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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最初的几年里，合同工没有休假的机会。只要美国与苏联的太空竞赛还在进行，那么假日也是工作日。33约翰逊和沃恩最终通过了职称评定，成为全职雇员。但当兰利机场以男性为主的职业工程师对IBM 704感到满意时，大多数计算员就像自由合同工那样被解雇了。尽管IBM 704很容易过热，它依然成为第一台能够可靠运行的计算机，但其结果还需要数百名女性确认。IBM大型机在兰利出现后，工程师花了近10年时间才开始将工作完全交给机器，现场只保留一组计算员，对机器输出的结果进行二次检查。这使得约翰逊和沃恩这样的女性只会偶尔变得必要，但又不可或缺。兰利也不例外，同样陷入了这种自相矛盾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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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四五十年代，帕萨迪纳的NASA喷气推进实验室（Jet Propulsion Lab）招募人类计算员作为合同工或临时工，就像兰利机场的女性一样。她们在喷气推进实验室做了所有的计算，涉及美国最早的导弹发射和飞越太平洋的轰炸机飞行，以及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和制导月球任务。她们甚至给出了火星探测车“火星漫游者”的第一个发射计划。34与兰利的合同工一样，喷气推进实验室大多数女性的职业发展非常有限。大多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通过公共事业振兴署（Works Progress Administration）以带薪临时工的身份开始工作。喷气推进实验室在周围大学的数学系和物理系张贴了招聘兼职的广告，用大写字母写着“急需计算员”（COMPUTERS URGENTLY NEEDED）。35标题下的职位描述清楚地表明，目标受众是年轻女性：“计算员不需要高级经验和高学历，但应该具备数学和计算机器方面的才能和兴趣。”36在那个年代，如果一份办公室工作不要求高学历，那就意味着它对女性开放。一般来说，女性和她们的白领雇主一样不希望女性的一份工作在高中毕业（或者更少见的是大学毕业）和结婚之间的几年里持续太久。由于没有防范婚姻歧视的法律，这一点变得更加容易。就像美国另一边的兰利一样，对于喷气推进实验室的管理人员来说，一旦女性员工透露了结婚或怀孕的计划，就可以解雇她们，这是完全合法的。以合同制雇佣的工人，就像通过联邦政府合同支付工资的计算员一样，不被视为值得培养的有价值的雇员。他们被认为是可以替换的，几乎没有什么技能，预计在项目结束后就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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幽灵工作的早期形式在整个20世纪继续蓬勃发展。快进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凯利女孩服务公司（Kelly Girl Service）和万宝盛华（Manpower）等临时招聘机构外包的工人数量，超过了大多数公司保留的全职员工。20世纪90年代，万宝盛华的临时工数量超过了通用汽车的全职员工。37社会学家艾琳·哈顿（Erin Hatton）提出了一个令人信服的观点：从全职雇员到临时员工的大量转换并不仅仅是技术变革的结果。她把人事和临时工中介行业的增长描绘为其自身作为服务行业的增长。它出售什么？有人认为，年轻女性和其他一些人受到照顾家庭、有限的教育机会和地理位置的限制，而这些人恰好可以降低公司成本。哈顿认为，这种将工人视为企业利润拖累的“负债模式”，超过了就业中的“资产模式”。1947年《塔夫脱–哈特莱法》通过之后，这种“资产模式”可能从未走出制造业。可以肯定的是，在互联网诞生之时，美国已经在迅速转向依赖合同驱动的服务，而这种服务是无限期地由临时劳动力组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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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包和长期临时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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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末，电信和大型计算机为下一代计件工作铺平了道路，也就是所谓的外包。企业可以将数据处理管理、客户服务，甚至员工记录管理搬到世界上的任何地方，只要这个地方位于全球通信网络的某个可靠节点上。总部位于全球北方的大型跨国公司，如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把他们的大部分业务划分并移交给一些小公司，这些小公司位于全球南方讲英语的前殖民地。通过这种方式，他们摆脱了伴随传统就业分类而来的义务、成本和工人安全保障。印度等民族国家通过国家资助的全球卫星系统扩张以及免税的IT产业园，为大型企业集团提供了更好的便利。这些全球供应链上的新环节任意地雇用和解雇当地人，让他们处理从航班时刻表、保险审计到全职雇员工资管理等一切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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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印度在每一个主要城市发展印度软件技术园（STPI），这是其经济自由化的一部分。