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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生育统计数据反映了有关女儿的持续负面观念导致的灾难性后果。印度根深蒂固的偏爱儿子胜过女儿的观念不仅导致了选择性堕胎，而且造成了女童更高的死亡率。在2000—2005年间，印度每年有169，002至193，000个不到五岁的女孩死亡。据研究，印度五岁以下女童的死亡中约22%源于疏忽，可归因于性别歧视。五岁前死亡的女孩比男孩多40%多，因为她们没有得到医疗护理或食物。某些情况下，这种高死亡率达到每1000名女孩中大约有30名死亡，正如《柳叶刀·全球健康》（The Lancet Global Health）2018年的一项研究显示的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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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性别偏见在死亡率方面造成的引人注目的影响，突出了对更为积极主动地介入出生后的性别歧视问题的需要和对北方地区的聚焦。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地区和那些受严重倾斜的性别比影响最大的地区不同。(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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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数亚洲大国，男女比例被严重破坏：在印度，每出生1000个男孩对应大约出生930个女孩；在某些地区，女孩大概要再少100个。对男孩的喜爱往往太过，以至于有的女孩甚至无法得到开始人生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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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孕期超声波检查被发明以来，堕胎数字持续上涨。农村地区闷死刚出生女婴的做法——接生婆甚至可以因此收取一点额外的报酬——非常普遍。其他的方法还有：捏断新生女婴的脖子，溺死或毒死她（帮助男孩出生会得到双倍报酬）。幸运的是，现在这种做法已经少了很多。在近年一部信息量丰富的纪录片《是个女孩》（It’s a Girl）中，印度某些邦的接生婆公开在采访中承认，她们收钱杀死了差不多一半经由她们的帮助来到这个世界上的女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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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每年有一百多万为性别选择而进行的堕胎。这种传统的对儿子的偏爱伴随着（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日益增多的、对孕期超声波检查的大规模使用——为了早早发现胎儿是男孩还是女孩。这导致了整个亚洲严重的性别失衡——女性不足。这一令人不安的发展趋势是印度经济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发表于《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1990年）的一篇题为“一亿多女人失踪了”（More Tan 100 Million Women Are Missing）的论文中首次提出的。与此同时，联合国研究者估算，已有超过两亿女人“消失”——因为选择性堕胎、杀婴、营养不良和童年时疏于照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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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印度已经通过了法律，禁止以选择性别为目的的堕胎和杀婴。《禁止嫁妆法》（Te Dowry Prohibition Act）可以追溯到1961年，旨在减少“给未来丈夫嫁妆”的旧风俗导致的杀死女儿的事件。但是，民众实际上对落实这一法规的意愿很低。医生依旧做超声波检查，警察和法院依旧收受贿赂（对此不闻不问）。偏爱儿子的主要原因之一是宗教性质的：在印度教家庭中，只有男性后代可以点燃焚烧尸体的木桩，以此保证离去的灵魂得以善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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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关事实的科学知识在不断增长，对生出女婴的“谴责”通常还是落在女人身上。结果是在家庭和社会的压力下，南亚的男人们有时为了生个儿子，甚至抛弃妻子，重组家庭。西方国家很多受过高等教育、相当富裕的印度人依旧偏爱儿子胜过女儿。在实践中，这一不理性的偏爱导致了男女比例的严重不平衡：单身汉过剩导致了更多暴力行为；在比例失衡得最严重的地区，犯罪率也在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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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全世界贩卖女性和性奴的数量都在增长；女孩们仍然会被绑架、诱奸或卖作娼妓。在某些例子中，贫困家庭会买一个女孩给全家的男人当老婆。男女比例越不平衡，寻觅年轻新娘的男人就越多。这意味着女孩们接受教育的时间缩短，没有工作机会，必须在身体发育完全之前生育。这类事件导致了年轻女性群体的高自杀率。(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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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方法是什么？关于女孩们的负面观点需要被改变。在韩国，男孩和女孩之间的人数平衡也被破坏，为了改变社会思维模式和文化传统，政府做出了巨大努力，现在情况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在大众对偏爱儿子的质疑和媒体、教育界对这一问题持续不断的关注中，年轻一代似乎正在以一种不同的心态成长起来。这类政府行为显示，对于传统的起源和后果的耐心讨论，有助于成功调整千百年来的思维模式。(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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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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雌雄同体式的完美肯定是人类长久以来的愿望，否则就不会有那么多故事里的先祖被同时赋予两种性别。创世神话中有着各种版本的雌雄同体形象，其中造物主被再现为一个有着两性特征的神性存在，例如印度教的神梵天（Brah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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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除了“伟大的自我”梵（Brahman），世界上什么都没有。这就是说没有别的，只有梵存在。