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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忠襄公少处郡庠，足不涉茶坊酒肆。同舍欲坏其守，拉之出饮，托言朋友家，实娼馆也，公初不疑，酒数行，娼艳妆而出。公愕然，疾趋而归，解其衣冠焚之，流涕自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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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鹤林玉露·甲编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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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国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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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入妓家饮酒，本无大碍；就算是洁身自好，也不至于要把衣帽都脱下来烧了！还一边烧一边“流涕自责”，是不是太夸张了？像杨邦乂式的士人，因其道学面孔太过甚，以致总要引起同仁怀疑，必欲试其真伪，倒不一定是要“坏其守”。清人黄石斋也以道学闻于士林，同样有人要考察他的真伪，事在《丹午笔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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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斋）造次必以礼法，诸公心向之，而苦其拘，思试之。妓顾氏，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一日大雨雪，觞公于余氏园，使顾佐酒，公意色无忤。诸公更劝酬，剧饮大醉，送公卧室。榻上枕、衾、茵各一，使顾尽弛亵衣，随键户，诸公伺焉。公惊起，索衣不得，因引衾自覆荐，而命顾以茵卧。茵厚且狭，不可转，乃使就寝。顾遂昵近公，公曰：“无庸。”侧身向内，息数十转即酣寝，漏下四鼓，转面向外，顾佯寐无觉，而以体傍公，俄顷，公仍酣寝如初。诘旦顾出，具言其状，且曰：“公等为名士，赋诗饮酒是乐而已矣，为圣为佛，成忠成孝，终归黄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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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石斋遇到的这一试，挑战确实非常严峻！他面临的顾女乃“国色也，聪慧通书史，抚节按歌，见者莫不心醉”。而同仁诸公把情景气氛安排得如此自然和谐，全然看不出一丝破绽，好像一切都已是顺理成章之事——大雨雪之夜；醉无归；与顾女囿于一室不得出；只有一枕、一被、一褥子；开头黄曾自拥被衾，让顾女盖褥子。无奈褥子又厚又窄，不得已只好与顾女共卧于一张被子之下，而顾女已脱去内衣，黄也被人收去衣裤，两相裸卧，正是“窄巷短兵相接处，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境况：顾女在被子下面挑逗黄，黄只是说“不要这样”。四更天时，顾女又面对面以身体依偎于黄，黄仍无反应。通篇看来，黄并不粗鲁，亦较通情理。唯其与顾女裸卧就寝，听他鼻息不过数十声就已进入梦乡，终觉有悖于事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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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持道学者总要为人所怀疑，并想试其真伪？恐怕这就是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区别：大众文化要求近人情；精英文化想表达超越。当然这是指货真价实的道学家；假道学只是以此沽名钓誉而已。清代才子纪昀对道学素怀腹诽，不便公然抨击，但也不放过任何机会予以嘲弄挖苦。对那些持论迂阔的酸腐卫道士，纪昀一律戏称为“讲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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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儒生颇讲学，平日亦循谨无过失，然崖岸太甚，动以不情之论责人。友人于五月释服，七月欲纳妾，此生抵以书曰：“终制未三月而纳妾，知其蓄志久矣。《春秋》诛心，鲁文公虽不丧娶，犹丧娶也。朋友规过之义，不敢不以告。其何以教我？”其持论大抵类此。一日其妇归宁，约某日返，乃先期一日，怪而诘之，曰误以为月小也。亦不为讶。次日又一妇至，大骇愕，觅昨妇，已失所在矣。然自是日渐尪瘠，因以成痨——盖狐女假形摄其精，一夕所耗已多也。前纳妾者闻之，亦抵以书曰：“夫妇居室，不能谓之不正也；狐魅假形，意料之所及也。然一夕而大损真元，非恣情纵欲不至是，无乃燕昵之私，尚有不节以礼者乎？且妖不胜德，古之训也。周、张、程、朱，不闻曾有遇魅事。而此魅公然犯函丈，无乃先生之德尚有所不足乎？……”此生得书，但力辩实无此事，里人造言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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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微草堂笔记·卷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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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学家”的假道学面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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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道学而遭狐魅构陷，自然是纪昀所开的玩笑。