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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的这一在家庭形式中的相互依附，让我们可以理解许多事实：家庭从18世纪以来成了感情与爱的一个必要场所；家庭是性经验出现的一个特殊场所；为此，性经验一出世就是“乱伦的”。在联姻机制占优势的社会中，乱伦禁忌也许是一种功能上不可或缺的规则。但是，在我们当今社会中，家庭是性经验最活跃的中心，而且，正是性经验的各种要求维持和延长了家庭的存在，因此，乱伦出于完全不同的原因，以完全不同的方式占据了中心地位。它作为被人萦怀和呼唤的对象、可怕的隐秘和必不可少的关节，不断地被人需要和拒绝。只要家庭是作为联姻机制起作用的，那么乱伦在家庭中就会被严格地禁止。但是，为了让家庭成为煽动性经验的永久中心，它还是不断地被人们需要。若是西方在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对乱伦禁忌非常感兴趣，若是大家大致上同意它是一种社会普遍性和通向文化的必经之点，那么人们也许从中发现了一种自卫的手段，它不是用来反对一种乱伦欲望，而是为了反对这一性经验机制的扩张与各种内涵。不过，在性经验机制的各种利益中，其缺陷在于忽视了法律和联姻的各种司法形式。所有社会（包括我们的社会在内）都遵循这一规则中的规则，保证这一性经验的机制（人们已经开始操纵它的各种奇异影响，其中包括对家庭空间的感情强化）无法回避古老的宏大联姻体系。因此，即使在新的权力机制中，法律也是安全的。因为这正是这一社会的悖论，从18世纪以来，这一社会发明了如此众多的不同于法律的权力技术：它害怕这些技术的影响和增多，试图用法律形式来重新规范它们。若是人们承认一切文化的门槛是乱伦禁忌，那么性经验一开始就处于法律的影响之下。民族学长期以来不断地重新阐释跨文化的乱伦禁忌理论，有助于近现代性经验的机制和它所产生的各种理论话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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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以来所发生的一切可以这样来解释：性经验的机制首先是在家庭制度的边界上（在良心指导中，在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它将逐渐地重新以家庭为中心；它可能为联姻机制提供的奇特的、最终的和危险的东西——对这一危险的意识表现在对导师们的轻率言行的批评和随后有关私人的或公共的、体制的或家庭的儿童教育的论争中——被家庭——一个与它过去在联姻机制中所起的作用相比被重新组织、紧缩和强化的家庭——重新考虑过(3)。父母、配偶在家庭中成了性经验机制的主要代表。性经验的机制在外面依赖于医生、教师，后来是精神病医师，在内部则让联姻关系双重化、“心理学化”或“精神病学化”。于是，一些新的人物出现了：神经质的女人、性冷淡的妻子、无动于衷的母亲或者受谋杀念头困扰的母亲、性无能的、虐待狂的和性倒错的丈夫、歇斯底里的或神经衰弱的少女、早熟却已虚脱的儿童、不愿结婚或冷落妻子的同性恋男青年。这些是不正当联姻与反常性经验的混合形象；它们把后者的麻烦纳入前者的秩序之中。它们也为联姻体系强调它在性经验的秩序中的权利提供了机会。于是，从家庭中不断地产生出一种要求：要求人们帮助家庭解决性经验与联姻之间这些不幸的冲突；而且，被这一性经验机制（它从外面包围家庭，把它确定为现代形式的家庭）控制的家庭，向医生、教师、精神病医师、教士和牧师，向所有可能的“专家们”没完没了地抱怨它所忍受的性痛苦。这一切好像是，它突然发现了人们让它铭记在心并不断地向它建议的可怕秘密：作为联姻的基石，它是所有性不幸的根源。至少从19世纪中叶开始，家庭就在自身中捕捉性经验的蛛丝马迹，从自身中逼出最艰难的忏悔，要求一切可能了解情况的人长久地倾听，一步步地接受无数的审查。家庭就是性经验机制中的水晶体：它看来是在传播一种实际上被它反射和衍射的性经验。通过它的可渗透性和这一向外界传递的活动，它对于这一机制来说是最珍贵的策略要素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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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没有冲突和问题。在这一方面，夏尔科无疑是一位中心人物。在一段时间里，他一直是那些充满这一性经验的家庭向其寻求诊断和照顾的医生中最著名的一个。他曾接待过来自世界各地的带孩子来的父母、陪妻子来的丈夫、陪丈夫来的妻子。他经常告诫他的学生们，首先要做的事就是把“病人”与他的家属分开。要想好好地观察病人，就要尽可能少地听病人家属的啰嗦(4)。他试图让性经验领域摆脱联姻体系，从而直接地通过一种医疗实践（其技术和自主性得到了神经学模式的保障）来对付它。于是，医学出于自身的考虑，根据专业知识的各项准则，敦促家庭把性经验作为一项主要任务和一个主要危险来关心。夏尔科多次指出过要让家庭把它带来的病人“交给”医生是多么困难，指出过家属们是如何站在那些把病人隔离开来的医院的周围，以及又是怎样不断地干扰医生的工作。其实，家属们不必为此感到焦虑：医生的治疗只是为了送还给他们一个个在性方面与家庭体系协调一致的个人。而且，这一治疗只是针对性的身体，并不允许病人用清晰的话语来自我表白。人们不应该谈论这些“生殖病因”。这是夏尔科在1887年的一天低声说出的一句话，恰好被我们时代最著名的耳朵无意中听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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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理分析进入了这一互动领域之后，极大地改变了令人不安和确保信心的方式。