……现在，梵环视四周，什么都看不到。他感到恐惧。……梵十分孤独，他选择了以造物主梵天的形式出现。梵天觉得不快乐——孤独的人从来无法感到快乐。他渴望有什么人来陪伴他，于是，他的思想把他正在暂时使用的身体劈成两半，就像是蛤壳分开那样。其中一半是男性，另一半是女性。他们作为丈夫和妻子互相看着对方。到今天，一对快乐的结了婚的夫妻就像一个存在的两部分，两部分中都有梵天在。(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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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卢本巴希（Lubumbashi）的邻居，刚果作家、学者克莱门汀·法伊克·纳祖基（Clémentine Faïk Nzuji）告诉了我另一个关于人类失去雌雄同体的完美形象的故事。在她的卢巴文化中，第一个祖先姆维迪·姆库鲁（Mvidi Mukulu）是“一个伟大的雌雄同体的存在”。在卢巴神话中，第一个祖先在一个有一棵很棒的棕榈树的、明亮宽敞的美丽花园里过着快乐完美的生活，只有一件事不被允许在这个花园里做：绕着花园中心的棕榈树走一整圈。因为这会打破此地的完美和谐。然而，这一禁令无可避免地导致了一种痴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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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绝对快乐的第一位祖先只想做一件事：绕着那棵棕榈树走一整圈。某一天，他开始绕着那棵树走。当再次走到出发点时，我们的祖先裂成了两半。一半变成了男人，另一半变成了女人。从那时开始，男人和女人们就始终渴望着恢复那个逝去的统一体，那是他们只能从对方那里短暂寻回的天堂。（刚果民主共和国，卢巴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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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因为这样完整的原始经验，男人和女人们才始终感到被对方吸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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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柏拉图（Plato）写于约公元前385年的《会饮篇》（The Symposium）中，宴会上对话的主题也是一个关于两性、爱和彼此吸引的故事，这个故事解释了为什么男人和女人们始终在寻觅他们失去的“完美形象”。在这个故事里，柏拉图认为，或许正是理想的爱在男女之间的分歧上架起了桥梁，弥补了同性之间的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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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危难时期，文化往往求助于仪式。在仪式中，男人的穿着或举止犹如女人，因为他们相信，男人和女人的力量合在一个人身上，就会增加社会的活力，使得一加一的结果大大地大于二。两性的力量合在一起，就打开了封闭在常人身上的力量的大门。为了获得这种力量，两性的不同特征被仪式性地组合在一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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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乎每个社会都倾向于促使不同性别的孩子们的荷尔蒙向这个性别或那个性别的方向发展。经期清晰可见地标志着女孩们青春期的开始；而比起女孩们的启蒙仪式，将男孩变成男人的启蒙仪式通常范围更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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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些认为一种性别应该比另一种性别得到更高评价或者享受更多特权的社会中，缺乏另一种性别的特点会让人经历额外的痛苦。因此，对占优势的性别的嫉妒比对得到较低评价的性别的嫉妒看起来更明显。对拥有更多自由和机会的男孩们不言而喻的各种特权，女孩们无疑是（或者曾经是）嫉妒的，原因很简单，男孩们可以接受更多的教育，可以独自旅行而不会被羞辱或有损名誉，且可以进入一系列被宣称女孩们不能进入的领域。关于远古对性别差异的强调在全世界造成的后果，世界女性统计地图就是清晰透明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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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男人会在晨祷中公开表达他们的感激：“主，我们的神，天地的主宰，你是应当称颂的，你没有把我造成一个女人。”一句常见的库尔德俗语说：“做一天男人比做十天女人好。”一个来自不丹的女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生为女人意味着一生被浪费。”“我下辈子不做女人”则是加纳阿散蒂人（Ashanti）的一句古老俗语，反映了女人对来生更高地位的向往。大多数口头传统反映了社会性别的等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中，谁发声、谁沉默，谁拥有和管理知识、谁无知蒙昧，谁四处漫游、谁留守在家中，都不言而喻——如同一切事物不可逆转的天然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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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男性对女性和女性身体功能的嫉妒，研究者更多地关注女性对男性和男性身体功能的嫉妒，这很容易理解。直到20世纪，大多数人类学家都是男人，男人对女人的嫉妒对他们来说似乎是一个盲区。(186)不过，这种嫉妒是存在的。很多文化在很久以前就开始寻找性别差异造成的男性焦虑和嫉妒的解决方法，这还能因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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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少年提供的针对异性的嫉妒和在社会中建立需要的角色的策略中，最常见的一种是引入启蒙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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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孩的包皮切除存在于世界上的多种文化中，一般是在青春期时进行，这一风俗似乎满足了一种强烈的需要。启蒙仪式有时起一种“证据”的作用，证明男人们自己在没有任何女性介入的情况下生了儿子：经过启蒙的男孩“死于童年时期”（mourir à l’enfance），现在他通过父亲再一次真正出生。他的生命归功于他的父亲。(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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