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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1 性经验史 [:1702452936]

1702453832 性经验史 第五章　死亡的权利和管理生命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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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4 长期以来，最高权力的典型特权之一就是生杀大权。无疑，它形式上源自古老的“patria potestas”（父权），它赋予罗马家庭的父亲以“操持”子女和奴隶生死的大权。他“给予了”他们生命，也可以收回它。古典理论家们所阐述的生杀大权，其生杀予夺的色彩已经大大淡化。上自君主，下至他的臣民，他们并不认为最高权力的行使是绝对的和无条件的，相反，君主只在自身受到威胁时才会行使它：它是一种后发制人的权利。是不是他受到外部敌人的威胁，他们要推翻他或质疑他的权利?真是这样的话，他可以合法地宣战，要求他的臣民们参加保卫国家的战争。他并不“直接地要求他们去死”，而是合法地“让他们去冒生命的危险”：在这一意义上，他向他们行使了“间接的”生杀大权。(1)一旦他们中有谁胆敢反对他，并且违反了他的法律，那么他可以向他的生命行使直接的权力：他会以有罪必罚的名义把他杀掉。如此看来，生杀之权不再是一种绝对的特权：它受到保卫君主及其生存的限制。我们是否一定要和霍布斯一样把它理解成每个人把在自然状态所拥有的为了保卫自己的生命不惜牺牲他人的权利让渡给君主呢?或者一定要在此发现一个与君主这一新的法律存在的形成一起出现的特殊权利呢?(2)总之，现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相对的和有限的，而古代形式的生杀大权是绝对的，但是它们都是一种不对称的权利。君主只有在行使或保留生杀大权时才会实施放生的权力。他只是通过有能力让别人死才显示出自己对生的权力。事实上，被说成是“生杀大权”的权力是“让”别人死或“让”别人活的权力。总之，它的象征物是剑。也许，我们必须认为这种法律形式是发生在一种特定历史形式的社会之中的，其中行使权力的主要是征收当局、巧取豪夺的机关、把一部分财富据为己有的权力，以及向臣民勒索财物、服务、劳动和生命的权力。这里，权力首先是获取的权力：获取东西、时间、肉体和生命的权力。它在为了消灭生命而占有生命的特权中达到了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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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38 然而，西方世界从古典时代起经历了一次权力机制的深刻变化。“征收”不再是权力的主要形式，而仅仅是具有煽动、强化、控制、监督、抬高和组织它手下的各种力量的作用的一个部件。它是一个旨在生产各种力量、促使它们增大、理顺它们的秩序而不是阻碍它们、征服它们或者摧毁它们的权力。死的权力从此也发生了变化，或者至少逐渐求助于支配生命的权力要求，并且开始被纳入这些要求之中。这一建立在君主保卫自己或要求大家保卫他的权力的基础之上的死亡，成为了社会团体确保他的生命、支持它或发展它的权力的反面。然而，没有什么比19世纪以来的战争更加血腥了，比较起来，在此之前的政体从没有对自己的人民实行过类似的大屠杀。但是这一巨大的死亡权力——也许它给予死亡一部分力量和厚颜无耻，而它正是凭借这些力量和厚颜无耻把自己的范围扩展到如此遥远——现在却成了对一种积极地管理、抬高、增加、具体控制和整体调节生命的权力的补充。战争不再是以保卫君主的名义发动的，而是为了确保大家的生存。于是，有人以人民生存的必要性为幌子煽动全体人民起来相互残杀，屠杀成为维持生存的最根本的条件。作为生命和生存、肉体和种族的管理者，许多政体可以发动许多战争，杀死许许多多的人。通过这样冤冤相报，战争的技术手段愈是趋向彻底毁灭，发动战争和结束战争的决定就愈来愈取决于赤裸裸的生存问题，今天，原子时代的情况就是达到了这一过程的终点：把人民置于一个普遍死亡的危险境地的权力成了维护生存的权力的反面。能够杀人是为了能够生存，这一原则是战争策略的基础，它也成了国家之间的战略原则。但是生存不再是君主的法律存在，而是人民的生物存在。假若屠杀是现代权力的梦想，那么这不是古老的杀人权力在今天的回潮。因为权力是在生命、人类、种族和大规模的人口现象的水平上自我定位和运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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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42 这里，我可以在另一个层面上以死刑为例。