38曾在剑桥大学和牛津大学学经济，后来成为印度总理的印度财政部部长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认为，长期以来由苏联贸易伙伴支撑的印度经济需要进行改革，需要放松市场管制，从而在铁幕（Iron Curtain）消失之后挺过难关。他的经济战略的关键是，吸引尽可能多的外国投资。这就是为什么印度城市缺乏自来水和下水道等免费公共设施，却拥有高速宽带互联网和电网供给科技园区。快速增长的互联网，加上以英语为母语的劳动力，以及其在科学和工程方面的先进教育培训中心的悠久历史，使得印度成为第一个商业流程外包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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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外包绝不仅仅是削减成本。它还涉及对工会化不断加强的抵制和对长期存在的现有劳动法规的逃避。企业越来越依赖分布广泛的临时工网络，他们裁减了有资格集体讨价还价或争取工人福利的在现场工作的全职雇员。遵循一个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的管理理论，20世纪80年代，一大批公司减少了任何可能被定义为“非必要业务”的开支——从打扫办公室到调试软件项目，不一而足，从而让股东记住他们的真正价值，用术语说就是“投资回报率”（行业术语即ROI）与“核心竞争力”。美国劳工部工资和工时处（Wage and Hour Division）前主管戴维·韦尔（David Weil）把这一过程恰如其分地描述为“工作场所的不断分裂”（fissuring of the workplace）。39现在，凡是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用更少成本完成的事情，都被任务化并外包出去。股东奖励那些愿意通过外包来削减成本和减少全职雇员数量的公司。然而，无论进行多少简化，一些任务，包括审计、文件归档、文字起草、格式设置和派单，仍然需要由某人在某处完成。具有深刻讽刺意味的是，外包工作从来就不限于将工作外包给远方的临时工。外包可能在楼下的小隔间里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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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临时工的兴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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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80年代末，微软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原因与其说是它在科技行业中的地位不断攀升，还不如说是它的人事程序有一种令人不安的趋势。对于科技公司而言，雇用临时工和独立合同工并不新鲜。这些工人本应填补公司的短期需求，在正式职员休假时接手工作，或在日常运营以外的领域提供专业知识。然而，微软给临时工（或应急工）分配的任务，实际上与正式职员相同。多年来，这些“长期临时工”肩负着同样的责任，向同样的管理层汇报，工作时间与全职相同。到1989年，美国国税局（IRS）对这一安排越来越谨慎，并审查了微软的人事程序。最后，国税局决定把微软大约600名独立合同工重新归类为正式雇员，因为他们的工作完全在微软的控制之下。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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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微软把临时工的人力资源和工资事务外包给了专业的人力资源机构，解雇了那些拒绝“转换”成临时工的人。这些机构为微软提供了更廉价的劳动力，因为现在他们成了另一家公司的正式雇员，微软不需要给他们提供福利或给予股票期权。1992年，这一切达到了顶峰。一群临时工对微软提起了集体诉讼（Vizcaino v. Microsoft），声称根据普通法他们应被归类为雇员，应该享受与正式雇员相同的待遇。微软辩称，这些工人签署的合同表明，他们只是临时工，无权享受福利，并得到了“高工资”和“灵活性”作为补偿。接下来几年，微软竭尽全力区分正式职员和临时工，包括不同的名牌颜色、不同的邮箱地址，临时工没有企业内部商店折扣，不能使用停车场，不能参与社交活动，当然也没有公司的金融和医疗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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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经过近8年的诉讼，大约8 000名微软长期临时工获得了9 700万美元的和解费。这听起来似乎是一场巨大的胜利，但我们不要忽视这里的损失。也就是说，这个案子是在庭外和解的。由于没有法院的裁决，这些长期临时工究竟是什么样的工人，他们应该得到怎样的保护，仍然是悬而未决的问题。是的，“长期临时工案”成了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例子，它向法律和商业领袖说明了应否实施临时工和独立合同工策略。