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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乳房的历史》台湾版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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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莉莲·亚隆对与乳房有关的史料的搜集，可谓不遗余力。举凡宗教典籍、文学作品、古典雕塑、名人回忆、广告招贴、宣传海报，等等，无不纳入视野，从中观察乳房文化之演变。全书共有插图99幅，每幅下面皆有可以独立于正文阅读的说明文字。这些说明文字往往既点出了这幅插图的价值和意义，也富有阅读趣味，例如图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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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绘，《向七十五军致敬》，法国海报，1914年。为了鼓舞爱国情操，一次大战时的法国海报将玛丽安（Marianne，作为法国象征的类似女神的人物——作者按）色情化，让她裸身站在加农炮前，发丝飘扬，坚挺的双乳不畏德军的侵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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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展示轰炸机机身上所绘裸乳金发美女做胜利手势的图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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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点危险》，1943年8月12日。驻扎于英国空军基地的波音B-12飞行堡垒轰炸机388轰炸大队。二次大战的机身绘图艺术融合了乳房、危险、摧毁与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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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笔触，书中到处可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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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点，也值得一提，在西方的“女性与性别”研究者、特别是女研究者中，常有女权主义倾向，她们的作品也往往带着女权主义的烙印。但是在玛莉莲·亚隆的《乳房的历史》中，我们看不到这种烙印。她的观察是敏锐的，但态度则是平和的。即使叙述到紧身褡对女性身体的改造和伤害——在很大程度上和中国古代缠足同样性质——这类内容时，也没有对“男权社会”或“男性中心主义的审美”作任何批判和讨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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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调了玛莉莲·亚隆对乳房文化史的“述而不作”的描述，却反而引出了我自己发表一个“观点”的欲望。《乳房的历史》使我想到一个近来常在思考的问题：那些以描述为主、没有多少宏论的著作，是否可以具有很高的学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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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年以来，我们习惯于空疏浮夸的“学”风，喜欢徒托空言，大发议论。先前有所谓“论从史出”和“以论带史”之争，无论前者还是后者，着眼点都在“论”上。大焉者构建“理论体系”，小焉者发为惊人之说，必出一番宏论而后已。久而久之，许多人已经习惯于一定要在文章或著作中“提出自己的观点”，而且一般性地提出观点（比如有所谓“夹叙夹议”）还不行，通常还要摆开一个论断的架势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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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描述也有学术价值。从时间的维度——其历史沿革、从空间的维度——其分布范围、从社会的维度——其影响作用，将某个事物、某种文化现象描述清楚。例如，西方许多文化人类学著作——其实《乳房的历史》也可以归入其中——就是这样做的。难道没有学术价值？难道不比那些平庸的、陈词滥调的、卑之无甚高论的“观点”更有学术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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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问题上，参照科学哲学理论中的有关方面，也有启发。早先人们在朴素的客观性假定的简单指导下，坚信科学理论必定是建立在观察基础之上的——通过绝对“客观”的观察，才能归纳出理论。然而现代科学哲学的发展早已指明，绝对“客观”的观察是不可能存在的，在观察程序的设计、观察结果的表述等问题上，必定有某种理论的介入。作为一种类比，我们也不难看到，绝对“客观”的描述同样是不可能存在的，在描述对象的取舍、描述语言的选择等问题上，也必定有某种“观点”——实际上也就是理论——的介入。