长久以来，它和战争一起是死亡权力的另一种形式。它是君主对反对自己的意愿、法律和人格的人的回答。与在战争中死亡的人相反，死在断头台上的人愈来愈少，但是，鉴于同样理由，前者愈来愈多，后者愈来愈少。既然权力的作用就是管理生命，那么导致死刑愈来愈难以执行的原因不是人道主义情感的产生，而是权力存在的理由及其运作的逻辑。如果权力的主要作用是确保、维护、强化、增加生命和理顺生命的秩序，那么它怎么能够行使它的最高特权来推行死刑呢?对于这样一种权力而言，死刑是界限、丑闻和矛盾。因此，大家只能因为罪犯的罪大恶极和无法改造才使用死刑来保护社会，而不是根据犯罪数目的庞大来实施死刑。只有那些对其他人构成一种生命威胁的人才会被依法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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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46 我们可以说“让”人死或“让”人活的古老权利已经被“让”人活或“不让”人死的权力取代了。也许这说明了近来死刑仪式的废除标志着对死亡的否定。大家对规避死亡的关心是与对我们社会无法承受死亡的一种新的担忧无关的，因为权力过程是不停地偏离死亡的。随着一个世界过渡到另一个世界，死亡就是一个世俗王权被另一个更强大的王权所取代。而围绕在这一死亡周围的豪华排场则属于政治庆典的范畴。权力对于现在的生命及其全部过程建立起了它的控制机制。死亡就是生命的界限和避开生命的时刻，它成了生存最秘密和最“内在的”所在。过去，自杀是犯罪，因为它篡夺了原本只属于君主的杀戮大权；但是到了19世纪，自杀却变成了社会学分析的首批行为之一。对此，大家千万不要大惊小怪。自杀在控制生命的权力的边缘地带展现了个体的和私人的死亡权力。这种对死亡的执著在其表现上是如此的奇特、规范和恒常，其结果又难以根据个体的特殊性或偶然性来解释清楚，它是最早引起社会震惊的事件之一，因为主导我们社会的政治权力是以管理生命为任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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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50 具体说来，这一管理生命的权力自17世纪以来发展出两种主要形式。它们之间不是正反题的关系，相反，它们构成了权力发展的两极，并且通过一种中介的关系来相互连接起来。其中第一极是以作为机器的肉体为中心而形成的：如对肉体的矫正、它的能力的提高、它的各种力量的榨取、它的功用和温驯的平行增长、它被整合进有效的经济控制系统之中，所有这些都得到了显示出“规训”（les disciplines）特征的权力程序的保证。在此，“规训”就是“人体的解剖政治”。第二极是在较晚之后才形成的，大约在18世纪中叶，它是以物种的肉体、渗透着生命力学并且作为生命过程的载体的肉体为中心的，如繁殖、出生和死亡、健康水平、寿命和长寿，以及一切能够使得这些要素发生变化的条件；它们是通过一连串的介入和“调整控制”来完成的。这种“调整控制”就是“一种人口的生命政治”。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整构成了生命权力机制展开的两极。在古典时代里建立起来的这一伟大的双面技术——既是解剖学的，又是生物学的；既是个别化的，又是专门化的；既面向肉体的性能，又关注生命的过程——表明权力的最高功能从此不再是杀戮，而是从头到尾地控制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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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54 以君主权力为代表的旧的死亡权力现在被对肉体的管理和对生命的有分寸的支配小心翼翼地取代了。在古典时代里，各种规训——小学、中学、军营、车间——得到了迅速发展。在政治实践和经济观察的领域里，也出现了有关出生率、长寿、公共卫生、居住条件、移民的问题。于是，许多不同的驯服肉体和控制人口的技术也一下子涌现出来。由此，一个“生命权力”的时代开始了。它发展出来的两个方向还在18世纪里就完全分别开来。在规训方面，有诸如军队或学校之类的机构，有对策略、学徒、教育、社会秩序的反思。它们从德·萨克斯元帅的军事分析直到吉伯尔或塞尔旺的政治梦想。在人口调节方面，有人口学、有对资源与居民之间关系的评估、对财富及其流通、生命及其可能的寿命的图解，如魁奈、莫奥、苏斯米尔西的工作。“意识形态家”的哲学不仅是观念、符号和个人感觉如何产生的理论，而且是有关各种利益的社会组合的理论，意识形态不仅是学艺的理论，而且是契约和社会团体逐步形成的理论，它构成了抽象的话语。大家在这些抽象话语中力图协调好这两种权力技术，以便形成一般的权力理论。