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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曲礼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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寡妇之子，不有见焉，则弗友也，君子以辟远也。故朋友之交，主人不在，不有大故，则不入其门夫礼，坊（防）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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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坊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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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儒家为男女关系所设置的社会控制措施，但这仅是儒家有关社会控制论思想中的极小一部分。其余大至天地宇宙，次如国家社会、君臣父子、亲族纲常，特别是有关政治伦理，真是考虑得巨细无遗，设计上已到了天衣无缝的完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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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从总体上说，儒家称之为礼教的社会控制论是没有操作意义的，因为根本就无法去操作。仅从性的社会控制这部分内容看，“礼”就无法操作，尽管它所设置的某些性禁忌不无合理成分，如“娶妻不娶同姓，以厚别也。故买妾不知其姓，则卜之。”这是为了防止近亲通婚，含有优生优育的考虑。但男女相遇避之如同瘟疫，举手投足有那样多的繁文缛节，这已经很不近人情；最可怕的是竟然企图阻断男女情欲，这就是直接阉割人性了。稍后一些的“亚圣”孟子也看出了“礼”在操作性上的问题，曾对其做过效果不大的圆饰和补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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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于髡曰：“男女授受不亲，礼欤？”孟子曰：“礼也。”曰：“嫂溺，则援之以手乎？”曰：“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亲，礼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权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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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离娄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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嫂子在水中快被淹死了，兄弟伸不伸手救她？如伸手去救，则势必有所接触而逾“男女授受不亲”之矩。对此，孟子怒斥道，不伸手救嫂者是豺狼！这话听起来似乎很仁慈——生命与性禁忌相较，毕竟生命重要。但亚圣马上又说，这只限于在紧急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是权宜之计，不等于说平时也能碰嫂子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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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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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强制贯彻礼教内容会有什么结果呢？这里有两个现成事例可作标本，一是五代时虢州司户参军王凝因病死于任所，他的妻子李氏带着年幼的儿子赶去迎取灵柩。回程中途经开封，客栈老板不准李氏扶灵柩入店，争执中老板抓住李氏的手欲将她拖出店门。李氏感到受了奇耻大辱，呼号说“我为妇人，不能守节，而此手为人执邪，不可以一手并污吾身！”竟操利斧把那只手剁了下来！再就是前面谈到过的金朝废帝海陵在后宫制造的恐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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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座中有嫔御，海陵必掷一物于地，使近侍环视之，他视者杀。诫宫中给使男子，于妃嫔位举首者刓其目。出入不得独行，便旋，须四人偕往，所司执刀监护，不由路者斩之。日入后，下阶砌行者死，告者赏钱二百万。男女仓促误相触，先声言者赏三品官，后言者死，齐言者皆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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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环境内，人的生存都已经成问题了：女人在场，所有男人的眼睛只能盯住某个固定目标不动，东张西望者杀头；男仆在妃嫔座前抬头者，剜去双眼；男仆在后宫中不能单独出入，办事必须4人一组以便相互监视，不遵从规定路线行进者，杀头；日落后从台阶下行走者死刑，告密者赏钱两百万；忙乱中不当心男女身体相撞，抢先禀报者赏三品官，后禀报者死刑，同时禀报无罪释放……如此血腥，这哪里还像个人的社会？但若按礼教教义来构建社会秩序，最终就会出现李氏这样的“英雄模范人物”以及完颜亮所制定的这套杀人游戏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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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因为如此，礼教从其产生之日起，便为经世安邦者阶层所冷落，也从不为社会认可。所以孔子在世时像个倒霉的推销员，历千辛万苦，东奔西跑，颠沛流离，惶惶如丧家之犬，礼教就是难以兜售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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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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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亏当时礼教没有行世，否则孔夫子能否出生都还是问题： 他是父母“野合”的结果；据史载，孔子父亲叔梁纥娶颜氏女徵在时，早过了“男八八六十四阳道绝”的年龄，而颜徵在却非常年轻。这就是说，孔子很可能是其母与他人通奸的结果。后世儒家为尊者讳，故意文饰为男子超过64岁、女子超过49 岁结婚称“野合”。若问孔子本人好不好色，这又是个问题——他私下会见荡妇南子，为时人所诟病，恐怕不是空穴来风；他娶妾自娱的事虽经重重掩蔽，仍不免流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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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丛子》载宰予对楚昭王曰：“夫子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可见他是纳了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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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也可知，礼教作为一种思想学说，对实际的社会体制、文化习俗并不构成圭臬。只是如果把它作为武器来使用的话，它就可能是一柄杀伤力极大的双刃利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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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礼教为何如此不近人情？《礼记》中一再强调“防民”，“刑以防淫，命以防欲。”“淫”与“欲”究竟有多大的危险？答案是：淫与欲本身并无危险，只不过需要通过“防民所淫”来达到“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等级、秩序、纪律，这才是目的所在，如同犹太教赋予“摩西十诫”的意义，或革命队伍赋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意义一样，“礼”本身不是目的，法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建万世一统的稳固政权，才是目的。所以早期儒家很清醒，并不以“淫”为罪，且认为性欲求是正当自然的，比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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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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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记·礼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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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色，性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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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子·告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