但它并没有解决数百万工人的困境，他们从事的工作在“全职工作”的正式定义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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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糊不清的就业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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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操作珍妮纺纱机的青少年、计算对月发射的计算员以及印度客服中心的接线员，他们的兴衰起落表明，技术进步一直依赖于可消耗的临时劳动力库。追溯过去一连串事情的连续性，而不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如此我们便可连贯地理解幽灵工作。历史已经表明，在雇佣工人的时候，假定工人只在有限的项目期内工作，或者假定自动化流程的高效率可以替代这些工人，这些都并不新鲜。到19世纪末，马萨诸塞州洛厄尔的纺织厂付钱给农民家庭，让他们手工把布片缝制成衬衫上的花饰，这些花饰过于精致，无法在工厂车间里大量生产。类似地，今天不断完善搜索引擎的公司会雇用按需工人来测试他们最新的排名、相关性和抓取算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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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对什么是博学专业或“有技术性的”工作，以及哪些工人值得或需要全职工作的传统认知进一步降低了临时工作的价值。农村妇女缝纫，年轻黑人女性手工计算数字，新大陆的“他者”做离岸数据录入，独立合同工帮助开发前景未明的教育软件包，上述这些工作，在一定程度上会因为他们的性别、肤色、国籍、接受的专业培训、所在的地理位置，或者以上所有原因而被一笔勾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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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那些做按需工作的是消耗性幽灵工作的最新一代。一方面，他们在当下是必要的，但其价值太容易被贬低，因为他们所做的工作通常被认为是单调乏味或机械化的，而且被雇用做这些事情的人往往没有文化影响力。正如下一章所阐明的，按需工人在经历这种基本矛盾的同时，也发出了根本性转变的信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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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要仔细审视技术缺陷的现实，因为它们贯穿整个工业时代。正是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而不是自动化本身——时不时地干扰人类劳动的意义和价值，引发了有关什么类型的就业重要、怎样的工人值得保护和投资这样的激烈争论。向后工业服务经济的转移也引发了分析人士所说的“知识工作”的第二次繁荣。简而言之，知识工作是把思考和处理数据所需的创造性专业知识，转化为由科技、法律、金融和娱乐等行业在线提供的消费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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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马克思、亚当·斯密等思想家都认为，机器在使人类劳动“去技术化”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马克思看来，自动化消解了工人的人性。在斯密看来，加快步伐，扩大机器的使用范围，可让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人类的独特之处。他们都是各自时代的产物，都认为自动化征服一切日常工作的内在能力是不可避免的。他们相信科学的基本秩序和力量可以减轻人类繁重的劳动，这种信念定义了启蒙运动和随之而来的工业繁荣。然而，从娱乐业到税务咨询，知识工作产生了源源不断的无形信息服务。无论是家庭装修等实体服务的兴起，还是基于文本的医疗保健等无形的知识工作的繁荣，都无法依靠传统的流水线或20年的职业晋升阶梯来实现。在这样的一个工作世界里，“有意义的工作”在技能阶梯上的经济排名比较靠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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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的实业家试图在机器和全职雇员之间分配劳动力，但这种分工看不到，更不用说重视填补这一空缺的工人的价值。同样，当技术工程师和企业试图实现自动化生产时，他们也产生了一种需求，要求人类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介入，去做经济学家弗兰克·利维（Frank Levy）和计算机科学家理查德·莫尼恩（Richard Murnane）所谓的需要“专家思维”（expert thinking）和“复杂沟通”（complex communication）的工作，以便如承诺的那般，使服务能正常运转。