它一开始就会引起怀疑和敌视，因为它把夏尔科的学说推到了极端，开始在家庭控制之外到处观察个体的性经验。它没有把这一性经验涵盖在神经学的模式中就揭示了这一性经验。确切地说，它在对这一性经验的分析中质疑了各种家庭关系。但是，请看，在它的技术模式中把对性经验的坦白置于家庭主权之外的心理分析，在这一性经验的内部找到了作为其构成原则和认识密码的联姻法律、婚礼与亲属关系的混合作用、乱伦。在每个人的性经验的基础上，人们将会重新发现父母—孩子的关系，一旦一切都显示出相反的发展过程，性经验的机制将会被允许依附在联姻机制之上。性经验本性上是与法律相左的，这没有什么危险，因为性经验正是被法律构成的。父母们，你们不要害怕带你们的孩子来接受分析：它会告诉他们，无论如何，他们爱的是你们。孩子们，你们也不要过分抱怨自己不是孤儿，不要抱怨在内心深处总是一再发现母亲是自己的欲望对象，或者是父亲那至高无上的形象。你们只有通过他们才会产生欲望。由此，经过许许多多的迟疑之后，在联姻机制与家庭体系都需要加强的各个社会中出现了进行大量心理分析的消费需求。因为这就是这一性经验机制的历史中的一个基本点：它是与古典基督教中的“肉体”技术一起产生的，依赖的是联姻体系以及管理它的规则；但是，它在今天却起着一个相反的作用；正是它企图支撑古老的联姻机制。从良心指导到心理分析，联姻机制与性经验的机制经过三个多世纪的缓慢历程，相互转化，最终交换了彼此的位置；在基督教的教士守则中，联姻法则规范了正在被人发现之中的这一肉体，一开始就把它强行纳入一个司法架构中；在心理分析出现之后，赋予联姻法则以形式与生命的是性经验，它让联姻法则充满了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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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卷之后的各种研究中，我要分析的领域就是这一性经验的机制：它是根据基督教的肉体观念形成的，然后通过19世纪出现的四大战略发展起来的。这四大战略分别是：儿童的性化、女人的歇斯底里化、性倒错者的分类和人口的调节。所有这些战略都经过家庭，不过，必须看到，家庭不是一种禁忌的力量，而是性化的主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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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阶段响应的是提供“劳动力”（因此不要有任何无益的“花费”，不要浪费能量，所有的力量都要用在单一的劳动上）的需要和确保劳动力的繁衍（夫妻、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对应的是“晚期资本主义”（Spätkapitalismus）时代，其中对工薪劳动者的剥削并不要求像19世纪那样的一些粗暴的身体约束，而且，身体的政治也不需要忽略性了，或者性只限于繁衍这种单一的功能。这一政治通过它的多重管道进入受控制的经济循环之中：一种超压抑的反升华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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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性政治本质上没有实施禁忌法律，而是实施一整套的技术机制，如果这涉及的是“性经验”的生产，而不是性的压抑，那么我们必须抛弃这样一种时代划分，改变对“劳动力”问题的分析，放弃啰嗦的唯能论，后者认为性经验是因为经济原因而受到压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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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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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性经验史是以压抑机制为中心的，那么它经历了两次断裂。一次发生在17世纪，那时产生了各种主要的禁忌，人们认为惟有成人的性活动和夫妻的性活动才是有意义的，为人要求体面，必须回避肉体，对于性要三缄其口，用词要有羞耻感。另一次发生在20世纪，它与其说是断裂，不如说是一次曲线弯折的现象：这时，压抑机制开始松懈了，大家不再坚持严格的性禁忌，对于婚前的或婚外的性关系相对容忍；对于“性倒错”的非议也减弱了，法律对它们的定罪也部分取消；而且，大家在很大程度上解除了压抑男童性活动的禁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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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必须试图勾勒出这些过程的年表：性技术的发展、手段的变化及其残余。但是还有它们运作的时间表、它们传播和发生影响（顺从与抵抗）的年代表。不过这些多种多样的时间并不符合我们习惯确定在17世纪与20世纪之间的这一宏大的压抑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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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性技术的年表可以上溯到很远。我们必须研究它们是如何在中世纪基督教的忏悔实践中形成的，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们是如何在拉特兰会议以及14世纪以来获得长足发展的禁欲主义、精神训练和神秘主义强迫所有信徒进行定期的和毫无保留的坦白之中形成的。