但是没有人想到，他在那软木条房间中工作时会摆脱掉记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我们通过我们忘记的和我们记得的去了解事物的内在意义。忘记都是有内在动机的，它提供关于我们是谁的线索。普鲁斯特努力想要记起的比他很容易就能想起的更重要。他发现自己身处从阴影中拉出的痛苦回忆中不能自拔。虚假的记忆将是最具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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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霍维兹（Eric Horvitz）主管一个项目——生活浏览器，通过提供模型和模式以使MyLifeBits更容易被用户掌握。把它安装到你的电脑上，它会观察你所关注的东西——你打开的文件，你回复的邮件，你的网页搜索等。它以你做的事情来展示你的特征。你可以调节：例如，你可以手动地给那些最重要的、你不常做的事情贴上标签。你可以设置那些不常打的电话是给最重要的人的。但是生活浏览器会一直通过观察你的真实行为来认定你的优先顺序。为了演示霍维兹输入的程序，有了“去美国独立日”活动。生活浏览器记录下阅兵和野餐的照片。霍维兹是这样评价这个项目的：“它通过观察你的选择，慢慢了解你的心理，了解你是怎样组织你的记忆。它学着像你一样，并帮你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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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母亲的照片抽屉，她有意地使它保持混乱。她的生活浏览器一定会反映她是混乱与矛盾的，每一次她选择一张照片，她都会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则只是真实的愿望。理解这些愿望让我与照片抽屉相处的时光弥足珍贵。相反，格默尔想象生活浏览器等人工智能产品会如何使他卸下亲身讲述的担子：“我的梦想就是开始一段旅程，带着照片回家，然后告诉我的电脑，‘把它发表在博客上’，这样我的母亲就能看到。我什么都不用做，故事就在一张张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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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21岁，一个西海岸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想要记录生活。他用自己的iPhone拍照并每晚把照片发到网上，经常一天就发上百张。他说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做的每件事情，所以“我把我的生活展示在Facebook上。我不喜欢做选择（指他的照片）。我的朋友可以自己选择。我只是喜欢把它们都发上去”。唐的行为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除了他一开始的动机：拍尽可能多的关于你生活的照片并发到网上。唐很自信：“我生活中的照片可以展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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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还没有听说过生活浏览器，但他有自信早晚会得到能客观看待他生活的人工智能程序。他支持通过运算法则有条理地记录生活的主意。不完美的Facebook记录只是第一步。朗达，26岁，同样是使用Facebook来记录她的生活。她对记录生活更是孜孜不倦。“拍照，上传，”她说，“就像是一种需求。”朗达想要在电脑上保存这些是因为她渴望记忆（“我能明确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了”）与忘记（“如果我想要记得什么，它都在那。如果我把它保存在电脑里了，我就再也不用去想它了”）。这就是戈登·贝尔所说的“整洁生活”，但有一点区别。在贝尔的乌托邦式的蓝图中，保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筛选与品味。对于朗达而言，保存就已经是一切的结尾了。在唐和朗达展现的世界中，是由科学技术决定我们对生活故事的记忆。监控软件“摸透”我们的“最爱”，从而决定哪些是需要记忆的重要的东西。我们被束缚在我们的偏爱中，遗失了所谓仅为次要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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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存储器和MyLifeBits都是由所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应该付诸实际运用的程度”这样的想法而催生的。技术的应用有一个潜在规则，那就是不能浪费它的潜力。凯文·凯利利用语言重新构造了一种理解，让这项技术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技术的发展，它展现它“想要”展现的。为了与技术和谐相处，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适应这些欲望。以这种逻辑，似乎现在技术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推敲我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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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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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9年仲夏开始创作这个章节。好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工作被犹太赎罪日打断。在犹太赎罪日，有一种为死者哀悼的特殊方式，这就是Yiskor（译为“记得”）。不同的犹太教堂有不同的习俗。在我们这边，祭司在哀悼之前会先布道。今年，他的话语很快引起了我的兴趣。根据他说的，坏的事情过去似乎很复杂而现在却变得很明晰。祭司强调了和死者交流的重要性。他的前提是我们自愿，并需要与死者交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是感情宣泄的哭泣。祭司建议我们可以对他们说4句话：对不起。谢谢你。没关系。我爱你。这就是无论时光飞逝，无论距离远近都让我们具有人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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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女儿和我在Skype上（都柏林/波士顿）第一次谈话时，我正在回顾我关于戈登·贝尔和MyLifeBits项目的素材。我告诉丽贝卡我正在写一个关于能够记录我们生活中一切的可能性的文章。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在都柏林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电子邮件、短信、即时信息、Facebook聊天记录、通话、谈话、搜索、见过的人的照片、旅行的照片。她考虑了一会。一阵沉默之后，她说：“呃，那太累赘，而且很诡异。”当人们什么东西都不愿意舍弃时，事物的容量就意味着每个人、每次谈话、每次聚会占据的地位。她更喜欢的是人类能够过滤、能够排除东西，把事件转移到意义的临时储存库中—— 一个剪贴簿、一个日记本什么的。也许，在她18岁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监控会阻碍她过自己的生活。为了最大程度过充实的生活，也许我们最起码需要幻想我们是没有被监控的。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被监控的生活中，我们就开始为这份记录而活，为我们想要被看到的那一面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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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女儿丽贝卡谈论在她出国一年中什么对她而言是重要的时，我告诉她，因为她不在，促使我寻找当年上学时和母亲之间的信件。她现在已经定期给我发短信，我们现在也在Skype上讨论她应该穿什么鞋子去她都柏林大学的“回到未来”主题舞会，于是我问她是否愿意给我写信。