但那位好“讲学”的儒生平素也假得太张狂了，以至把自己弄成了道德警察，朋友娶妾他也要从书上引录大言正论，写信指责。而这种人在夜里什么事都能干，以至该儒生一夜纵欲竟脱阳成疾！这有点像汉成帝服食了赵飞燕大剂量的春药后淫纵通宵而毙命。纪昀假纳妾者之口讽刺道学家说，一夜之间就真元大伤，是不是你在床上太放荡了？道学大师周敦颐、张载、二程、朱熹就没遇到过狐魅呀！怎么狐魅就敢找你呢？是不是你的道德还有缺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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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纪昀牵出来的道学大师朱熹，也未能免俗。朱公以“革尽人欲，复尽天理”为号召，其在儒林中的地位已近乎圣人了。然而，宋宁宗庆元二年（1196年），监察御史沈继祖纠劾朱熹十罪，其中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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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诱引尼姑二人以为宠妾，每之官则与偕行，谓其能修身，可乎？冢妇不夫而自孕，诸子盗牛而宰杀，谓其能齐家，可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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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朝闻见录·丁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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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还有诸如贪污受贿之类指斥，则似不实之辞了。平心而论，朱熹的个人品质应无大问题。只是他所鼓吹的道德律条“甚高难行”，他又持论偏激，其学说绝无人道，以至还在他的同时代，就遭致许多士人的攻讦。与他同朝为官的何澹首先就站出来指责朱的道学“文诈沽名”，请求朝廷辨其真伪。谏官刘德秀则首创了“伪学”一词以指称道学。实际上，沈继祖对朱的纠劾，源于朱与权臣韩侂胄之间的党争。但朱熹带着两名尼姑至官邸，恐不属诽谤——既已到了“每之官必偕行”的地步，当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的事；儿媳孀居却怀孕一事，好像也难以说清楚。虽属党争，但毕竟自己授人以柄，被人家抓住了辫子。当宁宗对朱作出“降级使用”的决定时，朱以为东窗事发了，赶紧“争取主动”，“深刻检查”，并对自己的严重错误进行了自我批判，骂自己为“草茅贱士，章句腐儒，唯知伪学之传，岂适明时之用！”自己也说自己的学说是“伪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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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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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50余年后，宋理宗终于发现了道学对极权统治的好处，淳祐元年（1241年）颁行手诏：决定以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朱熹五人，从祀孔子庙。从此中国又多了一群二级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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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学在读书人中煽起的禁欲主义风潮，绵延了千百年时间。其最炽烈时，产生了无数荒唐可笑的“活学活用”范例。如明代参与修撰《明伦大典》的黄绾，本是个善投机取巧的名利之徒，《明史》上说他“绾起家任子，致位卿贰。初附张璁，晚背璁附夏言，时皆以倾狡目之。”黄绾最初是仰仗张璁做了礼部左侍郎，见夏言颇受武宗器重，又改投夏言而与张璁对立。当他已钻营到礼部尚书的高位之后，竟因害怕危险而不敢出使越南！后终因贪得无厌惹恼了明武宗朱厚照，将他削职停用，以至瘐死家中。就是这么个品德欠佳、承祖荫（黄为孔昭之孙）得了官爵的人，却极爱自炫修身。他吹嘘自己年轻时如何摆脱不良影响，终于得以“成才”的故事非常精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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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而方觉其非，悔恨发愤。闭户书室，以至终夜不寐，终日不食，罚跪自击，无所不至。又以册刻“天理”、“人欲”四字，分两行，发一念由天理，以红笔点之；发一念由人欲，以黑笔点之。至十日一数之，以视红黑多寡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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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道篇·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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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类似在幼儿园给自己插小红旗和以黑笔划“×”的把戏，活画出了假道学的自欺与欺人。明清时，社会更将道教教徒修炼真身的戒条——功过格，用于道德修养。这一移植，就等于为禁欲主义提供了量化标准，兹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