宗教改革和随后的特兰托会议的天主教教义标志着“传统的肉体技术”经历了一次重要的变动和断裂。但是，这次断裂的深刻性不应该被误解。它并不排除在良心考验的天主教方法和牧师指引的新教方法中的相似之处：各种分析和谈论“色欲”的程序以不同的微妙方式在各处确定下来。这一丰富而精致的技术从16世纪以来经过长期的理论解释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最后于18世纪末分别在阿尔芬斯·德·利古奥里的较为缓和的严格主义和维斯勒的教学法中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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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18世纪末，由于各种有待确定的原因，产生了一种崭新的性技术。说它是崭新的，这是因为虽然没有摆脱罪恶的论题范畴，但是它却从根本上避开了教会机构。经过教学法、医学和经济这些中介环节，它不仅把性变成一种世俗事务，而且还把它转变成一种国家事务。这也就是说，它使得全社会及其每位成员处于相互监督之中。此外，还因为它是按照三条轴线发展的：以儿童特殊的性为对象的教学法、以妇女性生理学为对象的医学和以自发的或审慎的计划生育为对象的人口学。“年轻人的罪恶”、“神经病”和“伪生育活动”（大家后来称这些为“致命的秘方”）因此代表着这一新技术的三个特殊的领域。毫无疑问，这一新技术在这三个领域里都简单地重复了基督教早已使用的方法：儿童的性在基督教的精神教学法中已经遭到质疑（值得注意的是，在15世纪里，一位叫日尔松的教育家和神秘主义者就写了第一篇讨论“疲软病”的罪恶的文章；到了18世纪，德克尔在《手淫论集》中逐字逐句地分析了英国牧师提出的例证）。到了18世纪，神经医学与头晕医学也开始分析曾经在良心指引和精神考验的“吐露真情”的实践中引起重大危机的中邪现象（神经疾病当然不是中邪的根源；但是研究歇斯底里病的医学却是与古代对“着魔的人”的指引有关的）。有关出生率的运动则以另一种形式和在另一个水平上改变了基督教用忏悔的方式对夫妻性关系的控制。这一可见的连续性并不妨碍主要的转变：从此，性技术从根本上被纳入医疗制度、规范要求之中，即不再涉及死亡和永久惩罚的问题，而是有关生命和疾病的问题。“肉体”突然之间转变成了机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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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变动发生在18世纪和19世纪的转折期。它还为衍生的其他转变开辟了道路。其中之一就是首先把性医学从一般的肉体医学中分离出来；它把不引起机体变化的、又能够表现出结构畸形、后天偏差、残疾或病理过程的性“本能”独立出来。海因里希·卡恩在1846年发表的《性心理变态》可以视为标志：由此开始了性对肉体的相对自律、医学与“矫形外科学”的相互关联、“性倒错”的医学—心理学这一庞大领域的开放（它取代了有关荒淫或放荡的古代道德范畴）。同时，遗传分析让性（性关系、性病、夫妻性关系、性倒错）承担起对人类的“生物责任”：不仅性可能受到各种性病的影响，而且如果不加控制，它能够传播疾病，或者遗传给子孙后代；它因此成了人类一切病理财富的根源。由此产生了对婚姻、出生和寿命进行国家管理的医疗的和政治的规划，性及其生育力必须受到管制。性倒错的医学和优生主义项目是19世纪下半叶性技术的两大革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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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次革新易于相互衔接，因为“变态”理论允许它们永远相互传承；它说明了不同疾病——机体的、功能的或心理的疾病——的深度遗传怎样最终产生出性倒错（在对裸体主义者或同性恋者的谱系学研究中，你们会找出一个古代的偏瘫患者，一个患有肺结核的父亲或母亲，或者一个患有老年痴呆症的叔父）；但是它还解释了性倒错如何使得患者断子绝孙——孩子患上佝偻病，后代得了不育症。性倒错—遗传—变态这一整体构成了新的性技术的内核。而且，它并不仅仅是一种科学性不足和过于道德化的医学理论。它的扩散面是广大的，并且深深地植根于话语之中。精神病学，还有法理学、法医学、社会控制当局、对危险儿童或处于危险之中的儿童的监督，长久以来都是用来对付“性变态”和遗传—性倒错系统的。所有社会实践都赋予这一性技术一种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深远的影响，其中国家种族主义是它的夸张的和连贯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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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心理分析在19世纪末中断了与变态的宏大系统的关系，那么它的独特观点就会受到误解。它重新利用了针对性本能的医疗技术的计划，但是它的目的在于让性本能摆脱它与遗传的相互关联，以及它与一切种族主义和优生主义的联系。现在我们可以引证弗洛伊德的规范化意愿。我们还可以揭示心理分析机构许多年来所发挥的作用。在这个有着悠久历史（远远地上溯到西方的基督教统治时期）的性技术的大家族里，以及在那些于19世纪开始性医学化活动的性技术中，心理分析直到20世纪40年代才严格地反对性倒错—遗传—变态系统的政治的和制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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