她真切地犹豫、困惑了一阵说：“我不知道我该写什么主题。”我意识到，我们之间通过无数次的交流之后，似乎一切的话题都已经用过了。然而，我还是说：“你可以写你在爱尔兰的感受，你是怎样看待它的。反正对我而言，有不同意义的事情就可以。”穿越时间，穿越距离，通过Skype，丽贝卡在她的公寓盯着我，重复说道：“也许当我能找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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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女儿谈论我与母亲之间互通信函的乐趣时，她很明智地说：“那就给我寄封信来吧。”然后我就给她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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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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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体性孤独：为什么我们对科技期待更多，对彼此却不能更亲密？ ALONE TOGETH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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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数字时代的瓦尔登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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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秋天，我来到了坐落于查尔斯河畔的麻省理工学院，开始了在这里的研究和走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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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波士顿的第一个周末，我就有些迫不及待地来到位于波士顿近郊康科德镇的瓦尔登湖。秋色中的瓦尔登湖，油画般浓墨重彩的树影倒映在碧蓝的湖面上。清晨的湖边，寂静得清澈，有节奏地传来晨跑者踏在满地金黄落叶上的声音。虽然是陌生人，但在狭窄的湖边小道上迎面相遇时，还是会点头微笑、礼让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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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一位叫梭罗的28岁年轻人决定隔绝自己与全世界的关系，来到了这片湖边隐居，像一个原始人那样过简单的生活。他想试试一个人的基本生活需要能够简单到什么程度。他向朋友阿尔柯特借了一柄斧头，自己砍材，在湖畔手工搭建了一座小木屋，并在周围种上了豆、萝卜、玉米和马铃薯。那间小屋里几乎什么都没有：没有邮差、没有大众传媒、没有Wi-Fi，很难想象他是如何在那里独处了两年零两个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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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初去瓦尔登湖的那个秋天，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正经历着微博元年带来的巨变：第一代iPad刚上市不久；宜黄拆迁事件引发全民围观和愤慨；无数人用手机和相机记录下发生在上海的一起高层住宅火灾事件，并第一时间上传微博，人们几乎是眼睁睁地看着这栋楼烧成灰烬，却无能为力，痛苦触手可及。而在地球另一端的西亚和北非，一场以“社交媒体革命”之名进行的社会变迁大幕即将拉开。在美国，被“妖魔化”地认为患有社交障碍（Social Awkward）的麻省理工学院天才们居然建立了一个叫作“I saw you”（我见过你）的校内网站，专门服务于见到靓妹却没有勇气搭讪的书呆子，他们回到卧室后发帖表白，然后等待奇迹的发生；也是在那一年的4月，美国国会图书馆与推特公司达成一项协议，收录从2006年以来所有的Twitter信息，人们开始想象未来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如何从这天文量级的数据库中进行考古挖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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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我带着自己的相机、iPad和微博上所有的朋友一起，开始了在这里的游学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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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盛顿的9月依然湿热，朋友预定酒店疏漏，险些睡公园，好在找到一家简陋的背包旅馆。旅店的墙上贴满了周边旅游的提示，但纸张早已破旧发黄。没有人愿意抬头看上面的文字，而是低头用手机中的各种应用软件来安排晚上去哪个酒吧、明天去哪个景点。店主是一个腿有残疾的退伍老兵，一边爱搭不理地收钱，一边看电视中的NBA转播，啐着脏话。一个刚刚丢了iPhone手机的姑娘在失魂落魄地满地寻找。另外一群来自中国的高中生紧张地四处打量，最后走进房间，重重地按下门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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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半时分，我被向老家打电话报平安的印度兄弟吵醒，索性和旅店老板聊天。才知道他居然是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位老兵。旅店老板摇着头说：“战争结束以后，我就在这里开了这家店，以前一个电话就能搞定的预定，现在必须要上网才放心；以前入住的年轻人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附近最好的酒吧在哪儿’，而如今他们所有人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Wi-Fi密码是什么’。以前每逢夜晚，这间起居室里来自天南海北的年轻人在一起喝酒、抽烟、扯淡；你再看看如今，晚上一片死寂，所有人都抱着自己的电脑上Facebook、Twitter，根本不互相说话。我不了解你们，我很庆幸没有活在你们这个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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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54年出版的《瓦尔登湖》里，梭罗认为我们彼此以随机的方式联系太多，社交连接让我们的生活太过拥挤。梭罗写道：“社交往往廉价。”他拉开了自己与他人和社会的距离。他发现了与自然和简易物品之间的交流。而如今，我们一边沉迷于社交时代拥挤的时代广场，同时却又徜徉在彼此的瓦尔登湖畔；我们享受着无时无刻地与别人相连接、迫不及待地分享关于自己生活所有的琐碎细节，却又时时刻刻修饰自己在网络中的表象，精心地计算着彼此的社交距离。我们在一起喧闹，却又在一起寂寞。关于数字时代和社交媒体有无数的书籍，但很少像《群体性孤独》一样，直指并追问每一个人的内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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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本书的翻译过程中，得到了很多朋友们的帮助，在这里致以感谢。感谢麻省理工学院的王瑾教授，她的“公益2.0”项目让我们看到数字时代每个人小小的善意如何凝结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巨大力量；感谢湛庐文化的魏艳艳、吴悦琳和简学等诸位老师的细心工作。没有他们的付出就不会有这本书的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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