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曼的作品一部分是行为艺术，一部分是工程学研究，一部分是政治观点陈述。现在，他昔日的颠覆性举动——记录生活并把它发布到网上，已经人尽皆知。现在，每个拥有智能机（相机或摄像设备）的人都近乎于拥有一个便携式档案保管员。而且确实，很多人说当他们不使用手机记录生活时，他们会觉得玩忽职守，甚至会觉得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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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计算机先锋戈登·贝尔（Gordon Bell）开始了一个引领他创造完整生命档案的项目。他的第一步是扫描书籍、卡片、信件、备忘录、明信片、照片，甚至他的咖啡和T恤上的标志。然后，他开始制作家庭电影，拍摄讲座，以及录音。当然，贝尔还把他在电脑上写过或读过的每样东西，从个人邮件到学术报告都存了档。为了组织和检索这些数据，贝尔开始和他在微软的同事吉姆·格默尔（Jim Gemmell）一起着手，就这样，MyLifeBits项目产生了。当这个系统开始运行的时候，贝尔所戴着的录音装置和相机被设置成新的模式，这些设备在感应到贝尔（通过周围光线的变化来感应）是与不同人在不同场景时就会拍摄新的照片。MyLifeBits会记录贝尔的电话，他听过的歌曲，他在收音机、电视上听过和看过的节目。当贝尔使用电脑时，它记录他浏览过的网页、他打开过的文件、他发送过和收到过的信息。它甚至会在任何时候监视他屏幕上的窗口是哪个，以及有多少次鼠标单击和键盘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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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记录有它的实际用途。比如说，现在贝尔的医生就能够获得他的详细且实时的生命记录。如果贝尔不运动或者吃高脂肪食品，系统就会感知。但是贝尔真正关心的是后代。对于他来说，MyLifeBits是人们“把他们的生活故事告诉后代”的方式。他的程序有望成为收集生活素材的终极工具。但是在这样一个全程监控的生活中追忆年华会是怎样的滋味？如果科学技术帮我们记住了，我们自己记得的会不会少了些呢？我们以后将要从远处感受我们自己的生活吗？贝尔谈论摆脱记忆，把它们都放进电脑中是如何的令人满足。说到摄影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在它的影响下写道：“旅行变成了积累照片的一种策略。”在数字文化中，生活难道成为了安置监控的策略吗？年轻人改变自己的生活只为了制造一份令人印象深刻的Facebook简历。当我们知道生活中一切都被记录的时候，我们会开始过我们所希望被记录下来的生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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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认为，生活记录是对人类渴望永恒的回应，是古老的想要蒙骗死神的幻想。但是建立这种监控的经历却可能颠覆这种想法。生活的乐趣之一就是记忆，记忆那些好的与不好的。监控难道就能让我们相信记忆这项工作已经完成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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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在2008年的夏天去旧金山跟贝尔和格默尔交谈时，MyLifeBits程序正式版已经每况愈下，贝尔只戴了少许的设备参与采访。他打开磁带录音机，给我拍了照。他已经厌烦了他的那些硬件设施。但是两名科学家使我确信——我也确实认为他们说得对，当记录你生活的科学技术不再如此麻烦的时候，完整清晰的生活记录会更得人心。未来我们将不再需要改动相机的位置也不用调节声音。你将能够轻便地佩戴录音摄像设备，如同小小的钻石珠宝，或者更甚之，可以移植入体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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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与戈登·贝尔相处的一天中，我甚为感动。我们一起看他的那些在复杂的模式当中的照片，这些模式使得我们能够通过日期、主题以及照片中的人物来检索。我们也一起看横跨了他职业生涯的电子邮件监控。但这次拜访让人讽刺的是，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谈论物品：我们都喜欢漂亮的笔记本，贝尔向我展示了他一本画满简洁计算机线路的日本制造的笔记本。我们一同谈论他收藏的物品，那些原本属于他父亲的东西。一次，贝尔拿出他50多年前写的麻省理工学院的学位论文。那是通过手动打字完成的。那上面有他设计的线路的“蓝图”——从字面上来理解的话，简图确实是刻在蓝色的纸上。我们都带着一丝敬畏去触摸它，虽然现在电脑可以简单地生成这样的简图。然而贝尔怀着崇敬之心触摸这些铅字，如同我对待母亲的信件一般。我们都没有准备好放弃这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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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仍然是生活记录的热衷者，但也承认它也许会有一些预料不到的后果。其中一样就是，他怀疑他的项目会改变记忆的种类。贝尔描述了他对生活细节的好奇心的丧失，因为他可以在生活记录中很轻易就找到。而且他关注监控可以让那些细节的回忆变得简单。例如，贝尔对个人监控程序中的随机快照这种功能很着迷。很久以前的生日照片，家庭出游的照片都可以触动一发不可收的怀旧情节。但在我的拜访过程中，贝尔尝试使用搜索引擎找到没有在屏幕上出现的一张特定照片。他使用一种方法，然后另一种，再另一种。但是都没有用，于是他失去了兴趣。有人就有了新的想法：当你依靠电脑来帮你记忆过去时，你关注的是储存在电脑中的过去。你慢慢偏爱那些容易被找到的过去的回忆：我的照片，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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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它还有其他的一些影响。