事实上，这两种权力的联结不是在反思话语的水平上实现的，而是在构成19世纪伟大的权力技术的具体机制的形式中完成的。其中，性经验的机制是最重要的机制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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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58 这一生命权力无疑是资本主义发展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素。如果不把肉体有控制地纳入生产机器之中，如果不对经济过程中的人口现象进行调整，那么资本主义的发展就得不到保证。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要求得更多。它要求增大肉体的规训和人口的调节，让它们变得更加有用和驯服。它还要求能够增强各种力量、能力和一般生命的权力手段，而不至于使得它们变得更加难以驯服。假如像权力机构这类的庞大国家机器的发展为生产关系提供了保证，那么18世纪所发明的作为在社会机体各个层面无所不在的和被不同的机构（家庭或军队、学校或警察、个人医疗或集体管理）使用的解剖政治和生命政治概念，在经济过程及其发展和维持经济发展的力量方面发生了效应。作为社会分化和等级化的因素，它们对肉体规训和人口调节各自的力量发生了影响，保证了控制关系和霸权作用。根据资本的积累来调整人口的增长，以及根据生产力的扩展和利润的不同分配来确定人类组织的增长，从某一方面来说，这些都是由于生命权力按照多种形式和多种步骤的运作才得以可能。对肉体的塑造及其价值规定和对肉体力量的分配管理在那时都是必不可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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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62 大家知道，禁欲道德在资本主义的形成期间所起作用的问题，不知被提出过多少次。但是，在18世纪某些西方国家里所发生的与资本主义发展相关的事件，是另一种也许比这一否定肉体的新道德具有更加丰富内容的现象。这就是说，生命进入了历史（我是说人类的生命现象进入了知识和权力的秩序之中），进入了政治技术的领域。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生命与历史初次接触是从那时开始的。相反，生物因素对历史因素的压力数千年来一直存在，而且极其强烈。流行病和饥荒构成了这一属于死亡范畴的关系的两大戏剧性形式。但是，经过一个循环周期之后，18世纪的经济（特别是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产品和财富的增加快于它所促进的人口增长，从而使得这些巨大的死亡威胁得到了一点缓解；除了几起突发事件外，大饥荒和大瘟疫的时代在法国大革命之前结束了；死亡从此不再直接威胁生命了。但是同时，生命知识的发展、农业技术的改进和对生命及人类生存的监督和节制都有助于对于这一死亡威胁的缓解：对生命的相对控制避开了一些迫近人类的死亡威胁。权力和知识的机制在其组织和扩大的空间里，注意到生命的各个过程，并且着手控制和改变它们。西方人慢慢地明白了生物在一个生命世界中的含义，以及拥有一个身体、生存的各种条件、生命的各种可能性、个人的和集体的健康、大家可以调节的各种力量和一个它们在其间可以被最佳配置的空间的含义。毫无疑问，在历史上，生物因素首次反映在政治之中，生存事实不再是这个日渐出现在死亡混乱及其致命性中的不可企及的基础。它在某种程度上进入了知识控制和权力干涉的领域。这一领域不再只与法律主体有关，其中死亡是对法律主体的最高控制，而是有关各种生物，它对它们的控制必须转移到生命的层面上。这就是为生命负责，让权力直达肉体，而不是以死亡相威胁。假如我们可以把“生命—历史”说成是生命活动和历史进程相互干涉的影响，那么我们谈论“生命—政治”必须是为了指出什么让生命及其机制进入了精打细算的领域之中，什么把权力—知识变成了人类生活变化的主体。但是这不意味着生命已经完全被各种技术所控制和管理，不再规避它们的统治。在西方世界之外，还存在着饥荒，其规模比任何时候都大。也许在微生物学产生之前，人类面临的生命危险比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重大和严重。但是我们所谓的一个社会的“生物现代性”的开端，就是人类以进入自己的政治战略为目标。数千年来，人还是亚里士多德所说的：一个非常具有政治生存能力的生物。现代人是政治中的动物，他的作为生物的生命受到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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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66 这一转变有着巨大的后果。