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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道士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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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中世纪的欧洲有一个阶层更关心更关注时间，这就是基督教会，尤其是那些遵循本尼迪克教规的修道院。本尼迪克这位圣徒在6世纪的时候为西方隐修院制定的教规后来成了西欧修道院的规范，教规的目的是保证整天能够按顺序奉献给侍奉上帝：首先要祈祷，其次要劳动，这是祈祷的另一种形式。一天中，修道者要把七个小时，后来改成八个小时用来祈祷，其中一个小时是在晚上。晚上祈祷是基督教所特有的仪式，这一点与其他一神教宗教都不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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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起来祈祷给基督徒提出了特殊的要求，别的宗教像犹太教和伊斯兰教只遵循自然的节奏，他们在早晨、中午和傍晚的时候祈祷，但是基督徒需要一种类似警报的声音把他们叫醒起来礼拜。在罗马帝国时代的城市里，巡夜人员会发出信号。但是在中世纪的欧洲，类似的城市设施早就消失了，而且大多数修道院都位于荒郊野外，远离城市。所以修道院的每个屋子都必须有类似的警铃装置。这些警铃需要与水钟连在一起，教堂的守夜人在特定时刻拉响铃声，叫醒众人。很多修道院的规定里都警告守夜人履行职责时要谨慎小心，因为他的疏忽会把他的教友和他自己置于不能被“救赎”的危险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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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本尼迪克教规后来被本笃会的所有隐修院采纳，它把一天分成七段祈祷时间。公元7世纪，教皇下令隐修院的钟每二十四小时要敲响七次。这种划分一天时间的方法就是有名的“祈祷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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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般修道士来说，半夜里从床上爬起来可能是修道制度最难的部分，11世纪早期勃艮第的修道士拉乌尔·格拉贝讲述了一个魔鬼用甜美的睡眠引诱僧侣的故事。魔鬼说：“你本来可以等到第三遍铃的时候再起身，我真不理解为什么一听到钟声你就从床上跳起来……但是我知道每年上帝都清空地狱，让那些罪人们升上天堂，所以你不要有所顾虑，放纵肉体享受耽于逸乐也无所谓。”格拉贝还曾忏悔说，有两次他醒来晚了都看到魔鬼站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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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世纪克鲁尼修道院院长彼得记述过阿尔戈兄弟的故事：修道士阿尔戈觉得他听到了夜祷的铃声，看看周围，别的床铺都空了，于是他穿上凉鞋，披上斗篷，匆忙地赶往礼拜堂，但是令他困惑不解的是那里根本没有起来祈祷的人。他回到寝室，看到别的僧侣都在沉睡，他明白了，这是魔鬼的伎俩，让他在错误的时间起来，当真的夜祷的钟声响起的时候他就睡过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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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时间的担忧和焦虑，说明修道士的时间意识已经内在化了，成了和自然习惯一样的规律。对修道士来说，错过祈祷时间是非常严重的罪过，法国有首古老的儿歌《约翰兄弟》唱的就是隐修院里的钟声：“你还在睡吗，约翰兄弟，晨钟正在敲响，晨钟正在敲响，叮当，叮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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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世纪修道院的测时法我们所知有限，当时所有的测时器都被称为“orologium”（时钟），不过在一两个世纪里，机械钟表在技术上提高很快，而且修道院时间越来越关注现世，这是因为公元1000年以后，基督教会同时还是强大的经济王国，有自己的农业、矿业和工业，无数水车在为教会转动，大批世俗劳力在为其创造财富，因此教会处于技术革新的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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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机械时钟进入欧洲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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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表的革新最开始是出现了一种漏壶和机械钟的混合物。到了14世纪上半叶，机械时钟得到了发展，它们的使用标志着欧洲计时器的根本性变革，因为机械钟差不多是以统一的节奏敲响，一个小时的长度是相等的。在之前，欧洲时间的标准是太阳，所谓的小时是把白天的时间平均分成多少等份，白天时间长的时候，白天的一小时就长，夜晚的一小时就短，反之亦然。随着季节的变化“小时”也在变化，水钟很容易这样计时。但是机械钟就不同了，很难人为地改变一小时的长度。所以随着时间的流逝，欧洲人逐渐学会了接受新的时间标准，接受了每天的太阳在不同的时刻升起，对我们来说这是太自然的事情，但是对最开始的欧洲人来说肯定很难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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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新的机械钟成了旧的“教堂时间”的竞争者，不单单是时间的长短不同，所传达的信息也不相同。旧的修道院中的水钟并非公众的，它只为那些摇铃的人而响，那些声音并非现世的当前的声音，而是祈祷者的声音，因此被称为“牧师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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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机械时钟的时间才能对正在不断增长的都市人口产生重要影响。在一定范围内，中世纪的教会抵抗并拒绝新的机械时钟的时间。因为时钟的时间是世俗权威的重要象征，中世纪的人们想知道现在是午时经（天主教七段祈祷时间中的第四段）时间呢还是晚祷时间，而机械时钟出现后，人们会问现在是几时几刻，而且很快就以分钟来衡量时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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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水钟的“教堂时间”到机械的“世俗时间”的转变很快就导致了新的都市社会的出现。一开始，新的机械钟表吸引了富人和权贵阶层的注意，新鲜的钟表是他们炫耀性消费的最好选择，几乎欧洲每个宫廷的君主都以能够拥有一个钟表为荣。但是从长远来看，更重要的是，机械钟表开始被越来越多的城市民众所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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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城镇已经习惯了用铃声来管理城市生活的方方面面。