贝尔说他再也无法忍受书本了。他拿到一本书，看着它，然后说：“我很快就会把它丢掉，因为它们不在我的电脑记忆中。对于我来 说，它们已经消逝了。”另一位贝尔的拜访者记者克莱夫·汤普森（Clive Thompson）思考了贝尔实验的这个方面。汤普森说：“如果它不在你的数据库里，它就不存在。这是贝尔实验所引发的可怕的哲学论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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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论点也许并不算哲学论点。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已经在实际生活中体验到了。就拿华盛顿来说，在2009年的就职典礼那天，人们高举着手臂，手机在阳光下闪烁。人们在给自己，给陌生人，给朋友，给将要直播庆典的超大等离子屏幕拍照。这本是有形存在的庆典，但拥挤的人群却拼命想要靠近那些虚无缥缈的东西。手机里有那天的照片似乎很重要，把这些照片发送出去似乎也很重要。一张在庆典现场的照片，或短信，或信件，或电子邮件，或Twitter—— 一切都只为证明你在现场。过去都认为拍一张照片就意味着参与——想想那些想要拍一张属于自己的《蒙娜丽莎》（Mona Lisa）的照片，并想拍一张和那张画合影的游客吧！但是现在，照片已经不能满足他们了，发送才意味着存在。在庆典台上，被邀请的嘉宾高举着手机和相机拍摄。那些出现在别人照片中的名人们都在自拍。我们都被逼使用记忆与确认的科学技术的服务了。正如我在2010年1月所写的一样，《纽约客》的一个新话题展现的是一男一女在某滑雪坡顶端的情景：他用数码相机在拍照，而她用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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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与追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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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得知MyLifeBits软件是如何使用人脸识别技术来自动标记图像时，我想起了与母亲在一起的童年时光，那时她会在家庭照片的背后写一些有趣的话语，荒诞的诗歌或者多愁善感的题词。她喜欢把这些照片一起放在一个大大的抽屉里，这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照片就像找到一个惊喜。在满是照片的抽屉周围的时光是追忆的时光，有欢笑也有遗憾。而贝尔和格默尔却把标示照片当成烦人的技术问题，一项电脑必须具备的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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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把这个问题总结成人们“不想成为自己数字监控的管理员——我们希望电脑去做这个管理员”。潜移默化中，人们对待自己生活的态度改变了。我的母亲，满心欢喜地标示自己那一抽屉的照片，丝毫不觉得自己是个管理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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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说把记忆“卸载”进电脑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是记忆一干二净了？还是混乱的、不可靠的交际往来干净了？我们真的需要以这样的方式去“清洁”吗？马塞尔·普鲁斯特（Marcel Proust）储存并重组他的记忆——那些很清晰的、那些他觉得稍纵即逝的，以创造“过去的回忆”。但是没有人想到，他在那软木条房间中工作时会摆脱掉记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认为，我们通过我们忘记的和我们记得的去了解事物的内在意义。忘记都是有内在动机的，它提供关于我们是谁的线索。普鲁斯特努力想要记起的比他很容易就能想起的更重要。他发现自己身处从阴影中拉出的痛苦回忆中不能自拔。虚假的记忆将是最具毁灭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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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软的计算机科学家埃里克·霍维兹（Eric Horvitz）主管一个项目——生活浏览器，通过提供模型和模式以使MyLifeBits更容易被用户掌握。把它安装到你的电脑上，它会观察你所关注的东西——你打开的文件，你回复的邮件，你的网页搜索等。它以你做的事情来展示你的特征。你可以调节：例如，你可以手动地给那些最重要的、你不常做的事情贴上标签。你可以设置那些不常打的电话是给最重要的人的。但是生活浏览器会一直通过观察你的真实行为来认定你的优先顺序。为了演示霍维兹输入的程序，有了“去美国独立日”活动。生活浏览器记录下阅兵和野餐的照片。霍维兹是这样评价这个项目的：“它通过观察你的选择，慢慢了解你的心理，了解你是怎样组织你的记忆。它学着像你一样，并帮你做更好的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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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起母亲的照片抽屉，她有意地使它保持混乱。她的生活浏览器一定会反映她是混乱与矛盾的，每一次她选择一张照片，她都会说一个不一样的故事。有一些是真的，有一些则只是真实的愿望。理解这些愿望让我与照片抽屉相处的时光弥足珍贵。相反，格默尔想象生活浏览器等人工智能产品会如何使他卸下亲身讲述的担子：“我的梦想就是开始一段旅程，带着照片回家，然后告诉我的电脑，‘把它发表在博客上’，这样我的母亲就能看到。我什么都不用做，故事就在一张张照片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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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21岁，一个西海岸大学土木工程系的学生，想要记录生活。