在此，没有必要强调在科学话语中产生出来的断裂，以及生命与人的双重质疑渗透与重整古典知识范围的方式。假如人的生命特殊性以及与其他生命不同的特殊性的问题提了出来，那么原因就在历史与生命的新型关系之中：在生命的这一双重位置之中，它把生命置于历史之外，作为历史的生物环境，同时又把生命置于人类历史之中，让它的知识和权力的机制渗透到历史之中。同样，也没有必要强调政治技术的增加，它由此而开始包围肉体、健康、饮食和居住的方式、生活的条件和生存的全部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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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0 生命技术的这一发展带来的另一个后果就是规范作用的重要性日渐增强，损害到法律的司法系统的作用。法律不能不设防，它最拿手的武器就是死亡。对于违法的人，它至少可以最终诉诸这一绝对的威胁。法律总是与剑相关的。但是，以对生命负责为己任的权力则需要连续的、调整的和矫正的机制。它不再让死亡在最高权力范围内起作用，而是把生命纳入一个有价值的和实用的领域之中。这样一种权力需要加以规定、估量、评价和等级化，而不是应该表现在杀人活动中。它没有必要在臣民之间和君主的敌人之间划出分界线来，它只是围绕着规范让手下各就各位。当然，我不是说法律消失了，或者司法制度趋于消失，而是指法律总是更多地作为一种规律起作用。司法制度愈来愈被整合到一连串发挥调整作用的（医疗的、行政的……）机构之中。一个规范化的社会是围绕生命展开的权力技术的历史结果。相对于众所周知的18世纪之前的各种社会，我们已经进入了一个司法衰退的阶段；法国大革命以来，全世界各种成文宪法以及重新编定和修改过的法典，所有经常性的吵吵闹闹的立法活动不应该造成错觉：这些是让一个规范化的权力广为接受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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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4 为了反对这个在19世纪尚属新事物的权力，各种抵抗力量得到了这一权力的手下——即生命和人——的帮助。从上个世纪以来，各种质疑一般权力系统的伟大斗争都不再打着回归古代法律的旗号，或者是为了实现时代交替的循环和黄金时代的千年梦想。大家也不再期望穷人的皇帝，也不要求重建古代的公正；大家的目标是重新恢复作为人的基本需要和具体本质以及实现其潜能和全部可能性的生命。不论这是不是乌托邦，大家有着一个非常实在的斗争过程。作为政治对象的生命立即被要求反对企图控制它的系统。于是，生命（而不是权利）成了政治斗争的目标，尽管政治斗争都带有权利的要求。对生命、肉体、健康、幸福、满足需要的“权利”，超越一切压抑或“异化”而发现我们所是和一切我们所能是的“权利”，这种“权利”是古典的司法系统无法理解的，它是对所有这些不再属于君主传统权利的新的权力步骤的政治反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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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2453878 在此基础上，我们可以理解性作为政治目标的重要性。性处于两条轴线的交叉点上，一切政治技术都是沿着这两条轴线发展出来的。一方面，性属于身体的规训：各种力量的建立、强化和分布，各种能量的调整和节制。另一方面，它属于人口的调节，它引起的所有后果都是关乎全局的，于是同时被整合到这两个方面之中。它引起了对身体的无穷无尽的监督、无时无刻的控制、谨小慎微的肢体定位、没完没了的医疗检查或心理检查以及一种微观权力。不仅如此，它还引起了大规模的测量、统计评估和对社会有机体及其各下属集团的干预。性同时是进入身体生命和人种生命的通道。大家把它作为规训的基础和调节的原则来使用。这就是为什么在19世纪里对性的探究会一直达到人类生存的最细微的部分。大家在行为中、在梦中追寻它，冷静地质疑它，一直追踪到婴儿期的性。性变成了个体的密码，它使得分析个体和规训个体成为可能。但是，我们发现它还变成了政治运作、经济干预（通过或抑制生育）、道德化或责任化的意识形态宣传的主题：大家强调它是一个社会的力量标志，还表现了社会的政治能量和生命活力。在这一性技术的两极之间，依次排列着一系列根据不同的比例把身体规训的目标和人口调节的目标连接起来的不同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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