41这些工人被困在自动化的最后一英里悖论中，他们被指向某个模糊的出口，这个出口连接着一个想象中的、漂浮在地平线上的自动化未来。一个世纪后的今天，临时劳动力仍然隐藏在繁忙的生产循环的交叠处，人们既看不到，也不能充分意识到其功劳和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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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的企业之所以实行自动化生产，是因为那个时代的人相信科技让生活更美好。42一些人还相信那条管理准则，即工人是昂贵的负债。随着外包业务的增长和临时工数量的增加，人们越来越难以相信，裁员仅仅是因为机器人出现后人浮于事。很快，所有人看起来都是可以替代的，这强化了一种心照不宣的信念，即剩余的全职雇员才是真正的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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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工会非常重视保护全职雇员，这是有道理的。从历史上看，组织全职雇员意味着说服在同一地点工作的工人联合起来，统一发声，与经理和老板在谈判桌上面对面地设定薪资福利和工作条件的标准。早期有组织的劳动力和工会把注意力集中在保护流水线工人，部分是因为那些在制造业初期就开工的流水线和矿山是致命的生意。工会和广泛的民众支持，使美国成为少数几个最早通过一系列综合政策以保障社会契约安全的国家，即每周40个小时的稳定工作时间、有休假；工作场所安全与卫生指令；社会保障和伤残保险；以及雇主补贴的医疗、退休、病假和假期的后续福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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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20世纪初，有组织的劳工已经致力于捍卫在流水线上遭遇困境的工人。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工厂和矿山的就业情况令人震惊。工作时间很长。没有安全防护和伤残保险。工厂的大门通常会上锁，防止工人翘班休息或早退。而且，与美国大多数手工“计件工作”的家内环境不同，工人可以观察和挑战工厂。43同样重要的是，流水线为劳工组织者提供了一种可以扩大会员基础的途径，并建立一个可持续的工会会费商业模式，为其组织工作提供资金。如果工人有机会对抗老板且更看重的是利得而不是工人安全，他们就必须集体组织起来，作为一个整体进行谈判。工人在工厂里全职工作，因此建立现场团结和相互的预期变得更加容易，而工会组织者正需要这些来使罢工、减产与合同审议等策略成为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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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一些工会认识到，需要激励和维权的，不仅有妇女和有色人种，还有服务业工人、家政服务和家庭护理人员，以及自20世纪30年代以来被联邦法规豁免在外的其他群体。不仅销售钢铁的企业，就连销售拿铁的企业也转向了临时工，这时对临时工的关注可以说太晚了。劳动维权人士还没有制定出一项策略，让那些没有共同工作场所，甚至不使用同种语言的工人团结起来。通常，按需工人相互之间被禁止交流。而且正如读者将在下一章中看到的那样，更经常的是，他们对自己按需工人的身份有着截然不同的思考方式并做了不同的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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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按需工人代表了一种全新的工人类型。他们的临时地位是使他们变得不可或缺的部分原因。他们与任何一家公司都没有固定的联系，这就产生了一个可供大量企业使用的共享工人库，这些企业可以利用这个库里共享的经验、可用性和多样性，不断开发新项目。企业现在依赖于可用的临时劳动力，因为他们需要不断地重新设计交付给客户的产品和服务；企业不能全天候地满足这些需求，也不能仅仅依靠一群固定的全职员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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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明确的是，今天对临时劳动力的依赖并非不可避免。工会本可以把精力放在私营部门和公共部门的合同工上。法院和联邦政府本可以更多推动反对允许合同工在重工业和采矿业之外蓬勃发展的豁免。美国劳工部本可以对工作做出不同的分类，以便更准确地统计独立的、非传统的工作安排。而且，企业本应受到公众的压力，迫使其在股票增长与利润分配之间取得平衡，让所有工人受益，无论从属于何种就业类别。但历史上这些力量没能汇合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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