他用自己的iPhone拍照并每晚把照片发到网上，经常一天就发上百张。他说他的朋友想知道他做的每件事情，所以“我把我的生活展示在Facebook上。我不喜欢做选择（指他的照片）。我的朋友可以自己选择。我只是喜欢把它们都发上去”。唐的行为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除了他一开始的动机：拍尽可能多的关于你生活的照片并发到网上。唐很自信：“我生活中的照片可以展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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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还没有听说过生活浏览器，但他有自信早晚会得到能客观看待他生活的人工智能程序。他支持通过运算法则有条理地记录生活的主意。不完美的Facebook记录只是第一步。朗达，26岁，同样是使用Facebook来记录她的生活。她对记录生活更是孜孜不倦。“拍照，上传，”她说，“就像是一种需求。”朗达想要在电脑上保存这些是因为她渴望记忆（“我能明确知道自己做过什么了”）与忘记（“如果我想要记得什么，它都在那。如果我把它保存在电脑里了，我就再也不用去想它了”）。这就是戈登·贝尔所说的“整洁生活”，但有一点区别。在贝尔的乌托邦式的蓝图中，保存之后接踵而来的是筛选与品味。对于朗达而言，保存就已经是一切的结尾了。在唐和朗达展现的世界中，是由科学技术决定我们对生活故事的记忆。监控软件“摸透”我们的“最爱”，从而决定哪些是需要记忆的重要的东西。我们被束缚在我们的偏爱中，遗失了所谓仅为次要的美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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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展存储器和MyLifeBits都是由所谓“科学技术已经发展到了应该付诸实际运用的程度”这样的想法而催生的。技术的应用有一个潜在规则，那就是不能浪费它的潜力。凯文·凯利利用语言重新构造了一种理解，让这项技术有了更大的发展空间：随着技术的发展，它展现它“想要”展现的。为了与技术和谐相处，我们必须尽最大努力适应这些欲望。以这种逻辑，似乎现在技术想要做的一件事就是推敲我们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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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封家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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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2009年仲夏开始创作这个章节。好几个星期之后，我的工作被犹太赎罪日打断。在犹太赎罪日，有一种为死者哀悼的特殊方式，这就是Yiskor（译为“记得”）。不同的犹太教堂有不同的习俗。在我们这边，祭司在哀悼之前会先布道。今年，他的话语很快引起了我的兴趣。根据他说的，坏的事情过去似乎很复杂而现在却变得很明晰。祭司强调了和死者交流的重要性。他的前提是我们自愿，并需要与死者交流。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不是感情宣泄的哭泣。祭司建议我们可以对他们说4句话：对不起。谢谢你。没关系。我爱你。这就是无论时光飞逝，无论距离远近都让我们具有人性的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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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的女儿和我在Skype上（都柏林/波士顿）第一次谈话时，我正在回顾我关于戈登·贝尔和MyLifeBits项目的素材。我告诉丽贝卡我正在写一个关于能够记录我们生活中一切的可能性的文章。我问她是否愿意把她在都柏林的一切都记录下来：电子邮件、短信、即时信息、Facebook聊天记录、通话、谈话、搜索、见过的人的照片、旅行的照片。她考虑了一会。一阵沉默之后，她说：“呃，那太累赘，而且很诡异。”当人们什么东西都不愿意舍弃时，事物的容量就意味着每个人、每次谈话、每次聚会占据的地位。她更喜欢的是人类能够过滤、能够排除东西，把事件转移到意义的临时储存库中—— 一个剪贴簿、一个日记本什么的。也许，在她18岁的时候，她才会意识到，监控会阻碍她过自己的生活。为了最大程度过充实的生活，也许我们最起码需要幻想我们是没有被监控的。有一点是确定的，在一个被监控的生活中，我们就开始为这份记录而活，为我们想要被看到的那一面而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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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和女儿丽贝卡谈论在她出国一年中什么对她而言是重要的时，我告诉她，因为她不在，促使我寻找当年上学时和母亲之间的信件。她现在已经定期给我发短信，我们现在也在Skype上讨论她应该穿什么鞋子去她都柏林大学的“回到未来”主题舞会，于是我问她是否愿意给我写信。她真切地犹豫、困惑了一阵说：“我不知道我该写什么主题。”我意识到，我们之间通过无数次的交流之后，似乎一切的话题都已经用过了。然而，我还是说：“你可以写你在爱尔兰的感受，你是怎样看待它的。反正对我而言，有不同意义的事情就可以。”穿越时间，穿越距离，通过Skype，丽贝卡在她的公寓盯着我，重复说道：“也许当我能找到一个话题的时候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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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跟女儿谈论我与母亲之间互通信函的乐趣时，她很明智地说：“那就给我寄封信来吧。”然后我就给她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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