故鄙意以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以仿照某前伟人之名句句型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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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当头，观点也就在其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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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2002年2月27日《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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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五章 [:17024465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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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学五章 传统女性四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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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物与祸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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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男性中心的古代社会中，女性经常被视为财产之一种。既为财产，当然免不了占有、争夺、赠送等，常处于重新分配的过程中。许多历史现象都可以从这一角度去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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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权势者当然要占有更多的财产。《春秋公羊传》、《白虎通德论》之类的儒家典籍中都强调“诸侯一娶九女”。天子的女人还要更多，《礼记》上谈到天子六宫后妃，除皇后之外，还有“三夫人九嫔二十七世妇八十一御妻”，这还根本未算上各种女官和大量宫女。皇宫中宫女之数达到几千几万的记载，史不绝书。达官贵人比起帝王或稍逊色，但姬妾成群也被视为天经地义。随着权势的兴替，财产也将发生转移。亡国之君，获罪之臣，他们的后妃姬妾乃至妻女就成为胜利者的战利品，即所谓“没为奴婢”，分配给胜利一方的君臣们去享用。其中比较出色的，或会被另眼相看，比如汉高祖从魏王豹那里抢了薄姬，曹操将袁绍的儿媳甄氏分给了曹丕（害得曹植去写《洛神赋》），陈后主的妹妹则成了杨素的宠姬。将敌方的妻女姬妾夺来自奉，一直是胜利者最大的快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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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政治联姻中，那些“和番”的公主，或是下嫁功臣之子的公主，其实也可以看成一件政治性的贵重礼物。更何况在许多“和番”联姻中，公主虽被美言为“降”（下嫁）于某邦，其实只是自欺欺人，实质是在邻国的要挟下被迫献上女子，与献纳了贡品无异。所以王维要写“当令外国惧，不敢觅和亲”这样的诗句。当然更多的情况下是和平友好的赠送。在酒席上一高兴就将美貌歌姬送人的事，在唐宋时代堪称司空见惯——真是巧得很，这个成语就是因李司空在席上将歌姬送给诗人刘禹锡之事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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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的功能之一是供人向外界炫耀，以便自高身价而获得心理满足。炫示之物，下焉者不过金银珠宝，稍高则为古玩、名马、豪宅之类，最高者却是女人，主要是古时达官贵人的家妓。家妓是主人身份地位和财富的重要表征，如果她们年轻美丽、工歌善舞，就会给主人带来极大荣耀。此风在唐宋时尤甚。说宁王“贵盛”，只需举“宠妓数十人皆绝艺上色”这一款就够了；而“李司徒罢镇闲居，声妓豪华为当时第一”自是令人艳羡的佳话；在王维“狂夫富贵在青春，意气骄奢剧季伦，自怜碧玉亲教舞，不惜珊瑚持与人”的诗句中，表现富贵骄奢的第一项也是家妓；为什么被认为真正善写富贵的诗句不是“老觉腰金重，慵便枕玉凉”而是“笙歌归院落，灯火下楼台”，道理也是一样。腰金枕玉与“不惜珊瑚持与人”都只是夸示物质财富而已，而更高层次的富贵要靠“绝艺上色”的歌妓们来显示，因为她们是真正的“文化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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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丽迷人的女子常被称为“尤物”，物者，物件也，财物也。而珍异之物并不是一般人都能保有和享用的，相反还会给持有者带来灾祸。中国古代的“红颜祸水”之论，正从此处来。早在两千五百多年前，晋国的叔向之母，不许叔向娶申公巫臣与夏姬所生的女儿，就已首开此论。她说夏姬曾“杀三夫、一君、一子，而亡一国、两卿”，因此其女虽美，也必为不祥之物。而且“夫钟美于是，将必以是大有败也”，夏、商、周三代的亡国，都是因君主迷恋女色所致。特别是，她已经使用了“尤物”一词：“夫有尤物，足以移人，苟非德义，则必有祸。”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一篇“红颜祸水论”。自此以后，“红颜祸水”成为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之一，远的如妲己之于殷纣王、褒娰之于周幽王，稍后如赵飞燕之于汉、武则天之于唐，杨玉环当然更是“典型”，再往后甚至陈圆圆也要归入此列。总之，曾经引起男性大人物倾心的美女，都可能成为“祸水”的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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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物”尽管可爱而迷人，但除了大有“德义”之人，难以安然享用，这种观念在古代普遍流行。《莺莺传》中张生为自己对崔莺莺始乱终弃的负心之举辩护，说是“大凡天之所命尤物也，不妖其身，必妖于人。……予德不足以胜妖孽，是用忍情”，竟被许为“善补过者”。《唐语林》记唐宣宗宠爱地方官进献的一名绝色歌妓，几天之内，“赐予盈积”，可是有一天早晨起来忽然不乐，说道：“明皇帝只一杨妃，天下至今未平，我岂敢忘？”将歌妓招来，对她说“应留汝不得”；左右侍臣建议遣还原地，宣宗说这样我还会想她，于是下令将歌妓毒死——女人终究只是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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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战之敌与炼丹之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