它用钟声宣告市集的开始与结束。城市里还有下工的、工作的铃声，宵禁的铃声，开关城门的铃声等等。从这方面来看，中世纪的城市就是一个修道院景观的世俗化，同样通过铃声来确立时间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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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镇之中的纺织工厂是中世纪最庞大的产业，其内部确立的时间秩序尤其严格。工作时间对工厂的盈利、公社的繁荣都非常关键。纺织业最先成了为出口而大规模生产的行业。首先超越了传统的手工工场，开始分散性的分工合作。梳羊毛工人可能在佛罗伦萨，而染工在佛兰德斯。这些工人是真正的无产阶级，不占有任何生产资料，出卖的只是劳动能力。他们每天早晨涌入染坊或者漂洗工场，从事加热染缸或者抡动铁锤等高消耗性的工作，这样的工作需要工人在厂房内全神贯注。而其他工作则可以在工人自己的家里完成，这样的雇员被称为外发（putting out），这些工人是根据工作数量而不是根据工作时间来付钱。外发能减轻雇主的负担，与工场的时间、纪律和监督相比，工人更喜欢这种自由，他们可以随意开始工作，结束工作，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谁能向他们指手画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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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械钟表的时间诞生后，雇主就想把时间纪律强加于在家工作的工人身上。计件制已经涉及工作时间这个问题，雇主希望通过计件制度对工人产生金钱刺激，但是，实际上在家工作的工人对他们能挣到的钱感到很满足，当货要得很急的时候，雇主们就会发现他们很难让工人生产更多，如果提高单价只能让那些工人更加不积极劳作。所以他们就想把工场内的时间限制搬到纺纱和织布工人的家里，因此机械钟表就成了人们怨恨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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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在漂洗工场和印染工场里，钟表的使用也出现了问题。当时的工资合同规定：工人是按工作的天数拿工资的，而一天是多长，是由钟表时间决定呢，还是由自然时间所界定呢？雇主们当然希望他们付出的一天的工资能够得到工人尽可能长时间的工作回报。工人想知道：城市里的工作铃声为什么那么长呢？他们怎么能相信工作铃声呢？整个城市就是由那些雇主的代表所控制的，工作铃声也是他们规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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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地方的工人就想方设法让那些工作铃声沉寂下去。1367年法国泰鲁阿讷地区的主教向工人们承诺会让工作铃声永远停止，以平息在城市和教区里引发的骚乱。但是消除时间信号的努力从未取得成功，很快欧洲就建立起来压制劳工的工资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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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工作时间是根据钟表时间而不是根据自然时间来界定，工人和雇主就对工作时间的长短非常感兴趣。机械钟表的时间是把双刃剑：它既限制了雇主的贪婪，又规定工人必须在这段时间内劳作。在12世纪法国诗人克里蒂安·德·特鲁瓦的眼中，那些里昂的丝绸织工“生活在悲惨之中，雇主们压榨我们的工资变得富裕，我们就是为这样的人工作，我们在半夜里爬起来，成天不停劳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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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工人把一腔怒气都发泄到时钟身上，但是他们真正的敌人是控制工作时间的雇主们。而对人们的生活最有影响的是报时的钟塔，一开始，钟塔一个小时报时一次，后来变成了半个小时或一刻钟报时一次。这些巨大的时间的声音必然限制了权力阶层对时间的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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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塔楼时钟非常昂贵，虽然构造非常简单，但是当时锻造钢材需要不停捶打，非常耗费人工和燃料。而且当时浇铸钟表的过程非常危险。建造和安装一个塔楼钟表经常需要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时间。工匠们和体力工人们必须在当地安营扎寨。塔楼时钟建造完成后，需要一个驻地的技师专门保养，一个机械专家定期来访，而且需要不停地更换零部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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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人们想把塔楼上那个简单的计时器换成精致的天文钟，花费就更大了。中世纪留下来的记录表明，付给画家和细木雕工的工资数额越来越大，这些工资条是时钟作为华丽的时间信号越来越重要的见证。各种时钟争奇斗艳，有的表盘上排列着圣徒和主教，有的钟表，天使会随着太阳的升起而出现，有的在太阳升起的一刻会出现打鸣的公鸡。这些钟表呈现的时间给围观的人群上了一堂神学和天文学的课程，人们会迷惑到底是谁铸造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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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贵的钟表是对上帝创造性的模仿，这些机械装置就是缩小版的世界。结果，在世俗化的、都市化的中世纪晚期的世界里，钟表呈现为一种宗教信仰和现世信念的混合物，既是人类高超技艺的展现，人类大胆的象征和骄傲的源泉，同时也是宗教圣迹的世俗模仿物，对中世纪的旅行者有强大的吸引力。1382年，勃艮第的菲利普公爵在打败了弗兰德的资产阶级之后，想惩罚那些骄傲的制造麻烦的呢绒商，他所能做的就是把库特赖——这个比利时西部城市的钟楼上的大钟带回了他自己的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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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公共时钟，高高矗立在市场的顶端，史书对它们记载很多，但同时也让人们忽视了小型的私人使用的家庭时钟。很久以来，历史学家认为第一个机械钟表肯定是塔楼上的时钟，而家庭使用的钟表是后来技术发展之后，塔楼时钟的迷你版。其实当“心轴擒纵机构”发明之后，制造家内的机械时钟根本没有技术障碍，而且，机械时钟是修道院寝室内的闹铃改进的，本身就应该是适合在房间内摆放的，所以小型时钟很可能比大型时钟出现得还要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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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还有另外的可能性——我们已知的两种类型的时钟，大型和小型的从一开始就都出现了。首次提及家内时钟的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13世纪末期，法国民间诗人让·德·梅恩续写的《玫瑰传奇》提到：穿过大厅和小室，他让钟表鸣响……但丁在他的《天堂》诗篇中赞扬“荣耀之轮”来来回回，几乎可以肯定是指房间内的时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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