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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利益驱动。这一手实在太厉害了！鞭牛与喂草相结合，守贞者可名利双收。节烈行为的表彰制度确立后，产生了轰轰烈烈的全民争创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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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兴，著为规条，巡方督学岁上其事，大者赐祠祀，次亦树坊表，乌头绰楔，照耀井闾。乃至于僻壤下户之女，亦能以贞白自砥，其著于实录及郡邑志者，不下万余人，虽间有以文艺显，要之节烈为多。呜呼！何其盛也！岂非声教所被，廉耻之分明，帮名节重而蹈义勇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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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史·列女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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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面前人人平等！“僻壤下户之女”也能通过节烈获得名扬四海的机会！别的本事没有，拒绝跟人发生性关系总是可以做到的。于是全国各地英雄模范人物纷纷涌现，各级政府争相上报材料。节烈成风不仅是礼教弘扬的证明，也是官员政声颇著的资本，所以“群众、干部”两方面都有积极性。除去浮夸，攀比之类水分，各地每年向上报送的节烈人数，自理学兴起之后呈直线上升之概。明时已登录在各地方一级的节烈妇女，已不下万人；在《古今图书集成》中，收录的明代节烈已有36000名之多。至清代，小小一个安徽休宁县，节妇烈女竟出了2200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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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有幸”“留名青史”的女子似乎“死得其所”？而那些连姓名都不著于世的无名“英雄”们，又是为谁而接受煎熬甚至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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汪氏与泰兴戴氏世为婚姻，戴氏有子曰弘毅，妇之父许以女妻之，即节妇也。节妇未嫁而弘毅死……节妇至戴氏，临丧次哭之甚极哀，见者皆为感动。比其父母还，而节妇遂不肯行也，曰：“吾今且为戴氏妇，非汪氏女也！”父母舅姑皆不从。节妇志益坚，卒不能强也。遂老于戴氏。今节妇年四十，盖已守志二十余年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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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名世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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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戴名世的记述来看，汪女很可能跟戴弘毅没有任何实际交往，只是有个许嫁的父命而已。在尚未说到嫁娶的情况下，戴弘毅忽然早逝，照说这跟汪女根本就没什么关系。但汪女跟随家长前往吊唁之后，竟宣布从此已不再是汪家女儿，乃是戴家媳妇了——因为她已经进了死者家门，就算是死者的人了！这么个还不省事的少女，就此开始了她漫长的守寡岁月！至记述此事时，她已经年届四十，守了二十几年了。此举就连戴名世都不知道该属何种英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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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在青春和生命之上的贞节牌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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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教就像盆景艺术，可以按其需要塑造出各式各样根病枝残的奇异花木。上面那位汪女“情”到深处“志益坚”，哪管“父母舅姑皆不从”——铁了心要追求她的节烈英名。如果父母的性命陷于危险中，需要女儿牺牲“节烈英名”去解救又怎么办？《阅微草堂笔记·卷三》中提供了一个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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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崇祯末，孟村有巨盗肆掠，见一女有色，并其父母絷之。女不受辱，则缚其父母加炮烙。父母并呼号惨切，命女从贼。女请纵父母去，乃肯从。贼知其绐己，必先使受污而后释。女遂奋掷批贼颊！与父母俱死，弃尸于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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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女传》书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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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位连姓名都没留下的节烈女子。贼人用烧红的烙铁来对付她父母，除非她满足贼人的淫欲，否则父母命将不保。父母受不了酷刑折磨，要她顺从贼人。她要贼人先放人而后奸；贼人不相信她，要先奸然后放人。这女子无计可施，竟至求死，以扇耳光激怒贼人，终于丢了父母性命并搭上了她自己。这在道学家看来，死得何等英烈！何等痛快！然而，以一己的道德满足致使全家罹难，不知道这笔账该如何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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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17024496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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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文化简史 4．中国男女的绝欲苦行（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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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明理学兴起以后，士人趋之若鹜。一股以道学相标榜的风气，自上而下地席卷了读书界。其中颇不乏名公巨卿。宋时，前后两次入蜀的封疆大吏赵抃，是宋代较为难得的干才；任殿中侍御史时，有“铁面御史”之称。《宋史》有传，说他“长厚清修，人不见其喜愠。平生不治赀业，不蓄声伎……日所为事，入夜必衣冠露香以告于天，不可告，则不敢为也。”看来此公品格，倒是与他死后得到的谥号“清献”相合。赵抃入蜀时，跟以往张咏一样，也是单骑赴任，不带女眷，宋神宗曾专门过问此事“闻卿匹马入蜀，以一琴一鹤自随，为政简易，亦称是乎？”《蕙亩拾英集》记述了赵在成都时的一件性闻，看来较为可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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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清献公抃，号阅道。帅蜀日，有妓戴杏花，清献喜之，戏语之曰：“髻上杏花真有幸。”妓应声曰：“枝头梅子岂无媒？”逼晚，使直宿老兵呼之，几二鼓不至，复令人速之。公周行室中，忽高声叫曰：“赵抃不得无礼！”旋令止之，老兵忽自幕后跃出，公怪问之，兵曰：“某度相公，不过一个时辰此念息矣。虽承命，实未尝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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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颇富喜剧意味的轶闻，有很多可思索之处。赵抃对戴杏花的调戏并不粗暴出格，杏花也对赵有好感，是所谓“怜香惜玉而心动者”。当晚，赵决意跟杏花幽会，乃派老兵前去接她。不料直等到二鼓时分也不见人来，又再次派人前往催促，其情景完全就是一个正常男子在等待幽会时的躁动不安；此时的赵抃非神仙亦非圣人，是个人人都能理解的健全人。而奉派前往接杏花的老兵却是位真道学，也可能是人已年老因而对男女之事甚觉漠然，总之他根本就没去接戴杏花者，而是“蹲坑”于帘后，等待首长自己觉悟。结果，赵抃在等得不耐烦时忽然“灵魂深处爆发了革命”，将那“私字一闪念”狠斗了下去！戴杏花小姐接入廊庑中，情况又会如何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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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所有持道学的宋儒中，赵抃应该是最可信也最诚实的一位。至明清时，仍还有这样并不诈饰的人，例如曾国藩。只是此人清正得太可怕了，且其政治见解绝少人性，已远不如赵抃之“长厚清修”。从曾国藩的日记中，可看出他律己之严以及对女色的防范之严。一次，曾国藩应邀至田敬堂家作客，可能是田家女眷貌美，曾不由自主地注视了几次，回家后极感羞愧，当天日记是这样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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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彼应酬一日，楼上堂客注视数次，大无礼。与人语多不诚，日日如此，明知故犯。——道光二十一年十一月初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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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曾国藩一生行事来看，他倒是表里如一，是个潜心于道德修养的鸿儒。至于其他儒林名士，则矫情虚饰者居多，有些已带有表演性质了，如宋时杨邦乂，自年轻时起就以道学闻于士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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